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柳永在《雨霖铃》中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执手可能是最为直接的表达爱慕之情的方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解《诗经》时专门指出：“言执手者，思望之甚也。”然而在公共场所，思望再甚，最好还是把它压在心底。如果真去执握对方的手，就会被视为不雅的轻佻之举。
　　不论男女，一律授受不亲
　　姑娘的手不可执，同性人的手也不是那么好执的。中国人素来讲礼，孔子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说。《仪礼》则教给当时的士子们如何与人交往，见面如何行礼。
　　《仪礼》中提到拜与揖，拜是低头、弯腰、手伏地这一组姿势的连动，而揖则相当于拱手，左手成掌、右手握拳而成禮。
　　在《周礼》中，对公卿贵族要特揖，即一一揖之；对大夫要因其等级而旅揖，即按爵位高低分别作揖；而对士则笼统地作揖三下。另外还有土揖、时揖、天揖等诸多仪礼。这一众仪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绝没有肢体接触，不论男女，一律授受不亲。
　　第一次“握手”
　　与人施礼而与对方保持距离，这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尊卑有序。近代以后，人与人见面两厢握手行礼的风尚渐趋形成。但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人最早的握手礼似乎并不是在近代才出现。抛开表达男女恋情的执子之手，史上也有与握手相仿的礼节。
　　刘向在《说苑·正谏卷》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秦王嬴政九年（公元前238年），齐国说客茅焦冒死谏秦王，指责他车裂嫪毐，诛杀谏臣，其行为狂悖，令天下士人寒心，秦王诸举必将陷秦于危地。说完，茅焦便解衣等待受刑。然而嬴政却感动于茅焦的一番言辞，“下殿，手接之”，并立茅焦为仲父，爵之上卿。
　　秦王嬴政对茅焦的“手接之”是否相当于今天的握手并不可考，但至少是其内心情感的流露，这远比揖请来得真切。
　　跪拜、稽首之礼的突破
　　南北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格局被打破，礼教的束缚松动，一批追求肆意潇洒的名士出现。于是，跪拜、稽首的礼仪风尚也有所突破。
　　《世说新语》记述了汉末至魏晋时诸多名士贵族的言行轶事，其中便可见当时名士圈的执手之风。譬如，东汉郑玄曾师从经学家马融，郑玄学成与老师分别时，马融执郑玄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这是马融对学生殷殷之情的表露。
　　名士之间也常以执手致意为礼。东汉末年，南阳有一位名士叫宗承，当时尚未成名的曹操很是敬仰他，屡次登门却皆因客人太多，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后来曹操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虽然宗承拒绝了曹操欲与之交友的请求，但故事体现了时人执手请交的礼数。
　　拜礼才是正式严肃的礼节
　　然而，南北朝以后，执手这一礼仪姿势更少见于史料，虽是公开表达内心情感，但并不能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礼仪。
　　马融的爷爷、汉代名将马援曾有一段有关执手礼的尴尬经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公孙述称帝于蜀，马援前往参加他的登基大礼。马援与公孙述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关系又不错，满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谁知公孙述却以正式的交拜礼来待他。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握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唯有拜礼才是正式严肃的礼节。
　　即使执手，也仍有地位高低之别，通常是尊对卑施行，比如秦王嬴政对茅焦、马融对郑玄。倘若君臣、师徒二者换过来施执手礼，那就有僭越之嫌。
　　所以，我国礼仪史上的执手礼仍是在传统礼仪思想的框架下，受着深厚的礼仪等级制度的影响，而近代的握手礼则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
　　林语堂先生就曾盛赞中国传统礼仪，说中国人施礼姿势的优美是西方礼节不可比拟的。如今讲究文化多元化，倘若摒弃那些等级观念、繁复形式的糟粕，中国传统礼仪仍有可借鉴之处。
　　从某种角度上讲，没有授受不亲，也就没有执子之手那一瞬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