一段时间以来，试图用“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方式解决公平问题的做法占了上风，但是，国际经验和过去10多年的国内经历告诉我们，“市场”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方面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以能否满足资本“ 利润最大化 ”的目标为转移。在目前社会各领域中，很多方面都还很难或者根本达不到资本所期望的利润目标——要么因价格太低而使投资者不能获利，要么因价格太高而使消费者难以企及。这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做法通常就是“撒手”，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要求“看得见的手”在这个领域负起责任来。
　　然而，“传统”的理论又常常认为：要满足老百姓社会领域的基本需求，政府必须花费占国民收入或国家财政相当比重的资金，才能达到保障民生的目标。于是，在此“不能承受之重”下，“看得见的手”也退缩了。“市场失灵”加上“政府缺位”，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了如今压在升斗小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实际上是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四座大山”）：公民走上社会，首先面临的是成家立业，于是饱受“购房”困扰；等到孩子长大，要上高中或大学了，“教育”支出又成为沉重负担；等孩子工作了，本人已到中年和老年的交接处，接踵而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再次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不用说贫困群体，从低收入群体到中等收入群体，大约70%的人都担心不已或叫苦不迭，这就是不公平给社会和谐埋下的隐患。
　　同时，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化贫富差距。这就是说，在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一部分人在穷下去。近年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中国基尼系数的快速增长提出了忠告：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上收入比较平等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社会，“在未来的25年里，……在这一混乱的变化时期，社会中的弱者有被抛在后边的危险，这会导致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增加，加剧社会压力。” 民间用“传统”的拆字方式对社会和谐的诠释很精彩：和谐之“和”，是“口”字伴着一个“禾”字，“禾”乃“禾苗”——“庄稼”，“禾”＋“口”可意会为“人人要吃饭”；和谐之“谐”，是“言”字边旁一个“皆”字，“皆”乃“都”，“言”＋“皆”可附会成“个个能说话”。和谐者，“人人有饭吃，个个能说话”也。有学者批曰：“人人有饭吃”——民生，亦即前文所说的社会公正或结果平等；“个个能说话”——民主，亦即前文所说的没有歧视和程序公正，合起来就是公平，或者说是公正与平等。老百姓盼的就是这个。可以这样说，不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就谈不上公平；而没有公平，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消除不和谐做起。对一个社会而言，“和谐”是哲学层面上的命题，是一个终极目标。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非常富裕”了，已经“很现代化”了，却很难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和谐”了。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按一般的工作思路去考虑问题，不能试图定下一套指标体系然后通过考评来说明我们已经和谐了。我们只能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找出工作中诸多不公平、不和谐的因素，然后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方法逐一设法解决。每当消除了一个不公平、不和谐因素，就可以说向和谐的目标靠近了一步，再消除一个，就又靠近了一步……但是，我们可能永远不能自满地说，我们已经和谐了，已经公平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