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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筒里的小白鼠
现象级电商平台拼多多，遭遇了尴尬时刻。2020年12月29日凌晨1点30分，拼多多女员工下班路上突发疾病猝死。紧接着， 2021年1月9日18时，拼多多又通报一名员工在长沙家中跳楼自杀。两条新闻直接轰炸了各大社交平台，掀起舆论热潮。
年初短短一个月内，互联网行业就连续有商汤、国美、饿了么、拼多多4起员工猝死事件曝出。这些事件的背后，是“996”现象的延伸，更是中国企业野蛮拉车、蒙眼狂奔的真实境况。与经济效益相比，人文关怀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一提。
两年前，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对“996”工作制的声讨，被公开执行，同时讳莫如深的敏感词背后，折射出的，是企业畸形的加班文化。“996”曾一度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可惜的是，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愈演愈烈。有人曾戏谑指出：“它只频频出现在社交网络的吐槽中，却从不出现在公司的‘明文制度’里。”
中国社会有“加班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大多正面人物的宣传都会不约而同地添加“长时间加班”“工作至深夜”等内容。管理者往往也更欣赏主动加班的员工，这种价值取向深植在国人的思维路径之中。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用“拼命”来换取生活质量的改善。可与此同时，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却随着人们对休息权的重视而悄然嬗变，形成了与企業效益的新一轮博弈。
今年33岁的钟华，曾是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外派中国银行的系统运维人员，负责银行信用卡系统的运维工作。由于信用卡系统的升级、维护大多在凌晨进行，钟华每周会加很多夜班。
每逢夜班，系统全部调试完成在凌晨四五点左右，他和同事便在大厦的角落找地方睡几个小时，等天亮了再继续新一天的工作。
“因为信用卡系统升级的频率和周期不固定，我们就没有固定的夜班时间，白天接通知，晚上就得开始干，公司也没有固定的调休制度，后来就变成了自愿调休，听起来挺自由，但基本上又不太可能真的调休。”钟华说，他的工作并不只夜班的系统升级，白天还要做系统开发和测试。就像一台晚会，白天排练，晚上演出，白天的任务远比晚上重。他可以选择调休，但工作没人分担，第二天回来就得干堆了两天的活儿，还是要加班。他和同事就像滚筒里的小白鼠，无止境地奔跑，有坚持不住的就被扔出来，再换进去新的。他们不断地入局、出局，用年轻的身体博那些看似可预见，实则又不太可预见的明天。
终于，钟华坚持不住了。2020年初，他开始严重失眠，即便不上夜班，也是到凌晨四五点才入睡。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长期便秘、心悸，还不明原因地流鼻血。钟华意识到，他这个小白鼠是时候被扔出滚筒了。
“钟华，这可是互联网支付领域，你知道它有多大的前景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再过10年，你的年薪可以达到40万。”“谢谢经理，我已经决定离职了。”钟华不由苦笑，此时此刻经理还在画饼，过去那张饼已经吸引他跑了快10年，现在换了一张更大的，又想吸引他再跑10年。“我觉得很可笑，老板甚至都没问我为什么离职，只跟我谈钱，我承认40万这个数字很诱人，但我更焦虑的是，如此下去，我还能不能活到挣40万那一天。”
商业巨头如是说
钟华的遭遇显然不是死局，制度上稍作调整，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妥协，管理者都不愿意尝试。归根结底是成本导向，企业需要在控制它的前提下，获取更多的利益，其中就包括员工的剩余价值。因此，不动声色地延长工作时间，是法律约束下最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手段。
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企业不能仅靠数字化的规模，还要有份社会担当。就像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经济学角度的利润与创新，还要包含人文关怀的价值考量。然而现实中，企业家对于自己的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
2019年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一个软件源代码托管服务平台）上传开，“996ICU”的发起人呼吁程序员进行揭露，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一周之内，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58同城、苏宁、拼多多、大疆……一个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先后上榜。
不久，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时发表回应：“今天中国BAT（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言论一出，激起千层浪，同时把对“996工作制”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仅一天后，刘强东也在微信朋友圈跟风发表了《地板闹钟的故事》一文，称自己刚开始做电商时，每天睡在办公室整整4年。他称自己现在的工作节奏是“811648”——周一到周六，早8点至晚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休假两天，每年休一次长假。文章虽没有直接提到“996”，但被视为是间接表态支持。此后，雷军、李国庆等不少知名企业家，也都纷纷发表了各自观点。
这些时代的领跑者、占据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企业家，更愿意把这样的企业管理模式归结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语境下，对员工身体和精神上的“压迫”就堂而皇之地被合理化了。一如拼多多在知乎认证账号中的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企业理念渗透下，员工的诉求被压抑、权益被蚕食，随之而来的是情绪的崩溃、身体的透支，心理疾病大量爆发。
更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家仍不愿承认这是制度的问题，反而归咎为员工工作能力和抗压能力的缺失，甚至把它看作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生存下来的，才是真正被企业需要的人才。
