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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节长假期间，不少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没有停歇。
湖南省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秘书长、“绿色潇湘”志愿者毛建伟在假期里多次到湘江流域排污口蹲点调查，并实时发布水质情况。在2月6日14时的调查日记中，他写道：“湘潭河东污水处理厂临时排污口，水量巨大，排入湘江的污水稍带黄色。”
地处湘南的郴州市，“自然之友”志愿者倪亚玲也在大年初二下午发布消息，“南方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上游100米施工修坝，对岸有两处污水流入郴江河。”
在中国，环保NGO是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一类非政府组织。在今天，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让活跃在各地的环保组织处于“忙不过来”的春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大多正遭遇筹资、运营皆难的寒冬，多个草根NGO持续“断炊”，甚至多年依靠热情“自掏腰包”做环保。
“雄心壮志，英雄气短”八字是这一群体的心声。苏州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发起人方应君告诉《财经》记者，“往返多次、不分昼夜去查找不法的污水口，这种辛苦不算‘事儿’，最头疼的是囊中羞涩，很多最基础的调查和检测都难以开展”。
回到湖北咸宁老家过年的刘曙在长假里无法静心休息。除了从事环保NGO带来的风险引起家人的强烈反对，她还要准备应对年后随时可能会来的一场诉讼。
刘曙是90后，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半年后辞职。2013年8月创办环保组织——长沙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2013年10月，刘曙与志愿者到湘乡市的农村暗访一家无照经营的砂厂，被发现后，遭到厂主等人殴打受伤；三个月后，她们向媒体发布了湖南长株潭三地的饮用水监测结果。其中株洲水样合格率77.5%的数据，遭株洲市环保局、自来水公司质疑，认为采样及检测不规范，且对方表示要起诉。
风波的间接肇因仍是资金匮乏。这次水质检测，原计划在选定的小区内逐户采样，之后送检有资质的水样检测机构。
“按市场价，166个样品多种指标的检测费共计40余万元，我们无力承担。”无奈之下，刘曙采取了一个省钱方案。 由湖南省图书馆免费提供一处定点场地，设为样品收集、现场检测点；然后，向小区居民发放统一的采样瓶，并告知正确的采样、存样技术规则，由居民自行送检水样，为保障采样的真实性和可回溯性，逐一登记提交水样居民的名字、身份证及详细住址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再严格甄选一批较为规范的水样。
长沙一家具有检测设备生产资质的公司免费提供了一台自动检测仪器，并派出专业技术人员，配合环保志愿者进行现场检测。若是重金属指标检测，45分钟就能出结果，居民可现场获知自家水质。
“我们很渴望能自行采样，并送检至专业机构检测，但经费实在是太紧张了。”刘曙连叹几口气，“在中国做环保NGO真的太难了。”
翻开这家机构的财务账本，自成立以来就收支严重倒挂。20多万元的支出详单为：历时近半年的长沙、株洲、湘潭饮用水项目多次踩点及调查，共计7万余元；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调查项目已花费8.7万元；邀请知名环保专家、举办五次环保沙龙，共计1万余元；刚启动的湘江流域农田水土污染和粮食安全调查项目，前期采点共计近万元；其余包括房租等基本开支。
收入成本的构成为：刘曙在外企工作的半年里省下的2万余元积蓄；父亲拿出5万元支持她环保创业；当地个别企业提供的公益赞助共计4万余元；其余的8万余元，由刘曙及其他五个专职伙伴借钱垫付。
作为机构发起人，刘曙认为亏欠伙伴们很多，“不仅没发过工资，还都要搭钱”。为省钱，她在远离市中心的位置租下2000元/月的一处办公室，也是六个人的集体宿舍。“读大学时我们就做环保志愿者，曾策划了一次浏阳河流域生态环境调研，沿着流域实地调查一个月，我们被污染现状所震撼，由此立志一定做环保。”
六人确定的餐费总额标准是300元/月，最窘迫的是在重金属污染调查项目开展期间，为省出到郴州调研的基本路费，不舍得买油和菜，她们三餐吃着别人免费提供的面条熬过60多天。为了能硬撑下去，刘曙计划，今年只留四人做专职，其他两人重新回企业工作，兼职做环保。
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常常无偿加入她们开展的项目，不少环保热心人士也多方接济：没车去现场，当地有的政务人员会借车送志愿者去调研；一些大学、研究所的专家也提供了不少免费帮助。有一次要大量印刷折页宣传单，一家印刷厂得知后，接了这个活儿，给她们直接免掉一半的费用。新年过后，长沙一家企业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无偿提供一处160平方米的办公室。
然而，这些远不够支撑一家机构的运营。眼看着女儿的艰苦挣扎，刘曙的家人从无奈支持转为希望她重新找份稳定工作。
民间环保组织创立初期，“自掏腰包做公益”的现象很普遍。初期最难，无法招募专业人员，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受资金所限，很多预期的项目或难以启动、或中途夭折。
小有名气的河南省“淮河卫士”是典型一例。发起人霍岱珊，于2001年带领两个大学刚毕业的儿子自费做环保，十多年来用尽了20多万元的家庭积蓄。最艰难时，资金来源全部靠家人打短工，霍岱珊从事摄影服务、电脑维修，儿子兼职当代课教师。
