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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22点40左右，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三年级学生张乃健从学校中心教学楼13层的厕所跳楼自杀。
将近1个小时之后，有人在教学楼西北角的过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跳下去的窗户前放着一把椅子，好像是在那里坐了一段时间才跳下去的。”中心教学楼值班的保安对《隙望东方周刊》说。
如同其他关于学生自杀的新闻一样，张乃健自杀的消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映，甚至连同一学校的人，都很少知道。
幸运的获救者
北京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贺亚兰介绍，22岁的张乃健家在河北廊坊，2001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3月因为学习成绩原因降了一级。
“现在自杀的原因还在调查，他的同学和老师都没有注意他自杀前是否有异常。”贺亚兰说。
但也许就是这些没有注意，才没能在张乃健坐在窗台上或更早接受他人的劝导。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聂振伟老师说：“自杀是心理危机的强烈表现，这样严重的心理危机肯定会有前期征兆的，只不过往往被忽视。”
“就是因为前期的心理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才发展到自杀。，很多学生回避心理问题，甚至有同学发现身边的同学有心理问题时，还劝他‘千万别让学校知道，知道了就要休学’。有意隐瞒，认为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就是神经病，不正常。”聂振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张金金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临床专业8年制本硕博连读生，2005年5月13日，她在妈妈面前从天桥上跳下来。据报道，她跳下前和妈妈发生争吵，她想回学校，而她的妈妈却给她买好了宜昌老家的机票，并强行把她拉到机场。
“她是独生女，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和父母缺乏沟通，对父母态度很粗暴，经常看到她摔掉父母打过来的电话。”
“她人际关系不太好，平时没有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地方说。”张金金的室友在其死后才逐渐开始回忆她生前的状况。
张金金2001年入学，因为精神抑郁曾休学一年。张患有甲亢，这影响了学习成绩，学习成绩下降又加重了抑郁。
北大醫学部宣传部长姜辉说：“她的辅导员曾经带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当时劝了她好几个小时，她才同意去的。”但是不幸并没有最后避免。
与张乃健和张金金相比，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晓岚很幸运，因为在她准备跳楼的时候，同学拉住了她伸向死神的手。
“我马上拉着她，她拼命往下溜。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力气，把她从窗台上拖了下来。”娜娜(化名)是晓岚最要好的同学，她几天前就发现了晓岚的异常。
跳楼事件后，她的导师带她到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北大第六附属医院，被医生诊断为中度偏重的抑郁症，被强制住院进行药物治疗，一个月后情况好转才出院。晓岚的母亲还辞掉了工作来北京陪护。
“现在过得很开心。”已成为动漫编辑的晓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是，像晓岚这样幸运的人并不多。
自杀高危群体
社会压力已攒到了临界边缘，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精神变异事件，影视剧近几年频频涉足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心理危机波及普通大众，已无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热门话题。可以说，继农民、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的行列。
不久前，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压力日益增大，自杀行为不断发生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上的失衡就容易导致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的放弃。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高校教师普遍认为，越是名校，学生自杀的越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说：“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后对自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会想自己是全中国最棒的学校的学生，不能失败，要比同龄人出众，这样压力就会更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使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都有比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只是学校的摆设，很少有学生能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既是传统思维问题，认为进咨询中心的人都是神经病，又是现实经费问题，完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并没有在高校完全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有5位工作人员，他们除了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还要负责管理、宣传、财务等工作。由于经费和规模的限制，中心只能为本校的学生提供面对面的有限的心理咨询。即使这样，来这里咨询的学生也要提前预约。
“每年来这里咨询的约有1200人次，”聂老师说，“咨询是免费的，而经费就是每年学校拨给的几万块钱。”
但更多的学生对心理中心的作用表示怀疑，晓岚也找过心理医生，“好像没什么用，他们就是听你说，没有好办法，中国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社会自杀干预门诊
很多人都有过心理危机，关键是能否在危机转化成心理疾病之前尽早解决，这需要一些可以依赖的人和机构。老师和学校是承担这一责任的不二人选。
然而，发生自杀事件的学校大多习惯于保持沉默，用一位老师的话说：“谁家出了这种伤心的事，也不愿意大肆宣传。”
5月23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张金金生前的宿舍楼，楼管员说：“我打电话到她们宿舍，我让她下来接你。”管理员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死了一个星期。
针对程小龙的自杀调查，联合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北京市某领导曾经给学校打过电话，表示这样的调查数据报出来影响不好，学校领导于是找程小龙“进行了亲切交谈”。
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学校和政府管理部门沉默的太多，做事的太少，顾及名声的太多，考虑学生成长的太少。四年扩招带来了学生素质的良莠不齐，学校人文精神的流失，学校风气的浮躁，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学校逃避了自己的责任。
造成自杀的精神疾病成丁公共卫生问题的一部分，心理干预门诊成了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对口部门。
而对高校中的自杀者来说，心理干预门诊和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是最近的救命稻草。问题是如果这根稻草抓不住，或者这根稻草不管用，他们的希望在哪里?
