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与祖父母在鲁北乡下,很小便被祖父送进了学堂。祖父上过私塾,能读书看报,在村里老一辈中,俨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两双儿女又都大学毕业,算真正的知识分子,想来便对我亦颇怀希望了。
　　五六岁得开蒙,因年龄太小,只能就读类似今天学前班的“公读班”。那年月,小学是八岁入学,我便显出了小。恍忽记得刚入“公读班”时,我的裤裆尚敞口。不过那年月人纯朴,乡村的孩子更混沌,我以开裆裤昂然行于大哥哥大姐姐之间,全无半点羞涩,坦然异常。有一件事,至今记忆清晰,一次我被一位高年级的女生逗惊了,追得她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女厕所。虽是圣人故里,讲“男女授受不亲”,她却高估了我受圣人洗礼的程度,因为我也毫未犹豫地冲了进去,她一惊,继而大笑。
　　因为小,在“公读班”似乎上了两三年,学得也早忘了,但肯定比如今的幼儿园浅。坐在教室里听从高年级教室飞出的读书声,觉得很羡慕。“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今日回忆起来像念经,当年于我却是天籁。好容易熬到了年龄,成了正式的小学生,但没等读上“秋天来了……”便迎面撞上了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耳闻加之阅读和看相关的影像资料,才发现我其实挺幸运。仅我妻子上学时,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冲进厕所,就可略知她因家庭出身问题所受的欺辱。乡村的文革,更多的是游戏的味道。遇到最血腥的事,是村里一位镇中学的老师被打伤。据说,他是被抬回来的。全村人都去看望他,我们也去凑热闹,但因人太多,没能看到他的惨状。不过时间不长,就见他在村里溜达了。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是邻村的战斗队排队从我们村过,领头的俩人,一人拎把大刀,一人扛根烧锅炉的铁通条。剩下的事则是趣味多于其它了。参加过红小兵战斗队,一队在教室里,一队在屋外。屋门关着,双方透过门上的小窗,互相喊着革命口号,之后外面的战斗队向屋内冲。外强内弱,外面的队呼拉一下冲进来,之后却各自回家吃饭去了。而唯一一次入户收缴“四旧”,我却正躺在炕上发烧。眼见我的革命战友进了屋,先对我表示了一下关心,又客气地对我祖父道:“二爷!(全村同宗,祖父在家排行老二)您家里有‘四旧’吗?”祖上的牌位已被祖父劈了,革命小将有些失望,又不甘心,瞥见墙上贴的《武松打虎》四屏年画,觉得该算在“四旧”之列,便三两下揭了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给老师写大字报,当然是平时最严厉的老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实在是人性的一大弱点。但书未念,词便贫乏,一张大纸,写几句打倒、火烧之类的话就没词了,只好大笔一挥胡乱涂些乱草状,权充火烧了。一张大纸也就糟蹋了。然而,没几天,见到那老师,我们仍然避之唯恐不及。
　　懵懵懂懂地回到都市继续小学生涯。虽然都市的文革也不再惨烈,但因我们这届学生是两届合并,故人多教室少,基本都是半天课。还有学农,小小年纪背着自己打的背包步行三个多小时,并分小组住到老乡家里,吃同学帮老师熬的大锅饭。对今天的孩子讲,差不多可以算是忆苦思甜了。
　　中学和高中的生活,依旧轻松散漫得发飘。那时的教育是以摧毁“旧教育”为己任,“旧教育”培养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是对学生身心的摧残。于是,“读书无用”深入人心,我们也真的认为无用了。那时,考试一律开卷,还不时进工厂下农村。对进工厂和下农村我们充满热情,进工厂,能顶一个学徒,下农村也顶小半个劳力。结果,四体倒是比今日的学生灵活许多,不过稻黍仍未分清几种,而塞在书包里的书却真的无用了。以至后来,当我的儿子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时,他的数学我早已无法辅导。1976年,我升入高中,历史的惯性把读书无用继续推进着,两年的高中生活,我们仍处于懒散无序的状态中。即使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绝大多数同学,还抱守着“读书无用”自以为是,而不知历史正在给我们一个可以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直到1978年初,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为高考进行了文理分班,我们才似鸭子一般被填进了一点东西。
　　在初高中的五年里,我最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画画和买小人书。我中学阶段的课本、作业本早已荡然无存,泛黄的速写本却存了一大摞。那一段时间,我一直痴迷于画画,书包里整天塞着速写本,教过我的老师几乎都被造像,其中一帧历史老师的画像得到广大同学的认可。班里的板报也因为我,一直是学校最出色的。多年后,遇到一些中小学的老师和同学,还会问:“还画吗?”
　　挺小时,父亲曾有三本画册,一本俄罗斯伟大画家列宾的画册,一本中外文学作品插图画册,一本似乎是战争期间老画家们的画册。三本画册很精美,也是父亲的藏书中我翻看率最高的三本,但后来都不知所终。前两年买过一本《激情时尚——70年代中国人的艺术和生活》,书中几乎收齐了文革中颇有影响的画作,那些画当年曾令我百看不厌,而其中许多作者已是今日画坛的巨擘。除了父亲的画册,当时,满街的漫画也让我乐不可支。出于对绘画的酷爱,使我对所有的图形充满了兴趣。在那个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岁月里,革命浪潮一浪推一浪,漫画作为一种快捷的表达方式,充斥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也就时常有机会当街临摹路边悬挂的各种漫画。有赫鲁晓夫、柯西金之流的丑态;有林秃子、孔老二的嘴脸……粉碎“四人帮”后,学校搞宣传,因为当时学校没有美术老师,我自然脱颖而出担当此重任,用四开图画纸画了好几幅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并被悬挂在校园内,也成为我的最高艺术成就。当年,条件简陋,买支绘图铅笔都算奢侈,我只是一个破夹子,夹上几张破纸,那纸多是废旧油印材料的背面。可惜了,那些珍贵的艺术临摹品如今也早尽失。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买小人书。在一个无书的年代里,我拥有的只有小人书。我省下每一分钱,用来购买小人书。对于当年偶尔上架的长篇小说我也有兴趣,但终究一本小说的价格还是让我很难承受,而小人书的图文并茂也更容易激起我的购买欲望。那时,我去新华书店的快乐胜过今日许多人去歌厅。文革后期那段时间出版的小人书,我基本上都买齐了。我将它们包上皮,编上号,最多时我坐拥近三百本。以今日的市场价计,也是一笔“小”菲的财产了,可惜只剩了寥寥二三十本。
　　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文理分班,我进了文科班。我进入文科班的理由是因为我真的喜欢文科,又真的讨厌理科。我对理科的讨厌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以至在高考复习的冲刺阶段,竟放弃了数学,虽然老师苦口婆心为我阐明这种作法的可怕后果,我却始终不为所动。当然,后果也是必然的,虽然我以文科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孤独一枝地好歹够到了分数线,却终未跃过龙门。那年,我的数学只得了11分。因为我那个愚蠢的选择,我把自己扔在了大学的门外,也结束了我的求学生涯。如今虽然懊悔,却总是无奈。有时想起只是觉得非常对不起曾对我满怀希望的祖父。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东区82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