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我在纽约证交所交易大厅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才一年，创业者兼软件工程师马克·安德森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上市了。网景的发行价为28美元，上市半天就已飙升至74.75美元。当天收盘时，这家公司的市值接近30亿美元。互联网热潮拉开了序幕。
　　那时的交易大厅让人头晕目眩。随着投入互联网公司的资金涌进市场，美股估值高歌猛进。在交易大厅的每一天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经纪人忙碌地穿梭在交易柜台之间，参与进这个延续五年的牛市之中。
　　纽交所修改公司上市资质规则后，市场进一步得到提振。这些调整让新时代的科技初创公司首次有机会进入股市，它们和此前200年上市的那些公司不同。虽然21世纪初互联网热潮消退，但活下来的那些公司都变成了科技巨无霸，也成了如今蓝筹股指数的基石。差不多25年前，我作为实习生进入纽交所，现在我成了这家交易所的负责人。如今的上市公司数量比那时少，但它们的整体价值远比那时高。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纽交所上市股票的总市值增长了两倍，从1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

消费者的市场

　　个人投资者从股票价值的显著增长中获益了吗？他们的收益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如今公司接触到公众资金前所等待的时间比以前长得多。对于股价一飞冲天的公司，在公开市场上能买到它们的股票时，其股价体现的已经是上涨后的市场估值。
　　在科技公司推动新一轮创新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又一个牛市。爱彼迎、优步和“WeWork”等“独角兽”都大胆地颠覆经营模式，以便满足寻求更灵活按需服务的消费者和企业。这些独角兽想用自己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运营，那就是由它们做主。
　　在许多情况下，这都会让一家有抱负的初创企业走上阻力最小的那条道路。私募资金充足，它们获得资助时承担的监管义务和受到的审核都较少。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个人投资者必须等待。
　　为确保今后的资本市场和过去一样繁荣，交易所就得做好工作，将企业家精神导入今天的创新型企业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2019年，我们应该想办法减少那些阻碍公司上市的障碍，同时也要避免互联网泡沫的陷阱。
　　以Spotify为例。这家流媒体音乐平台于2018年4月在纽交所上市，这是个广为人知、资金充裕而且业务遍及全球的品牌。它不需要融资，但它想获得上市公司的其他好处，包括为早期股东，也就是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埃克的梦想投入资金的人提供变现途径。
　　传统IPO对他们来说绝不合适。受Spotify首席财务官巴里·麦卡锡启发，我们的团队和麦卡锡共同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对上市规定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调整，因为这些规定可能束缚了该公司的手脚。经过12个月的努力，我们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修改纽交所上市规则的新建议。这个过程很复杂，但值得等待。
　　Spotify成为第一家受益于这些改革的公司，它绕过了传统的IPO路演，以民主化方式透明地介绍自己的愿景。然后，采用我们称之为纽交所大厅直接上市的方式，Spotify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了相同的渠道。这支股票顺利开盘。尽管Spotify开创的道路可能并非人人适用，但其他公司或许可以选择效仿它的做法。
　　今后一年我们还会看到上市公司监管机制的加速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带来了严格的责任制标准。考虑到十年前金融市场的崩溃，这样的反应很有必要。但现在我们还应该用上在此期间汲取的经验。今后的重點应当是通过更智能、程度更恰当的监管，帮助更多非上市公司向普通投资者开放其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