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日，北大、清华、南开与西南联大近百年来的学子们汇聚一堂。科学民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等被莘莘学子提及，并在他们的学术、文艺、经济等撰文中大量出现，尤为推崇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对学子们的激励和北大精神的传承。
西南联大校训激励学子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移云南昆明后，三校合作办学成立的。199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十几年的努力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发行。其序言中刊载：西南联大（1938年）在当局的催促下，第95次常委会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这一校训确是从全体师生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西南联大一年多来，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无不体现出刚强、果敢、坚忍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在以后的八年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联大人的风骨。“刚毅坚卓”也可说是联大精神的最早的一种概括。
西南联大在这种精神的导引下，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刊载：北大、清华、南开是三座久负盛名的大学，各有不同历史和各自的校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为了抗战建国事业，要培养出一批治学、治人、治事的创业之才。虽然三校领导学校的作风不尽相同，联大常委以其谦和与互让形成了和谐的集体，以其伟识与宏量发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了教授治校的体制。因之，组成联合大学后，三校关系融洽和谐并创出了新的风格，不仅难能可贵地完成了联合办学的任务，并为实行民主办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仅坚忍不拔，而且依然坚持蔡元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种灿烂的思想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至1995年，曾在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至1946年）工作、学习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先后被评为中科院院士者有153人，其中有若干位是双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并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在人文科学方面，199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评选出54名学部委员中，有西南联大教授11人。即汤用彤、金岳霖、陈寅恪、罗常培、王力、丁声树、向达、吴晗、魏建功、冯友兰、冯至，此外，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可谓人才济济，举世瞩目。”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对《教育》旬刊记者说。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记载，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学校当局抵制外力对教师聘任的干涉，在关键时刻，尽力保护学生安全。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言中写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为一所被剥夺了办学物质条件的大学，除了勉筹资金自盖了几十栋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房外，联大的其余校舍都是或租或借自各地在省的会馆和城内外的各级学校。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9年（含长沙临时大学）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但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源于此。
曾经的北大校训
2013年初，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创作《北大之歌》（刊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3年2月）：“五迁校址四易名，一路心酸坎坷多。民主科学旗帜举，俊男妙女同切磋。兼容并包纳精英，学术自由人脉和。极目燕园春色好，师生合力创新歌。”这样情之切切的诗、词、歌、赋，在北京大学的内刊中比比皆是。
在北大人心目中，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代代北大人不仅得益于这种精神，更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
张兴根说：“蔡元培老先生所处的时代为民国时期，因政治环境不容，虽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未能列入校训，但事实上，各种思想都可以在北大融会交流，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男女同校’北大开了先河，在学术自由的指引下，北大有了旁听生，蔡元培亲自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与此同时，北大创立了五公开：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浴室公开；运动场地公开；食堂公开。可以说‘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最早的校训，这在北大内部刊物中是非常多见的。”
这样的见解还有很多。北大老校友朱海涛先生，60多年前就在《东方》杂志撰文《北大与北大人》，深情追忆了不少老北大的人和事。
他说：“读书，则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
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之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北大也以“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等四任校长。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深远，说到北大，人们自然想起的是蔡元培。
“蔡元培以前，北大就是皇帝时代那套体制，可以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民主与科学开始逐步推行新的思想，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从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一代代传了下去。如今，在北大校园的蔡元培半身铜像下，鲜花不断，都是近百年来北大学子和敬仰蔡元培的人士敬献的，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敬重，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伟大。”张兴根说。
顾颉刚（现代古史辨学派创始人）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柳哲告诉《教育》旬刊记者，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似乎成了北大不是校训的校训，同时也是北大精神的深刻体现。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几乎影响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还将传承下去。
张兴根说：“民主与科学是蔡元培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再一次复兴，这些术语见诸于各大报刊、杂志。曾有一段时期，因旁听生挤占了正式学员座位，在正式学员的抗议下，校方严格管理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下发文件阻止旁听生，后来就完全恢复了原状。所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是根深蒂固的。”
1938年，西南联大组建时，一些北大教授提出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是这八个字，在此之前、之后均未被引用过，更未镌刻在校门、礼堂等处，也未被刊载在校刊、纪念册上。因此，数以万计的北大师生（在校或离校的）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八个字。只是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被人关注，四校校训并提，这八个字才为一些人所知晓。历史上，有关北大校训的版本很多，目前认同者较多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是官方认可的。张兴根谈起一些校训褪色时说：“当今一些校训褪色是缺乏对民主和科学内涵的认识，要像北大校训一样激励一代代学子，那么，就要让民主与科学的深刻内涵渗入校训中，渗入行动中，渗入史实中。”
教授应有的博大风度
在北大游学十多年的柳哲，谈起北大，情有独钟：“校训与家训一样，对于师生都很重要。校训的褪色，也与时代道德滑坡，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利欲熏心、自私自利有关。而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今天的校训，但影响很大。蔡元培在北大主校时，旁听与‘偷听’之风盛行。‘五公开’中，最痛快的是求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愧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
柳哲表示，许多名人都曾在北京大学“偷听”过，如历史上的毛泽东、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瞿秋白、冯雪峰、丁玲、柔石、杨沫、申寿生、季羡林、金克木等等，都在北京大学有过旁听的经历。他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游学的社会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北大从沙滩‘红楼’到燕园的‘未名湖’，从北大的‘蹭客’‘偷听生’，到今天的‘游学生’‘北大边缘人’，北大的旁听传统至今未曾中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有这样的风范引领，无不显示出北大校训精神力量悍然。所以，一个学校要发展，必须有本校鲜明的办学风格，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校训。”
