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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12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诞辰100周年。周扬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矢志追求真理和进步，在他身上，深深刻下了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历史轨迹。
父亲是毛泽东时期文艺界的“祖师爷”，几乎是共产党执政前后半个世纪的文艺领导人，虽然现在因某种原因，报纸书刊中凡提及这段历史时，常删去他的名字，竭力淡化其作用。但周扬毕竟是个历史人物，而我周密，是搞火箭导弹控制系统的一名设计人员，一辈子搞技术，没当过官。父亲和我的工作领域实在相隔万里，所以我没有能力和资格去评说他的功过是非。但父女，母女之情，存在于亿万个家庭之中，我和父母接触最多，熏陶影响、看法感受当然更多一些。我和父母一起的时间是两头多中间少，两头，指1955年上大学以前和1975年以后。
父亲的民主意识 母亲的平民思想
父亲一辈子忙忙碌碌，宣传和实践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比起那些很重视教育子女的伟人名人，他好像不太管我的事。我是在延安山沟里撒欢儿跑大的野孩子，没学过撒娇，也看不起撒娇的女孩子。父亲是慈父，从未打或骂过我，甚至从未严厉地批评过我。我在父亲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古道今高谈阔论，牢骚怪话批评领导，他从不打断，静静听完，平等讨论。上大学之后,父亲给我写信的签名都是“周扬”，而不是“爸爸”。就是说，讨论问题时父亲与女儿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父亲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亲3岁丧父。奶奶对他比较宽容，但学业上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青少年时就读了不少书，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
母亲家境贫寒，外祖父是个小店员，属老实人一类，孩子一多，家境每况愈下，母亲为长女，中学没毕业就去考大学，考上光华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师范系，颇受其父母珍爱。这种出身使母亲平民意识很浓。北京解放后，原来华北育才中学分别并入北京师大男女附中，母亲任校长，坚决反对把干部子弟和百姓子弟分开教育，她把学生们逐渐合到一块了。
在父亲的民主思想和母亲的平民意识的影响下，我在延安初入小学，就没有入“保小”、“干小”这两所延安的干部子弟小学，而是上了桥儿沟民办小学。
上学那天，妈妈给我换上一双她用棉线钩成的新鞋，还给我缝了一个书包，是用一块本色粗白布做的。妈妈把两朵鲜波斯菊花瓣摆在布上，用块鹅卵石把花砸烂，花汁浸到布上，抹点盐，小书包就印上了两朵小小的淡紫色花。爸爸写了张二指宽的条子，竖行毛笔字，大意是“介绍王力凡、周密密二人去读书”。第二个密字只点了一小点，接纳老师大概没看清，点名时只念了一个密字，从此我就叫周密了。
日本投降后不久，延安大学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周恩来。他和延大领导们在我们院里会议室开会。会后，父亲陪周副主席出来，我正蹲在地上捏泥巴手枪。他们走过来在我旁边驻足，蛮有兴趣地看我工作。周副主席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几岁啦？长大想做什么呀？我一一回答，并说长大后要骑大马开飞机。他对我爸爸说，你女儿像个男娃娃。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并能与他交谈已是1962年夏天了。那次是和叶华明兄妹几个一起到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见面谈话我们都称他为首长，总理说：不要叫我“首长”，我是“脚掌”，给大家跑跑腿的“脚掌”。饭桌上边吃边聊，每个人的情况他都问一问。问过我的工作之后，总理话锋一转，对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回去跟你爸爸说，现在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艺界搞成什么样了？可惜我当时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也不天天回家，竟把此事撇到脑后，没对爸爸传达总理的警告。
1945年秋，我们离开延安去张家口。
延安时期，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天天见面。自打到了张家口一直到1949年进北京，很少见到父亲，他常常不期而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张家口，有次我和弟弟正爬在栏杆上玩，看见老远有一个人走来，帽子压得低低的，穿一件大衣。我说，该不是个特务吧，这人走到近前把帽子一抬，哈！原来是爸爸！爸爸那时常去北平，妈妈总是不太放心，有次他们分手时，我见妈妈哭了，叮嘱爸爸小心。1946年7月从张家口撤退，他也没和我们一起。我们跟着联大的队伍（或是家属队）在山西一带转悠了两三个月，我不记得见过父亲，直到弟弟出事那天晚上才看见了他。第二年春，妈妈和我的伤都养好了，我们搬到华北局驻地城南庄新房村。1947年夏，好像中央正在开个什么重要会议，新房村华北局的领导们都去了，父母也不在，现在我记不得自己被放在哪里住了几天，那天我想回家看看，刚到村边，看见一个人扶着土墙慢慢往公共厕所走，仔细一看是爸爸，瘦得吓了我一跳，原来他得了伤寒，只好回到城南庄。1948年中秋节前夕，我在石家庄学校驻地街上突然碰见了爸爸，又吃一惊，后来知道他是来通知我们学校马上转移的。那几年，我也习惯了爸爸突然不见和突然出现。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个允许别人讲话的人，并且看重有才气的人。记得在延安，一天我在院子里玩，听见父亲和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在窑洞里争吵什么。几年后有次听妈妈说父亲：“你就是重才不重德，这种人自恃有才，谁也管不了。”我想大概是说孔厥。不久，孔厥因为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受到了过于严厉的处分。“文革”中，大字报上说父亲“包庇坏分子孔厥”。
