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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新一期（2017年第4期）的第一篇就是陈子善先生的《巴金〈怀念萧珊〉初稿初探》，我一口气读了，内心百感交集。1979年那个冬日的下午，又回到眼前。
那天我正在编辑室看稿，我的座位背对着门，只见坐在我对面的萣华大姐向我示意。我转过头去，见巴老站在门口，我立即站起身迎上前去。巴老手中拿着两张香港《大公报》的剪报，脸色凝重。他把报纸塞到我的手中，低声对我说：“这是我写你干妈的一篇文章，你拿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我拿着剪报回到座位，立即捧读。边读，干妈的面影不断浮现眼前……萣华大姐见我神色有異，等我读完，立即把剪报要去，并说要先睹为快。自始至终，我被沉默包围，说不出一句话。
回到家，我把剪报拿给母亲。母亲是萧珊干妈的中学好友，除了抗战那段时间，母亲随父亲在重庆，萧珊在桂林，她俩几乎没有分开过。我见母亲边读边泪眼婆娑，一时也说不出话来。思念、悲愤……在心中翻腾，那无语的感受，那不堪的年月！
记得1973年的8月13日，萧珊干妈去世一周年，母亲与我一同前往武康路，看望巴老。那是晚饭后，我们一同坐在花园里，轻轻问好，悄悄交谈，然而，谁也没有提及干妈。原本母亲是想看看巴老是否安好，那晚居然彼此一句也没提，就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就仿佛那天不是干妈的周年忌日。我们在花园坐了许久，只记得蚊子在四周猖獗，天色暗沉沉的，乌云压在头顶。回家的路上，母亲只说了一句：你干爹是个了不起的人。
时过七年，整整十天，干爹伏案写作。《怀念萧珊》，就从他的笔端夹着血与泪喷涌而出。那不是十天的积聚，是整整七年的追怀。其实还不止七年，而是他自1936年与萧珊第一次见面以来的追怀。在我的记忆中，萧珊干妈总是那么活泼、天真、富于孩子气。就像父亲对母亲总是孩子般宠着那样，干爹对萧珊也是如此，而后者与母亲的不同之处，即她会表露出自己受宠的神情，上海人说起来就是“很嗲”。
我很爱我的干妈，她总是兴致勃勃，充满阳光。幼时，她亲手给我做过漂亮的蓬蓬裙；长大了，她把我视作大女孩，带我逛华亭路上的古玩街，让我陪伴看电影。她喜欢看香港电影，我们一同在东湖电影院看过《春》《秋》《豆蔻年华》等；搬到武康路前，她还让我和她一同去看家具，一边对我说：这个小橱放在婆婆房里的拐角处最好……看得兴起，还执意买了一个酒柜搬去我们家，并设计好了放置的地方。
我很想念我的干妈，她时常出现在我家，她总是最热心的。父亲在时，他们常坐在书桌的两边聊天，父亲总要和她开几句玩笑，很自然的，就像对待自己朝夕共处的妹子；而母亲在家时，两人总是挤在一张长沙发上，她就一一诉说自己在大家庭里当媳妇的难处。她们的话总是讲个没完。此刻，那叽叽咕咕没完没了的话仿佛仍在耳畔……这是从少女时代一路走来的友情啊。
干妈去世，我和母亲都没能去参加追悼会。当时的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天天晚上在学习班接受“车轮大战”，母亲又是挂着牌子的人，一举一动受人监视，只能派我妹妹前往。而那之前，当母亲得知干妈病倒，立即跑到武康路去看她，那个晚上的情景，是我一辈子难忘的。
陈子善先生的文中，引用了巴老1978年8月13日的那一段日记：“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我没有做任何事表示我的感情。但是我忘不了她。也还记得那些日子里她所经历的痛苦。”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自1972年之后的每一个8月13日，巴老都牢牢记着这个日子。他忘不了她，始终记得“那些日子她所经历的痛苦”。他虽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示我的感情”，但总有一天会去做。这是个深藏在他心底的日子，是他内心保护的祭坛，直到七年之后喷涌爆发。
1973年8月13日的那个晚上又不由自主涌现眼前，母亲的那句话又回旋耳边。了不起的巴老，他会把那么大的痛苦隐忍下来，就是在那么熟悉的母亲面前，都不露出一点悲伤的神色。
不禁想到他的“忍”。在最难熬的日子里，他在心里背诵但丁的《地狱篇》。他还会微笑地告诉我在干校的故事：“一次过河，不慎把眼镜掉到河里（那怎么办？我插问），我在河里摸了半天，又捞出来戴上。”彼时，我看到他静静的笑容，没有一丝苦意，仿佛在叙说别人的故事。
巴老的伟大、不凡，就是体现在身边无所不在的大小事件中，老而弥坚。当我在医院的病房里见他白发下坚忍的面容，不止一次感到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睿智的头脑，总在不断思索，思索过往，思索当今，思索未来。
能在巴老身边不断聆听，是我的幸运。记得很早，他就对我们讲述过丹柯的故事，那个把心掏出来当作火把为大家照明的人。长大了，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它太形象，一直震撼着我。后来读巴老的《探索集》，在后记中又读到这样一段话：“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我想，丹柯的故事一直印在他的心中，所以他会对那么年幼的我讲述。我有时会有幻觉，觉得那高举“心”的火把的丹柯就是他自己。他的坚韧，他的博大，他对读者的奉献，都源于此。
