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央视报道北京一位医生，在高铁上通过心肺复苏成功抢救一名猝死年轻男子，医生在全程护送病人去医院后表示，一路上在高铁、车站等人群密集场所均未发现配备有AED，否则不用费那么大周折。
　　这个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他正好遇上了一位热心的医务专业人士，更多的人恐怕不会有如此好运。面对一个突然倒地不起的病人，大多数路人即便有心出手相助，也苦于不懂医术而不知所措。此时此景，如果能在附近公共场所找到一台现成配置的供非专业人士使用的AED，情况或会大不相同。
　　所谓AED，全名为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主要用于猝死患者的急救。AED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自动分辨是否由室颤引起的心脏骤停，如需除颤，它会自动放出高能量电流到病人心脏，电击除颤，自动完成抢救。
　　今年2月，北京的一位唐医生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成功抢救美国游客的事迹传为美谈。据唐医生介绍说，当时事发突然，老太太倒在距自己10米远的地方，颈动脉已经没有搏动，呼吸也已停止。在跟家属说明自己是来自中国的急诊科医生，征得家属同意后开始做胸外按压。大约按压了10分钟左右，就有人拿着AED过来。除颤之后，患者慢慢恢复呼吸。当媒体把焦点集中在赞美“中国好医生”时，唐医生表示，应该由这件事关注到中国目前的急救现状，尤其希望能提高大家对AED的重视。
　　心脏病突发事件在中国越来越多。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每年有50多万左右，居全球各国之首，其中中青年不在少数。在猝死患者的急救中，AED的使用，能极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实际生活中，因AED的缺失而延误抢救时机的案例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也使我们对公共场所不该缺席AED配置深感遗憾。
　　个体突遇身体不适而在公众场合意外死亡，看似纯属个人私事，其实此类案例的频繁发生，不但大大提高社会发展成本，也会因遇急无人救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疏离感，而为公众尽可能提供一切必需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健康安全地生活，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资料表明，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实行“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在美国的公众场所安置AED，要求在10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并通过对普通民众的训练，在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时可以最快进行现场除颤。日本于2004年开始在人口密集场所推广配置AED，平均每10万人约有234.8台。中国的台湾地区则更早一些，从2000年推动实施AED计划，迄今全岛AED配备总数约4000台，每10万人17.4台左右。
　　相比之下，时下AED在我国的普及率非常之低。大多数人不知AED为何物，懂得使用的人更少，在街头急救的使用率近乎零。曾有报道说，北京机场从2006年就开始配备有若干AED，但遇到突发情况时，却必须找到工作人员才能从封闭的装置中取出使用。也有报道说，上海世博会期间曾配置过少量的AED。为了核实这一报道，我询问过不少当年去过世博会的上海人，他们都不清楚事实究竟如何。
　　实际上，如同有专家说的那样，AED犹如相机中的“傻瓜机”，是给非医务人员使用的。在AED随处可见的美国，美国心脏学会在社区训练中心开展AED的培训课程仅需三四个小时而已。由于心脏除颤复苏越早越好，每延迟1分钟，人的生存率就会下降7%-10%，所以如能在公共场所配备到位，将大大降低心跳骤停的死亡率。
　　一般AED都配置在机场、地铁站、大型体育场馆、购物中心、商厦、博物馆、会展中心等人口流动频繁的场所。时至今日，AED仍然在我们的公众活动场所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莫大憾事。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率先在公众场所配备AED，是建设以人为本合乎国际规范宜居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落实五中全会提出的“健康中国”基本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何谈城市宜居。
　　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布局配置AED，是公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需之举，政府理应从长计议，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同时要倡导慈善爱心人士出手相助。作为第一步，应该先为推广AED加强舆论宣传，加快立法推进，为最终普及AED急救知识做好准备。值此不少地方酝酿出臺“好人法”之际，为AED大声疾呼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