1982年前后，父亲有段时间在中南海上班。一天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早上突然晕倒，已住院，父亲的车一会儿来接我同去医院。司机小王来了说父亲还在开会。我们在会议室外等待。只见里面约20来个人，父亲坐着，有人在发言有人在插话。后来贺敬之开讲，慷慨激昂边说边走边比画，没完没了，时间竟过了近一个小时，我忍不住了，到门口探了一下头，被他们发现，一问情况才知，赶紧散会。原来父亲没有对他们讲母亲生病之事。去医院的路上，父亲露出急相，反反复复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妈妈要有点什么不好怎么办？我也一样急，父亲生活能力极差，一辈子都靠母亲悉心照顾，老年后更是一天也离不开，我想不出若母亲先走父亲该如何生活。
在历次可怕的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尽力保护有才气的年轻人。华君武回忆说：“总的来说周扬同志不是一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他不霸道，使人敢于向他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反右时，“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程远文中生动地回忆了延安鲁艺时期周扬办学的民主作风。陆石的《劫后重逢》一文中描写了鲁艺学生们和父亲之间的师生情谊，父亲在9年的牢狱生活里，竟然默默回忆起了200多个鲁艺师生的名字。
父亲一辈子顶着一个“宗派主义”的帽子，所以不少人以为他只对20世纪30年代的老战友和40年代延安鲁艺的人爱护备至。我认为这种看法带有偏见，其实爱惜人才是父亲一贯作风。
1963年至1964年，周扬把中宣部要批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指示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文革”中，赵树理被折磨致死，临终前他把在破窑中抄写的一首毛泽东诗词交给女儿，托她一定转交周扬。父亲见到十分难过，一直珍藏着这片小纸。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授意吴晗写文章。到了1964年，又说“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周扬的态度很明确，学术问题不能作为政治问题处理。
“文革”后批《苦恋》，当时也大有把白桦一棍子打死的阵势，周扬坚决反对。
父亲是毛泽东时期文艺界的“祖师爷”，几乎是共产党执政前后半个世纪的文艺领导人，虽然现在因某种原因，报纸书刊中凡提及这段历史时，常删去他的名字，竭力淡化其作用。但周扬毕竟是个历史人物，而我周密，是搞火箭导弹控制系统的一名设计人员，一辈子搞技术，没当过官。父亲和我的工作领域实在相隔万里，所以我没有能力和资格去评说他的功过是非。但父女，母女之情，存在于亿万个家庭之中，我和父母接触最多，熏陶影响、看法感受当然更多一些。我和父母一起的时间是两头多中间少，两头，指1955年上大学以前和1975年以后。
父亲的民主意识 母亲的平民思想
父亲一辈子忙忙碌碌，宣传和实践着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比起那些很重视教育子女的伟人名人，他好像不太管我的事。我是在延安山沟里撒欢儿跑大的野孩子，没学过撒娇，也看不起撒娇的女孩子。父亲是慈父，从未打或骂过我，甚至从未严厉地批评过我。我在父亲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古道今高谈阔论，牢骚怪话批评领导，他从不打断，静静听完，平等讨论。上大学之后,父亲给我写信的签名都是“周扬”，而不是“爸爸”。就是说，讨论问题时父亲与女儿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父亲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父亲3岁丧父。奶奶对他比较宽容，但学业上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青少年时就读了不少书，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
母亲家境贫寒，外祖父是个小店员，属老实人一类，孩子一多，家境每况愈下，母亲为长女，中学没毕业就去考大学，考上光华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师范系，颇受其父母珍爱。这种出身使母亲平民意识很浓。北京解放后，原来华北育才中学分别并入北京师大男女附中，母亲任校长，坚决反对把干部子弟和百姓子弟分开教育，她把学生们逐渐合到一块了。
在父亲的民主思想和母亲的平民意识的影响下，我在延安初入小学，就没有入“保小”、“干小”这两所延安的干部子弟小学，而是上了桥儿沟民办小学。
上学那天，妈妈给我换上一双她用棉线钩成的新鞋，还给我缝了一个书包，是用一块本色粗白布做的。妈妈把两朵鲜波斯菊花瓣摆在布上，用块鹅卵石把花砸烂，花汁浸到布上，抹点盐，小书包就印上了两朵小小的淡紫色花。爸爸写了张二指宽的条子，竖行毛笔字，大意是“介绍王力凡、周密密二人去读书”。第二个密字只点了一小点，接纳老师大概没看清，点名时只念了一个密字，从此我就叫周密了。