国家杠杆
100多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是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996”倡导者。卡内基的工厂里，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以日薪一美元实行“996”，人身伤亡事故频发。最终，1892年7月16日，工人们不堪重负，在工会的组织下集体罢工。卡内基调动雇佣兵开枪镇压，直接枪杀了7名工人，引发了全美轰动。
这次事件是美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案例，在那样的“野蛮时代”里，美国社会诞生了不少如卡内基一般的“魔鬼”企业家。他们同样追崇经济效益，罔顾劳动者权益，以至于罢工、游行等社会事件频繁爆发。直到1938年，美国正式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法案对职工工资、工时、加班费做出明确规定，各州又在此基础上，纷纷设立了符合各自州情的劳工法案，并加以严格执行，混乱的局面才得以止息。
法令一出，令行禁止。一众试图在法律边缘试探、游走的企业最终纷纷“落水”。最著名的当属沃尔玛公司3张轰动世界的罚单：2005年，因侵占员工休息时间，它被加州一家法院判决赔偿1.72亿美元；2006年，宾夕法尼亚州一陪审团裁定，沃尔玛因存在强迫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行为，支付最少7800万美元的罚款；2007年，沃尔玛对加班工资数额不足的5万名加州员工支付超过390万美元的补偿，同时支付19.89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在法律与制度的限制与引导下，企业家的思维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卡内基就是其中之一，他卖掉了一手创立的公司，将一生的财富致力于慈善事业，倾尽所能对员工进行补偿。他的座右铭“富有着死去的人死得可耻”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等后世巨富。
可见，当企业家的思维观念无法准确地与时代发展方向相契合时，就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法规进行校正和引导。中国这些年也在不断努力，像《民法典》中，对于员工的健康权、隐私权等权益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对于劳动者工资、工时的认定，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定。不难看出，国家正在以人性化法律基础、严格的监管，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争不让“拿命换钱”成为常态。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的盈亏点上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在赚钱，但社会实际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如社保、医疗、员工健康等，转嫁给了社会。所以当企业狂飙到一个盈亏的临界点，就必须慢下来。慢下来之后，如果还能持续盈利，才代表它真正具备了时代竞争力。而这个临界点，不能只依托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更需要一个适时有效的国家杠杆。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现象级电商平台拼多多，遭遇了尴尬时刻。2020年12月29日凌晨1点30分，拼多多女员工下班路上突发疾病猝死。紧接着， 2021年1月9日18时，拼多多又通报一名员工在长沙家中跳楼自杀。两条新闻直接轰炸了各大社交平台，掀起舆论热潮。
年初短短一个月内，互联网行业就连续有商汤、国美、饿了么、拼多多4起员工猝死事件曝出。这些事件的背后，是“996”现象的延伸，更是中国企业野蛮拉车、蒙眼狂奔的真实境况。与经济效益相比，人文关怀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一提。
两年前，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对“996”工作制的声讨，被公开执行，同时讳莫如深的敏感词背后，折射出的，是企业畸形的加班文化。“996”曾一度引发广泛争议和抗议，可惜的是，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愈演愈烈。有人曾戏谑指出：“它只频频出现在社交网络的吐槽中，却从不出现在公司的‘明文制度’里。”
中国社会有“加班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大多正面人物的宣传都会不约而同地添加“长时间加班”“工作至深夜”等内容。管理者往往也更欣赏主动加班的员工，这种价值取向深植在国人的思维路径之中。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用“拼命”来换取生活质量的改善。可与此同时，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却随着人们对休息权的重视而悄然嬗变，形成了与企業效益的新一轮博弈。
今年33岁的钟华，曾是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外派中国银行的系统运维人员，负责银行信用卡系统的运维工作。由于信用卡系统的升级、维护大多在凌晨进行，钟华每周会加很多夜班。
每逢夜班，系统全部调试完成在凌晨四五点左右，他和同事便在大厦的角落找地方睡几个小时，等天亮了再继续新一天的工作。
“因为信用卡系统升级的频率和周期不固定，我们就没有固定的夜班时间，白天接通知，晚上就得开始干，公司也没有固定的调休制度，后来就变成了自愿调休，听起来挺自由，但基本上又不太可能真的调休。”钟华说，他的工作并不只夜班的系统升级，白天还要做系统开发和测试。就像一台晚会，白天排练，晚上演出，白天的任务远比晚上重。他可以选择调休，但工作没人分担，第二天回来就得干堆了两天的活儿，还是要加班。他和同事就像滚筒里的小白鼠，无止境地奔跑，有坚持不住的就被扔出来，再换进去新的。他们不断地入局、出局，用年轻的身体博那些看似可预见，实则又不太可预见的明天。
终于，钟华坚持不住了。2020年初，他开始严重失眠，即便不上夜班，也是到凌晨四五点才入睡。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长期便秘、心悸，还不明原因地流鼻血。钟华意识到，他这个小白鼠是时候被扔出滚筒了。
“钟华，这可是互联网支付领域，你知道它有多大的前景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再过10年，你的年薪可以达到40万。”“谢谢经理，我已经决定离职了。”钟华不由苦笑，此时此刻经理还在画饼，过去那张饼已经吸引他跑了快10年，现在换了一张更大的，又想吸引他再跑10年。“我觉得很可笑，老板甚至都没问我为什么离职，只跟我谈钱，我承认40万这个数字很诱人，但我更焦虑的是，如此下去，我还能不能活到挣40万那一天。”