将近1个小时之后，有人在教学楼西北角的过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跳下去的窗户前放着一把椅子，好像是在那里坐了一段时间才跳下去的。”中心教学楼值班的保安对《隙望东方周刊》说。
如同其他关于学生自杀的新闻一样，张乃健自杀的消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映，甚至连同一学校的人，都很少知道。
幸运的获救者
北京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贺亚兰介绍，22岁的张乃健家在河北廊坊，2001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3月因为学习成绩原因降了一级。
“现在自杀的原因还在调查，他的同学和老师都没有注意他自杀前是否有异常。”贺亚兰说。
但也许就是这些没有注意，才没能在张乃健坐在窗台上或更早接受他人的劝导。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聂振伟老师说：“自杀是心理危机的强烈表现，这样严重的心理危机肯定会有前期征兆的，只不过往往被忽视。”
“就是因为前期的心理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才发展到自杀。，很多学生回避心理问题，甚至有同学发现身边的同学有心理问题时，还劝他‘千万别让学校知道，知道了就要休学’。有意隐瞒，认为进行心理咨询的人就是神经病，不正常。”聂振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张金金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临床专业8年制本硕博连读生，2005年5月13日，她在妈妈面前从天桥上跳下来。据报道，她跳下前和妈妈发生争吵，她想回学校，而她的妈妈却给她买好了宜昌老家的机票，并强行把她拉到机场。
“她是独生女，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但和父母缺乏沟通，对父母态度很粗暴，经常看到她摔掉父母打过来的电话。”
“她人际关系不太好，平时没有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地方说。”张金金的室友在其死后才逐渐开始回忆她生前的状况。
张金金2001年入学，因为精神抑郁曾休学一年。张患有甲亢，这影响了学习成绩，学习成绩下降又加重了抑郁。
北大醫学部宣传部长姜辉说：“她的辅导员曾经带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当时劝了她好几个小时，她才同意去的。”但是不幸并没有最后避免。
与张乃健和张金金相比，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晓岚很幸运，因为在她准备跳楼的时候，同学拉住了她伸向死神的手。
“我马上拉着她，她拼命往下溜。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力气，把她从窗台上拖了下来。”娜娜(化名)是晓岚最要好的同学，她几天前就发现了晓岚的异常。
跳楼事件后，她的导师带她到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北大第六附属医院，被医生诊断为中度偏重的抑郁症，被强制住院进行药物治疗，一个月后情况好转才出院。晓岚的母亲还辞掉了工作来北京陪护。
“现在过得很开心。”已成为动漫编辑的晓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是，像晓岚这样幸运的人并不多。
自杀高危群体
社会压力已攒到了临界边缘，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精神变异事件，影视剧近几年频频涉足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心理危机波及普通大众，已无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热门话题。可以说，继农民、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的行列。
不久前，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的压力日益增大，自杀行为不断发生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上的失衡就容易导致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的放弃。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高校教师普遍认为，越是名校，学生自杀的越多。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说：“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后对自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会想自己是全中国最棒的学校的学生，不能失败，要比同龄人出众，这样压力就会更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使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都有比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只是学校的摆设，很少有学生能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既是传统思维问题，认为进咨询中心的人都是神经病，又是现实经费问题，完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并没有在高校完全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有5位工作人员，他们除了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还要负责管理、宣传、财务等工作。由于经费和规模的限制，中心只能为本校的学生提供面对面的有限的心理咨询。即使这样，来这里咨询的学生也要提前预约。
“每年来这里咨询的约有1200人次，”聂老师说，“咨询是免费的，而经费就是每年学校拨给的几万块钱。”
但更多的学生对心理中心的作用表示怀疑，晓岚也找过心理医生，“好像没什么用，他们就是听你说，没有好办法，中国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社会自杀干预门诊
很多人都有过心理危机，关键是能否在危机转化成心理疾病之前尽早解决，这需要一些可以依赖的人和机构。老师和学校是承担这一责任的不二人选。
然而，发生自杀事件的学校大多习惯于保持沉默，用一位老师的话说：“谁家出了这种伤心的事，也不愿意大肆宣传。”
5月23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张金金生前的宿舍楼，楼管员说：“我打电话到她们宿舍，我让她下来接你。”管理员不知道这个学生已经死了一个星期。
针对程小龙的自杀调查，联合大学的一位老师说，北京市某领导曾经给学校打过电话，表示这样的调查数据报出来影响不好，学校领导于是找程小龙“进行了亲切交谈”。
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学校和政府管理部门沉默的太多，做事的太少，顾及名声的太多，考虑学生成长的太少。四年扩招带来了学生素质的良莠不齐，学校人文精神的流失，学校风气的浮躁，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学校逃避了自己的责任。
造成自杀的精神疾病成丁公共卫生问题的一部分，心理干预门诊成了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对口部门。
而对高校中的自杀者来说，心理干预门诊和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是最近的救命稻草。问题是如果这根稻草抓不住，或者这根稻草不管用，他们的希望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