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生存困境
　　萧红曾经说过“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只因为我是个女人。”萧红对当下女性生存的困境有清醒自觉的意识。在小说《生死场》中，萧红着墨最多的女性“王婆”就集中体现了萧红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
　　首先是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在小说《生死场》描绘的乡村中，男权对女性是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小说里金枝与成业的恋爱到婚姻，可以说就是一部完整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历史，婚姻是开始意味着女性自我的丧失和对男性权利的屈服。包括对女性生产状况的描写，都是将男女两性放在相对立的两面，并且将弱势的女性一方的悲惨、惶恐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一个国家中，女性服从于男性，而在一个家庭中，妻子也是要臣服于自己的丈夫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丈夫从一而终和顺从是妻子应尽的义务。”但几乎所有女性对这种情况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而“王婆”则以女性异类的身份，不仅清醒地认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倒性统治，更对自身生存困境进行自觉抗争。所以王婆此时对男性话语权的反叛显得尤为可贵。“狗，到底不是狼……”，这是小说中王婆对自己第三任丈夫的评价，以狗为喻体，表达了自己对赵三的期望落空时对他的失望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王婆对赵三的当面讽刺无疑是对男权中心的公开反叛，是对女性自我生存困境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抗争的结果。
　　其次是女性与传统社会的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女性不仅应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成婚姻的蜕变，更应该践行“一女不嫁二夫”的行为准则。在小说中，女性生存困境还表现为女性与传统社会价值的对立。小说中的金枝可以说是一个对自我生存困境有朦胧意识但抗争失败的例子。金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成业相恋，与野外偷情，力争与成业成婚。这是对自己不能争取个性自由的困境的清醒认识，但金枝最后却不得不在婚后屈服于成业的男性统治。与之相反的是王婆，从第一任丈夫的家庭暴力导致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到第二任丈夫去世，王婆离开已经成人的女儿改嫁第三任丈夫。王婆始终关注的是“我想要什么”，而不是“社会允许我做什么”。封建文化不仅剥夺了女性行动的权利，也剥夺了女性话语的权利，使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天灾人祸的灾难，承受着精神肉体的苦难，更主要的是她们的生命无价值、无意义的被摧毁，取消了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资格，她们只是作为一种“类人”而存在。“王婆”则以清醒的姿态对女性的生存困境作了自觉地抗争。
　　二、启蒙意识的反思
　　根据季红真先生的说法，《生死场》的主题是描写“麻木的愚夫愚妇们。终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中惊醒了，他们奋起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中。”《生死场》主要通过描写东北黑土地上几个农村家庭的生活场景，展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图景。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的残酷压榨，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是在小说后半部分，更是描写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利入侵东北，让原本已经生存困难的东北农民雪上加霜。人们不仅要背负原本的贫穷困苦和自然灾难带来的痛苦，更要承受日本军人的残酷剥削和杀戮。在无路可走之际，农民们走上了反抗、革命的道路。最后也以落败告终。
　　小说中对农民革命起义其实是做了间接的描绘，但也通过“王婆”的形象，表现了作者自己对启蒙本身的反思。农民们对革命的道路和革命的方式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对革命本身，也是盲目的。从跟随“人民革命军”到跟随“红胡子”，再到抛弃“红胡子”再相信“人民革命军”，以李青山、赵三为首的农民革命军们，对革命的方向和方式都是在迷茫中的探索。并且最后革命失败后，更多的人是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抱怨。“王婆”这一形象就典型地体现了萧红对于启蒙本身的反思。革命过程中必定会有死伤，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自己身边时，对革命没有清醒认识的民众会对革命本身产生怀疑和逃避，“她想那些东西若被搜查着，日本兵的刺刀会刺通了自己。她好象觉着自己的遭遇要和女儿一样似的”。当李青山等人“革命”失败后，赵三提议：“那么再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吧！”“王婆觉得赵三说话和孩子一般可笑。”在王婆身上集中体现了启蒙的失败导致的对革命自觉意识的缺乏。
　　并且萧红在小说中对农民革命给出了这样的直接描绘：“爱国军”从三家子经过，张着黄色旗，旗上有红字“爱国军”。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农民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们对农民的启蒙和领导。正是这种领导的缺失，让农民们对自己参与的革命没有正确清醒的认识。这样一来，小说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便形成了。农民革命并不是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自觉而坚定，对农民的唤醒和启蒙也并不是像启蒙者们自己所想的那样成功、有效。
　　三、生命悲剧意识
　　首先是对“死”的思考。海德格尔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死之间的存在”。生存与死亡问题是文学表现的永恒母题。萧红的一直善于对死亡的问题的进行关注思考。在《生死场》中，更是将对死亡的思考提升到新的高度。《生死场》这一小说，更是从小说题目便揭示了萧红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在小说中，萧红将在时间的轮回中生活着的病态村民的生存状态在“生”与“死”的隐喻中透视出来，以生动的笔调写出了东北黑土地上农民在生与死之间艰难挣扎的生存状态。
　　小说里，“王婆”是贯穿每个家庭的人物，也是最多经历和见证过死亡的人物。王婆亲手送老马走向死亡，还见证了自己女儿小钟的死、第一任丈夫的死、儿子的死、月英的死，甚至还有“王婆”自己的死。她是农民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见证着也是参与者。但她却表现出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在死的边缘向生的挣扎。对生的艰难有清醒的认识，却不肯轻易放弃生的希望；被死亡环绕，却不肯轻易向死亡低头。究竟什么是悲剧？着力于表现出社会本质上矛盾的意识形态，就是悲剧。所以“王婆”给我们呈现的就是死亡无可避免，生存艰难困苦，却又不得不生存的一种生命悲剧。
　　其次是作品体现出的生命的荒凉感和幻灭感，以及生命事件的偶然性。这是与作者萧红对死亡的看法无法分割开来的。萧红的作品充满了荒凉感和幻灭感。这跟她在作品中渗透着对死亡的思考分不开。对死亡的清醒认识和对生命悲剧的自觉抗争，让萧红在作品中对生命偶然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生命具体事件的偶然性，实则体现了整个生命悲剧的必然性。王婆的女儿小钟的死是一次偶然事件，第一任丈夫的死、儿子的死看起来都是偶然事件，但深究起来，在那个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生的意志和环境的压迫使生命的泯灭成为了一种必然的事件。所以在小说《生死场》中，透过对生命事件的偶然性的描写，凸显了悲剧的必然性，作品总是萦绕在一种荒凉感和幻灭感中。“生死场”作为生命形态的隐喻，其标题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并且这种悲剧意味贯穿萧红的整个创作。在生命哲学中，荒凉和幻灭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更是对生命困境的哲学体验。生命在这里得到了最极端最凝重的体悟，它会凸显出生命原初的底色。
　　结语
　　通过“王婆”这一形象的塑造，作者萧红在小说《生死场》中表现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和体悟。对于女性的生存困境问题，萧红表现了清醒的认知和自觉的抗争意识，这也是众多女性主义研究者青睐萧红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萧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过程和启蒙本身的反思，这对于一个启蒙者来说无疑具有超前意识，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反叛。而小说对生命悲剧的表现，则体现了作者对于生命本身的形而上思考，有浓厚的哲学意味。通过对这三个重要方面的反思，作者完成了她在小说《生死场》中的人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