日本投降后不久，延安大学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周恩来。他和延大领导们在我们院里会议室开会。会后，父亲陪周副主席出来，我正蹲在地上捏泥巴手枪。他们走过来在我旁边驻足，蛮有兴趣地看我工作。周副主席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几岁啦？长大想做什么呀？我一一回答，并说长大后要骑大马开飞机。他对我爸爸说，你女儿像个男娃娃。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并能与他交谈已是1962年夏天了。那次是和叶华明兄妹几个一起到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见面谈话我们都称他为首长，总理说：不要叫我“首长”，我是“脚掌”，给大家跑跑腿的“脚掌”。饭桌上边吃边聊，每个人的情况他都问一问。问过我的工作之后，总理话锋一转，对我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回去跟你爸爸说，现在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艺界搞成什么样了？可惜我当时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也不天天回家，竟把此事撇到脑后，没对爸爸传达总理的警告。
1945年秋，我们离开延安去张家口。
延安时期，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天天见面。自打到了张家口一直到1949年进北京，很少见到父亲，他常常不期而遇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张家口，有次我和弟弟正爬在栏杆上玩，看见老远有一个人走来，帽子压得低低的，穿一件大衣。我说，该不是个特务吧，这人走到近前把帽子一抬，哈！原来是爸爸！爸爸那时常去北平，妈妈总是不太放心，有次他们分手时，我见妈妈哭了，叮嘱爸爸小心。1946年7月从张家口撤退，他也没和我们一起。我们跟着联大的队伍（或是家属队）在山西一带转悠了两三个月，我不记得见过父亲，直到弟弟出事那天晚上才看见了他。第二年春，妈妈和我的伤都养好了，我们搬到华北局驻地城南庄新房村。1947年夏，好像中央正在开个什么重要会议，新房村华北局的领导们都去了，父母也不在，现在我记不得自己被放在哪里住了几天，那天我想回家看看，刚到村边，看见一个人扶着土墙慢慢往公共厕所走，仔细一看是爸爸，瘦得吓了我一跳，原来他得了伤寒，只好回到城南庄。1948年中秋节前夕，我在石家庄学校驻地街上突然碰见了爸爸，又吃一惊，后来知道他是来通知我们学校马上转移的。那几年，我也习惯了爸爸突然不见和突然出现。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个允许别人讲话的人，并且看重有才气的人。记得在延安，一天我在院子里玩，听见父亲和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在窑洞里争吵什么。几年后有次听妈妈说父亲：“你就是重才不重德，这种人自恃有才，谁也管不了。”我想大概是说孔厥。不久，孔厥因为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受到了过于严厉的处分。“文革”中，大字报上说父亲“包庇坏分子孔厥”。
1982年前后，父亲有段时间在中南海上班。一天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母亲早上突然晕倒，已住院，父亲的车一会儿来接我同去医院。司机小王来了说父亲还在开会。我们在会议室外等待。只见里面约20来个人，父亲坐着，有人在发言有人在插话。后来贺敬之开讲，慷慨激昂边说边走边比画，没完没了，时间竟过了近一个小时，我忍不住了，到门口探了一下头，被他们发现，一问情况才知，赶紧散会。原来父亲没有对他们讲母亲生病之事。去医院的路上，父亲露出急相，反反复复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妈妈要有点什么不好怎么办？我也一样急，父亲生活能力极差，一辈子都靠母亲悉心照顾，老年后更是一天也离不开，我想不出若母亲先走父亲该如何生活。
在历次可怕的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尽力保护有才气的年轻人。华君武回忆说：“总的来说周扬同志不是一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他不霸道，使人敢于向他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反右时，“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程远文中生动地回忆了延安鲁艺时期周扬办学的民主作风。陆石的《劫后重逢》一文中描写了鲁艺学生们和父亲之间的师生情谊，父亲在9年的牢狱生活里，竟然默默回忆起了200多个鲁艺师生的名字。
父亲一辈子顶着一个“宗派主义”的帽子，所以不少人以为他只对20世纪30年代的老战友和40年代延安鲁艺的人爱护备至。我认为这种看法带有偏见，其实爱惜人才是父亲一贯作风。
1963年至1964年，周扬把中宣部要批人民作家赵树理的指示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文革”中，赵树理被折磨致死，临终前他把在破窑中抄写的一首毛泽东诗词交给女儿，托她一定转交周扬。父亲见到十分难过，一直珍藏着这片小纸。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授意吴晗写文章。到了1964年，又说“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周扬的态度很明确，学术问题不能作为政治问题处理。
“文革”后批《苦恋》，当时也大有把白桦一棍子打死的阵势，周扬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