西南联大校训激励学子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移云南昆明后，三校合作办学成立的。199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十几年的努力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发行。其序言中刊载：西南联大（1938年）在当局的催促下，第95次常委会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这一校训确是从全体师生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西南联大一年多来，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无不体现出刚强、果敢、坚忍不拔、卓然不群的精神。在以后的八年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联大人的风骨。“刚毅坚卓”也可说是联大精神的最早的一种概括。
西南联大在这种精神的导引下，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刊载：北大、清华、南开是三座久负盛名的大学，各有不同历史和各自的校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为了抗战建国事业，要培养出一批治学、治人、治事的创业之才。虽然三校领导学校的作风不尽相同，联大常委以其谦和与互让形成了和谐的集体，以其伟识与宏量发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了教授治校的体制。因之，组成联合大学后，三校关系融洽和谐并创出了新的风格，不仅难能可贵地完成了联合办学的任务，并为实行民主办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仅坚忍不拔，而且依然坚持蔡元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种灿烂的思想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至1995年，曾在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至1946年）工作、学习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先后被评为中科院院士者有153人，其中有若干位是双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并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在人文科学方面，199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评选出54名学部委员中，有西南联大教授11人。即汤用彤、金岳霖、陈寅恪、罗常培、王力、丁声树、向达、吴晗、魏建功、冯友兰、冯至，此外，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可谓人才济济，举世瞩目。”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对《教育》旬刊记者说。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记载，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学校当局抵制外力对教师聘任的干涉，在关键时刻，尽力保护学生安全。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序言中写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为一所被剥夺了办学物质条件的大学，除了勉筹资金自盖了几十栋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房外，联大的其余校舍都是或租或借自各地在省的会馆和城内外的各级学校。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9年（含长沙临时大学）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但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源于此。
曾经的北大校训
2013年初，原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创作《北大之歌》（刊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3年2月）：“五迁校址四易名，一路心酸坎坷多。民主科学旗帜举，俊男妙女同切磋。兼容并包纳精英，学术自由人脉和。极目燕园春色好，师生合力创新歌。”这样情之切切的诗、词、歌、赋，在北京大学的内刊中比比皆是。
在北大人心目中，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代代北大人不仅得益于这种精神，更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
张兴根说：“蔡元培老先生所处的时代为民国时期，因政治环境不容，虽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未能列入校训，但事实上，各种思想都可以在北大融会交流，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男女同校’北大开了先河，在学术自由的指引下，北大有了旁听生，蔡元培亲自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与此同时，北大创立了五公开：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浴室公开；运动场地公开；食堂公开。可以说‘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最早的校训，这在北大内部刊物中是非常多见的。”
这样的见解还有很多。北大老校友朱海涛先生，60多年前就在《东方》杂志撰文《北大与北大人》，深情追忆了不少老北大的人和事。
他说：“读书，则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绝对将你当作北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
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之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北大也以“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等四任校长。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深远，说到北大，人们自然想起的是蔡元培。
“蔡元培以前，北大就是皇帝时代那套体制，可以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民主与科学开始逐步推行新的思想，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从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一代代传了下去。如今，在北大校园的蔡元培半身铜像下，鲜花不断，都是近百年来北大学子和敬仰蔡元培的人士敬献的，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敬重，就是因为他的思想伟大。”张兴根说。
顾颉刚（现代古史辨学派创始人）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柳哲告诉《教育》旬刊记者，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似乎成了北大不是校训的校训，同时也是北大精神的深刻体现。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几乎影响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还将传承下去。
张兴根说：“民主与科学是蔡元培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再一次复兴，这些术语见诸于各大报刊、杂志。曾有一段时期，因旁听生挤占了正式学员座位，在正式学员的抗议下，校方严格管理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下发文件阻止旁听生，后来就完全恢复了原状。所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北大是根深蒂固的。”
1938年，西南联大组建时，一些北大教授提出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是这八个字，在此之前、之后均未被引用过，更未镌刻在校门、礼堂等处，也未被刊载在校刊、纪念册上。因此，数以万计的北大师生（在校或离校的）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八个字。只是近年来由于西南联大被人关注，四校校训并提，这八个字才为一些人所知晓。历史上，有关北大校训的版本很多，目前认同者较多的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是官方认可的。张兴根谈起一些校训褪色时说：“当今一些校训褪色是缺乏对民主和科学内涵的认识，要像北大校训一样激励一代代学子，那么，就要让民主与科学的深刻内涵渗入校训中，渗入行动中，渗入史实中。”
教授应有的博大风度
在北大游学十多年的柳哲，谈起北大，情有独钟：“校训与家训一样，对于师生都很重要。校训的褪色，也与时代道德滑坡，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利欲熏心、自私自利有关。而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今天的校训，但影响很大。蔡元培在北大主校时，旁听与‘偷听’之风盛行。‘五公开’中，最痛快的是求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愧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还可以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认真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下一堂课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
柳哲表示，许多名人都曾在北京大学“偷听”过，如历史上的毛泽东、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瞿秋白、冯雪峰、丁玲、柔石、杨沫、申寿生、季羡林、金克木等等，都在北京大学有过旁听的经历。他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游学的社会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北大从沙滩‘红楼’到燕园的‘未名湖’，从北大的‘蹭客’‘偷听生’，到今天的‘游学生’‘北大边缘人’，北大的旁听传统至今未曾中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有这样的风范引领，无不显示出北大校训精神力量悍然。所以，一个学校要发展，必须有本校鲜明的办学风格，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