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很少听到“乡愁”，“返乡下”倒是听得多。香港以外，几乎整个中国内地都属于北方，这也是我来香港之后才知道的。
　　余光中在《登楼赋》中写自己旅美的体验：“你踏着纽约的地，呼吸着纽约的空气，对自己说，哪，这是世界上最贵的地面，最最繁华的尘埃……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水桥和陆桥，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寸的两个寂寞。”香港地贵桥多，比纽约还好的是，这里是华人社会，而且往内地交通畅达，仅仅只需两三小时。说到殖民历史，台湾的日据时期长达五十年，香港在三年多之后就被英国人接手了。
　　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中，说二十世纪是中国人失败的世纪，人们处于流离状态，成了精神上的孤儿。相对于台湾一海分隔几十年，内地兵荒马乱几十年，二十世纪的香港是个好世界。可是，香港几十年来抱怨的人和事，偏偏全都来自内地，所以就像董桥先生，认为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也要到“精致文化传统”中去寻，中国文化里不精致的太多了，从酱缸里头掬清泉，不容易；对内地产生浓浓乡愁，更不容易。
　　幸好乡愁不仅只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文化上的，最高一层是精神上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家园。海德格尔也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在香港，乡愁既不托于哲学，亦非诗歌，而是藏在与古中文息息相关的粤语音调中，在自给自足而生的以香港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传统里。时间上怀乡，就是香港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文化上怀乡，就是曾经街坊邻里的生活；精神上怀乡，那也不会追溯到中原大陆，而是上个世纪白手兴家的豪情；怀乡，统统都在我城的时空轴上进行。
　　同样是岛屿，台湾的怀乡有些不同。1950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作家，创作了不少思乡的文章，余光中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几乎每一个香港的中学生都读过。如今，台湾的纪录片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聚焦的正是这一批有乡愁情怀的作家，包括前面这两位，还有王文兴、杨牧、周梦蝶和郑愁予，共六位。其中除了杨牧的家乡是在花莲，其余五位都是童年在大陆度过，少年时期到台湾便一直留在了那边。
　　《他们在岛屿写作》是对作家们精神故乡的探测，镜头追溯作家意气风发的岁月，寻找文字之间所透露的“故乡”的信息。王文兴喜孟郊的音韵世界。余光中爱乡愁里的逍遥游。郑愁予追求的不是实体的故乡而是自由。周梦蝶的家园是佛。林海音是北京与台湾之间的跨界作家。在杨牧的记忆中，花莲的灯塔永远都在那个海边。失落了的故乡，应该去哪里找回来？《他们在岛屿写作》提供了示范。
　　对中国传统，想说爱不容易，王文兴恐怕是六位作家中态度决绝的一位了。他生于1939年的福建，七岁到台湾，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家变》和 《背海的人》，另有短片小说集《十五篇小说》。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以破解密码的方式，逐步接近他的作家世界。其中却并没有任何与大陆相关的童年回忆。谈到受影响的作家，他说的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举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说到完美的文体，他欣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并提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短篇小说的典范。镜头跟随他故地重游，他不是去福建，而是去了童年时的住所纪州庵。就连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求学生涯，他也是带过。
　　纪录片中有一组拍摄他独自写作时的镜头。家中没有人，摄像机也应该是没有人操作，留在书房外。画面呈灰白。他在稿纸上击打，又撕碎纸片，就好像在与文字的含糊性殊死搏斗一样，是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根据他自述写作规律的书写，小说一天写三十五字。那一方稿纸正是属于他的岛屿。
　　《家变》全文十六万字，历时七年，讲述的是儿子与“家”之关系的变化。大学助教范晔，对于父母恶言相向，父亲离家出走。在等待父亲归来的过程中，范晔回顾了童年：曾经以“家”为避风港，接近家的时候不知为甚么突间想到家可能已经不在，“在他离家的时候可能遭逢了场巨火，已成为平旷，他迅速向前奔跑，想看个究竟。他奔冲途中跌了两次跤。”直到小说结尾，父亲也是没有回来的，儿子彻底与之决裂了。至《背海的人》，王文兴更进了一步，藉小说人物“爷”的境遇谈到人的“放逐”：“而爷就极其喜欢被放逐！放逐是反而得使爷感到自由無牵，一身畅快不绁。放逐在过去的时候是迫害的代名词，在二十世纪则殊属可能变成自由的代名词了。”在放逐中获得自由，亦不失为确认精神家园的方式。
　　王文兴在纪录片中大多一个人出现，所做之事与其他作家均不同。他出现在公交车站，手里拿的是最喜爱的孟郊的集子，上面有反复作注的痕迹。他朗读自己的小说，配上爵士乐队的现场击打，呈现的是他文字间立体化的音韵艺术。跟随纪录片提供的二十余条线索一路下来，就可发现，王文兴的岛屿，是偏离现世最远的文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