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为师

　　印度文明始于森林。在吠陀时代，恒河中下游地区还是茂密的森林，《梵书》中将恒河流域原始森林中的居民称为“尼娑德”人。印度先哲在森林中栖息、漫步，在与树木、河流的交流、体悟中触摸到宇宙精神的奥秘。《森林书》就是哲人们栖居于森林深处苦思冥想后撰写的。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大片森林被开垦为农田，加之自然环境的变化，如今恒河两岸已是农田、村落和城镇。然而那些在森林中孕育出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风俗习惯却被保存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印度人。正如泰戈尔所说，“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
　　吠陀时代出现的“净修林”更是体现了印度人在自然中学习、思考的传统。《阿闼婆吠陀》时期的“梵行者”，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依于导师学习吠陀、修习苦行之人。从此便有了在“净修林”中“苦行”的传统。“净修林”里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在诗人迦梨陀娑笔下，“净修林”里的人和一切动物、植物都和谐相处，将其视作自己的亲人、同伴，甚至是知己，所有的生命体彼此关心、挂念，为对方的悲伤而悲伤，为对方的欢喜而欢喜。沙恭达罗将要离开“净修林”的时候，干婆唱道：“喂，喂！净修林里的住着树林女神的树啊！在没有给你们浇水以前，她自己决不先喝。虽然喜爱打扮，她因为怜惜你们决不折取花朵。”毕哩阎婆陀说道：“你同净修林分别，伤心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也注意一下在你离别时净修林的情况吧！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藤蔓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季羡林译，迦梨陀娑著：《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沙恭达罗拥抱春藤，和春藤告别，又对自己照看过的母鹿依依不舍。
　　泰戈尔曾在《论文学》里提到，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梵文文学这样展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在戏剧《沙恭达罗》中，女主人公沙恭达罗的美与“净修林”中自然物之间息息相关，互为依存。同样，儿童教育也离不开“净修林”的滋养和启迪。泰戈尔希望儿童能在自然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玩耍，在充满乐趣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他认为，只有在自然万物无拘无束地生长繁茂的地方，人的心灵才会壮丽和充盈起来。泰戈尔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与自然隔离的教育，那种困在教室里的学习让他深受折磨。他曾在儿童诗《番荔枝的种子》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主人公在学校走廊用一捧土埋了一颗番荔枝的种子，每日都要观察几次种子的变化，老师却认为小主人公贪玩，将种子毁掉了。在诗人眼里，与种子一起毁掉的还有儿童对其他生命的爱心和好奇心。泰戈尔在《新月集》中的小诗《 仙人世界》《花的学校》《职业》等，也都体现着自然世界与儿童心灵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儿童眼中，花草、泥土不仅有生命，还是儿童的秘密乐园和神奇王国。而好的教育就应该保持儿童对自然独特的感受力，让花草树木成为他们的伙伴和老师，陪伴和引导他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甚至儿童也应该像古代的梵行者一样，在原野和森林中学习，在耕作的过程中建立与自然的联系，见证平凡无奇的土壤中亿万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正如泰戈尔在《在圣蒂尼克坦对“星期日聚会”组织成员的讲话》中所说，“我的命运之神说，如果让他们置身于阳光、置身于大自然的美景中，如果能使他们快活，那么就能成功，大自然能充实他们的心，无须制定教学计划，什么都不用考虑。”

在劳作中亲证人生

　　泰戈尔多次在他谈论教育的文章里提到学习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极为推崇古代印度“净修林”式的教育制度和佛陀注重人生实际的哲学思想。首先，学习要摆脱物质享受的干扰，到宁静简朴之处接受教育。他曾在《教育》一文中提出：“古代印度有这样的制度，人民为了受教育而去当修梵行者，并且久居宗师或师尊的家中。”泰戈尔所创办的圣蒂尼克坦实验学校，正是“净修林”般的宁静之处，这里曾是大片的荒原，居住着印度古老的民族山达尔人，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奢华的物质生活。学生们在这里换上朴素的衣服，内心随之平静，不被外在的欲望裹挟。师生关系也会更为单纯、融洽，不被束缚在利益关系中，学生求学、老师授课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热爱。泰戈尔说，“我们有责任把他们送到按照自然规律与自然界保持密切关系的地方，可以坚持修梵行的地方，与宗师交往能获得真正知识的地方，可以成长为人的地方。”（泰戈尔著，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教育》《泰戈尔全集》（第二十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437页）

　　其次，教育与生活应该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掌握真理。在古代的“净修林”，主要的教学方式就是口传心授，这就需要师父和弟子都做到“知行合一”，将自己在自然中领悟到的哲思也运用于平日的一言一行中。因而，在实际生活和劳作中学习、思考就变得格外重要。后来佛陀又发展了这种注重实践的特点，一方面佛陀的理论总是和人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佛陀在对人生的指导上也倾向于解决人生的具体问题，而拒绝回答形而上的问题。正如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所说：“若离开人生而考察宇宙乃为佛陀所不许者。”泰戈尔从关注儿童的心灵成长，创造儿童喜爱的诗歌，到真正地来圣蒂尼克坦创办实验学校，正是他把生活的理想付诸实践的体现。
　　在他践行儿童教育理想的20年间，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成就也是最高的，诗集《新月集》和儿童剧《邮局》《疯狂堡垒》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说的，当灯中的油慷慨地燃烧自己释放出光明的时候，它和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建立了联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油的自我才显现出来。儿童教育的实践于泰戈尔而言并非是单向的付出和损耗，相反，当慷慨地燃烧自己的时候，他也在被周遭的一切人、事、物滋养着，而他内心的平静、对宇宙自然的参悟也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
　　在圣蒂尼克坦，学生、老师和全体村民的生活都是彼此联系的，全体师生不仅是学校的一员，也是村民中的一员，他们在这片荒原上植树、耕田、采集果子和燃料，自己动手照料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圣蒂尼克坦就是泰戈尔心目中的古代森林学校，他在《一所东方大学》中说：“我们古代森林中的学校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大学，它们不脱离人民的日常生活……学生在对芸芸众生的照料中，体会水、土地和空气的无限神秘。”劳作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唯有实实在在的劳作才能让学生们真正地掌握真理，而掌握了真理的教育才是心灵的教育。
　　最终，泰戈尔要实现的教育目标是希望学生获得宇宙意识，真正认识到必须在科学和工作中实现人类生活的一切理想。在他看来，脱离人生的宇宙意识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著作《人生的亲证》中多次引用《奥义书》来阐明实践的必要性，并且提出“想要获得这种宇宙意识，不仅在自然界，还要在家庭、社会、国家，在万物存在的一切地方去亲证宇宙意识，不亲证它，我们就会濒临毁灭。”（泰戈尔著，宫静译，章坚校：《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1992年）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虽然是对古代印度思想的追溯和继承，但是时隔近一个世纪，它对中国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尊重儿童的心灵需求，鼓励儿童亲近自然，启发儿童在日常的生活和劳作中掌握真理、实现人生理想，这些看起来最朴素、本真的愿望却也是现代社会最容易被人遗忘和忽略的。人类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圆环，那些古老的思想精髓既是人类向前迈进的起点，也终将是人们在绕行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的终点。泰戈尔的《新月集》是中国读者再熟悉不过的作品，作为语文新课标的指定读物，当学生们为了应付作业和考试不情愿地打开诗集的时候，可能很难想象泰戈尔是在圣蒂尼克坦的某一棵大树下为孩子们创作和诵读这些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