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是一篇考辨性质的游记,东坡先生夜泊绝壁之下,通过实地考察,探究出石钟山得名的原由,对“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的虚妄行为表示了鄙视,并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轻率行为提出了批评,体现出东坡先生的惟实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文章的结尾东坡先生这样写道:“郦道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言下之意是:士大夫因为缺乏求实精神,所以只能“臆断其有无”,而不能求得石钟山得名的真正缘由;渔工水师虽然能够实地观察,耳闻目睹,但由于他们不能作文,所以石钟山得名的真正缘由亦不为更多人所知。而郦道元当年泛舟于鄱阳湖中,亲自考察了石钟山,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大概与东坡夜泊绝壁之下的见闻相同,只是记载得不够详细,以致让后人生疑。
　　但是,考之以史实,东坡先生的这种说法与历史不符。
　　《水经》是三国时期一部水利方面的著作。北魏的郦道元给《水经》做注其实是以《水经》为基础而进行重新创作,从而让《水经注》成为名垂后世的经典之作。《水经注》所记述的河流的范围是以汉朝的版图为基础的,也涉及域外如朝鲜、印度和中南半岛上的一些河流。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其时正是政治上南北分裂,军事上相互攻伐的时代,而且南北方内部也不断进行着政权的争夺和更替。郦氏是北方的世族,他的家族世代在北朝为官,由于其时政治上的分裂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郦道元从来没有到过秦岭—淮河(当时北魏与南朝的分界线)一线以南,当然更没有到过域外的朝鲜、印度和中南半岛,《北史·郦范传》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所以,从历史事实出发,我们认定郦道元根本就不可能对石钟山作实地的考查。
　　那么,郦道元何以知道范围如此之广的河湖分布状况呢?
　　据史载,郦道元是一个治学相当审慎的学者,为著《水经注》,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搜寻工作。他的资料来源大致有这样三条途径:
　　其一,他出生于北方,并在北朝为官,少年时曾经跟随孝文帝出巡大漠,后历任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鲁阴等郡太守,东荆州刺史等地方官,并三次持节出巡,到过北疆、南梁、吴中(以上各地均在北魏统辖区域内)。在《水经注》自序里面,郦道元说:“访渎搜渠,缉而缀之。”他对自己足迹所到之处的湖泊分布和河流状况,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其二,他选择了当时比较可靠的地理类著作,听取了比较真实可信的见闻。比如对巴东三峡很有特色的描述:“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郦道元并未到过三峡,但他对三峡四季景物的变化做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描绘,这主要是因为他阅读并借鉴了东晋袁三松《宜都散记》里的相关内容。袁三松曾任宜都太守,目睹了三峡的秀美风光,其著作的可信度非常高。
　　而对《水经》中朝鲜半岛上浿水东流入海这一错误的纠正,依据的是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出使北魏的使者的口述:“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余访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阳。其水西流径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汉武帝置。而西北流。”(《水经》卷十四)根据“蕃使”的讲述和对相关史料的推测,确定浿水向西北流入海,而不是东流入海。
　　其三,郦道元翻阅了大量比较权威的地理文献和图表资料(主要是国家藏书),还搜集了一些难得的信件和碑碣铭文,进行核对筛选,去伪存真,然后潜心著作,终成巨著。对于南方河流基本状况的描述,大都是通过这条途径(当然也可能有第二种)搜寻材料的。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郦道元从来也没有到过南方(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所以他的关于石钟山的描述之材料不可能来源于第一种途径,关于石钟山的相关叙述,其资料可能是通过第二种或第三种渠道获得,因缺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记载,我们不敢断言,但说他亲自考查,“见闻”了石钟山,有史为证,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正应了一句名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名人也是会有失误的。但是,不惟书、不惟上、不惟众,只惟实的精神,也是那些名人毕生所追求的。
　　笔者提出疑问,供大家参考。想来,东坡先生在冥冥之中也会支持我们的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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