想想我确实幸运。在生命中有那么一位“勇士丹柯”，我很珍惜。
那天我正在编辑室看稿，我的座位背对着门，只见坐在我对面的萣华大姐向我示意。我转过头去，见巴老站在门口，我立即站起身迎上前去。巴老手中拿着两张香港《大公报》的剪报，脸色凝重。他把报纸塞到我的手中，低声对我说：“这是我写你干妈的一篇文章，你拿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我拿着剪报回到座位，立即捧读。边读，干妈的面影不断浮现眼前……萣华大姐见我神色有異，等我读完，立即把剪报要去，并说要先睹为快。自始至终，我被沉默包围，说不出一句话。
回到家，我把剪报拿给母亲。母亲是萧珊干妈的中学好友，除了抗战那段时间，母亲随父亲在重庆，萧珊在桂林，她俩几乎没有分开过。我见母亲边读边泪眼婆娑，一时也说不出话来。思念、悲愤……在心中翻腾，那无语的感受，那不堪的年月！
记得1973年的8月13日，萧珊干妈去世一周年，母亲与我一同前往武康路，看望巴老。那是晚饭后，我们一同坐在花园里，轻轻问好，悄悄交谈，然而，谁也没有提及干妈。原本母亲是想看看巴老是否安好，那晚居然彼此一句也没提，就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就仿佛那天不是干妈的周年忌日。我们在花园坐了许久，只记得蚊子在四周猖獗，天色暗沉沉的，乌云压在头顶。回家的路上，母亲只说了一句：你干爹是个了不起的人。
时过七年，整整十天，干爹伏案写作。《怀念萧珊》，就从他的笔端夹着血与泪喷涌而出。那不是十天的积聚，是整整七年的追怀。其实还不止七年，而是他自1936年与萧珊第一次见面以来的追怀。在我的记忆中，萧珊干妈总是那么活泼、天真、富于孩子气。就像父亲对母亲总是孩子般宠着那样，干爹对萧珊也是如此，而后者与母亲的不同之处，即她会表露出自己受宠的神情，上海人说起来就是“很嗲”。
我很爱我的干妈，她总是兴致勃勃，充满阳光。幼时，她亲手给我做过漂亮的蓬蓬裙；长大了，她把我视作大女孩，带我逛华亭路上的古玩街，让我陪伴看电影。她喜欢看香港电影，我们一同在东湖电影院看过《春》《秋》《豆蔻年华》等；搬到武康路前，她还让我和她一同去看家具，一边对我说：这个小橱放在婆婆房里的拐角处最好……看得兴起，还执意买了一个酒柜搬去我们家，并设计好了放置的地方。
我很想念我的干妈，她时常出现在我家，她总是最热心的。父亲在时，他们常坐在书桌的两边聊天，父亲总要和她开几句玩笑，很自然的，就像对待自己朝夕共处的妹子；而母亲在家时，两人总是挤在一张长沙发上，她就一一诉说自己在大家庭里当媳妇的难处。她们的话总是讲个没完。此刻，那叽叽咕咕没完没了的话仿佛仍在耳畔……这是从少女时代一路走来的友情啊。
干妈去世，我和母亲都没能去参加追悼会。当时的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天天晚上在学习班接受“车轮大战”，母亲又是挂着牌子的人，一举一动受人监视，只能派我妹妹前往。而那之前，当母亲得知干妈病倒，立即跑到武康路去看她，那个晚上的情景，是我一辈子难忘的。
陈子善先生的文中，引用了巴老1978年8月13日的那一段日记：“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我没有做任何事表示我的感情。但是我忘不了她。也还记得那些日子里她所经历的痛苦。”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自1972年之后的每一个8月13日，巴老都牢牢记着这个日子。他忘不了她，始终记得“那些日子她所经历的痛苦”。他虽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示我的感情”，但总有一天会去做。这是个深藏在他心底的日子，是他内心保护的祭坛，直到七年之后喷涌爆发。
1973年8月13日的那个晚上又不由自主涌现眼前，母亲的那句话又回旋耳边。了不起的巴老，他会把那么大的痛苦隐忍下来，就是在那么熟悉的母亲面前，都不露出一点悲伤的神色。
不禁想到他的“忍”。在最难熬的日子里，他在心里背诵但丁的《地狱篇》。他还会微笑地告诉我在干校的故事：“一次过河，不慎把眼镜掉到河里（那怎么办？我插问），我在河里摸了半天，又捞出来戴上。”彼时，我看到他静静的笑容，没有一丝苦意，仿佛在叙说别人的故事。
巴老的伟大、不凡，就是体现在身边无所不在的大小事件中，老而弥坚。当我在医院的病房里见他白发下坚忍的面容，不止一次感到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睿智的头脑，总在不断思索，思索过往，思索当今，思索未来。
能在巴老身边不断聆听，是我的幸运。记得很早，他就对我们讲述过丹柯的故事，那个把心掏出来当作火把为大家照明的人。长大了，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它太形象，一直震撼着我。后来读巴老的《探索集》，在后记中又读到这样一段话：“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
我想，丹柯的故事一直印在他的心中，所以他会对那么年幼的我讲述。我有时会有幻觉，觉得那高举“心”的火把的丹柯就是他自己。他的坚韧，他的博大，他对读者的奉献，都源于此。
想想我确实幸运。在生命中有那么一位“勇士丹柯”，我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