商业巨头如是说
钟华的遭遇显然不是死局，制度上稍作调整，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妥协，管理者都不愿意尝试。归根结底是成本导向，企业需要在控制它的前提下，获取更多的利益，其中就包括员工的剩余价值。因此，不动声色地延长工作时间，是法律约束下最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手段。
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企业不能仅靠数字化的规模，还要有份社会担当。就像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经济学角度的利润与创新，还要包含人文关怀的价值考量。然而现实中，企业家对于自己的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
2019年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一个软件源代码托管服务平台）上传开，“996ICU”的发起人呼吁程序员进行揭露，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一周之内，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58同城、苏宁、拼多多、大疆……一个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先后上榜。
不久，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时发表回应：“今天中国BAT（互联网公司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言论一出，激起千层浪，同时把对“996工作制”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仅一天后，刘强东也在微信朋友圈跟风发表了《地板闹钟的故事》一文，称自己刚开始做电商时，每天睡在办公室整整4年。他称自己现在的工作节奏是“811648”——周一到周六，早8点至晚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休假两天，每年休一次长假。文章虽没有直接提到“996”，但被视为是间接表态支持。此后，雷军、李国庆等不少知名企业家，也都纷纷发表了各自观点。
这些时代的领跑者、占据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企业家，更愿意把这样的企业管理模式归结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语境下，对员工身体和精神上的“压迫”就堂而皇之地被合理化了。一如拼多多在知乎认证账号中的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企业理念渗透下，员工的诉求被压抑、权益被蚕食，随之而来的是情绪的崩溃、身体的透支，心理疾病大量爆发。
更可怕的是，很多企业家仍不愿承认这是制度的问题，反而归咎为员工工作能力和抗压能力的缺失，甚至把它看作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生存下来的，才是真正被企业需要的人才。
国家杠杆
100多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是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996”倡导者。卡内基的工厂里，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以日薪一美元实行“996”，人身伤亡事故频发。最终，1892年7月16日，工人们不堪重负，在工会的组织下集体罢工。卡内基调动雇佣兵开枪镇压，直接枪杀了7名工人，引发了全美轰动。
这次事件是美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典型案例，在那样的“野蛮时代”里，美国社会诞生了不少如卡内基一般的“魔鬼”企业家。他们同样追崇经济效益，罔顾劳动者权益，以至于罢工、游行等社会事件频繁爆发。直到1938年，美国正式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案》，法案对职工工资、工时、加班费做出明确规定，各州又在此基础上，纷纷设立了符合各自州情的劳工法案，并加以严格执行，混乱的局面才得以止息。
法令一出，令行禁止。一众试图在法律边缘试探、游走的企业最终纷纷“落水”。最著名的当属沃尔玛公司3张轰动世界的罚单：2005年，因侵占员工休息时间，它被加州一家法院判决赔偿1.72亿美元；2006年，宾夕法尼亚州一陪审团裁定，沃尔玛因存在强迫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行为，支付最少7800万美元的罚款；2007年，沃尔玛对加班工资数额不足的5万名加州员工支付超过390万美元的补偿，同时支付19.89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在法律与制度的限制与引导下，企业家的思维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卡内基就是其中之一，他卖掉了一手创立的公司，将一生的财富致力于慈善事业，倾尽所能对员工进行补偿。他的座右铭“富有着死去的人死得可耻”影响了很多人，包括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等后世巨富。
可见，当企业家的思维观念无法准确地与时代发展方向相契合时，就需要完善的社会制度与法律法规进行校正和引导。中国这些年也在不断努力，像《民法典》中，对于员工的健康权、隐私权等权益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对于劳动者工资、工时的认定，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规定。不难看出，国家正在以人性化法律基础、严格的监管，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争不让“拿命换钱”成为常态。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的盈亏点上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在赚钱，但社会实际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如社保、医疗、员工健康等，转嫁给了社会。所以当企业狂飙到一个盈亏的临界点，就必须慢下来。慢下来之后，如果还能持续盈利，才代表它真正具备了时代竞争力。而这个临界点，不能只依托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更需要一个适时有效的国家杠杆。
（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