转机出现在2007年，霍岱珊获得“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个人奖，之后几年又获“阿拉善SEE生态奖”“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奖”等。“环保组织的发展有这样的规律，所做项目如能获奖或被外界所知是突破口，可基本保证不断炊，申请外界资助项目也会相对容易。”霍岱珊说。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08年的一次普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10月，在全国3539家环保组织（含港澳台以及国际组织驻华分支机构）中，29%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45%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74%的机构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这一领域变化很大。一位了解环保组织注册数据的人士介绍，现在国内仅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环保组织已超过7000家，从筹资平台看，此前有筹资能力的基本是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靠会员制等方式完成，近几年环保备受重视，大型企业单独或联合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以资助国内NGO的环保项目，比如阿拉善SEE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 由企业家群体联合成立的SEE基金会，自2008年开始资助环保NGO，截至2013年底直接投入资金4857.4万元，资助超过300个公益环保项目，覆盖全国400多家民间组织。其中，2013年比上一年度又增加约700万元。
成立于2012年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阿里巴巴营业总收入的0.3%来做公益，投向环境领域的项目资金3000万元左右，其中1200万元是与大型组织合作，其余资金资助近30个环保组织，每家获30万-50万元不等。
不过，从环保领域的需求容量而言，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仍是杯水车薪。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据显示，21个省区共有64家环保领域基金会，其数量规模、捐赠收入分别只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2%，公益支出仅占3%。而中国的基金会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前十位中，没有“环境保护”。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总干事卢思骋分析，基金会认为，与扶贫、教育等热门领域相比，投入环保的资金很难短期见到效益产出。比如，投入一条已被污染的河流，不如扶贫等资助有直接产出。
2013年11月，SEE基金会发起了中国环境资助者联盟（CEGA），以期推动和改善环保公益行业的整体资源状况，目前有九家环境领域资助型基金会加入。这次自发集结的有益尝试，侧重于信息交流且还处于筹备期间，对环保组织的资金瓶颈也难有立竿见影的帮助。
相比很多NGO申请不到资助，刘曙还算幸运。她刚获得了“SEE创绿家”和“水安全基金”的两笔资助，20万元总额将在2014年分期发放。这能缓一时之急，年轻的刘曙已学会算计度日，“按原定规划，饮用水调查项目每年都要开展，而且覆盖湖南全省的重点地区，眼下资金还不够，先做长株潭局部地区的示范点，以后资金充足时再扩大”。
一些“老字号”NGO拥有更多人脉，可选择与境外基金会及机构合作筹集经费。
其中，“自然之友”是国内较早一批从事环保的民间组织，已成立20年。其总干事张伯驹介绍，资金来源构成中，境外基金会及一些使领馆的资助占很大比例。
年均筹资规模超过百万甚至达千万元的NGO，主要是几家京城“老字号”，属于第一梯队；数量庞大，分布各地的基层草根NGO，年均筹资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为第二阵营，其中以20万元为界，又可细分成第二、第三梯队。后者很难直接从基金会申请到资助，因此，谋取生存的主要方法是与第一梯队合作。
“我们类似于分包商，从第一梯队的总承包商手里获得部分项目资金。”重庆绿联副会长赵健说。
为了生存，个别NGO选择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合作，获得少量的政府购买服务，承接部分年度环保教育宣传经费。但此费用规模小，而对方的要求也较为苛刻。
还有一种在业内讳莫如深的资金来源——绿洗（Greenwash），意指企业通过一些组织宣称自身环保，实质上反道而行。“如果原则性不强，获得这种钱非常容易，而且钱很多。”国内一家知名环保组织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一家有违法排污史的污点化工企业曾找过其所在组织，给出的筹码是持续提供可占该机构年总运营资金的20%，被拒绝后，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找到其他组织“代言”。
无论筹资规模大小，大多数环保组织都陷于“项目驱动型”模式。境内的基金会资助项目，通常都会绑定出资人的自身诉求，环保组织往往为谋眼前解渴而舍弃战略目标。
比如，地处江河流域的基层NGO，精准定位应是水污染，而为获得偏重某些领域基金会的资助，就将精力投放到自身并不擅长的、区位不占优势的领域，这就成了机构跟着项目跑，而无从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张伯驹称，大部分资助方对于不同环境领域都有不同倾向性，并且以对改变现实程度的预期作为衡量资助的标准。这时，“NGO变成了一个工匠，被动性地完成一个个任务或指标，NGO对于环保事业的更多可能性与创造性就被压制了。”
卢思骋曾担任过SEE基金会秘书长，在他看来，需要在资方诉求与NGO事业目标之间谋求更好的契合点。基金会也有发展与学习的周期，国内的基金会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经验，资助部门人员及管理上基本复制国外的培训模式，还没有融合到国内一线NGO的实际和所需中，有待于改善。
国内NGO没有资格动员或接受社会公众的捐赠，资金困境的破解就无从谈起。公募权始终是环保组织筹资的一道关卡。一方面，民间NGO不具备公募资格；另一方面，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很少，且基本被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垄断。在环保领域，如严格按法律规范，仅中华环保基金会及其下属分会具有公募资格。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公募资格以及公募权的松动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放开公募权，民间环保组织的筹资平台打通，困境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湖南、广州等地已有破冰意向。在2011年5月实施的《湖南省募捐条例》中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为开展公益活动，经当地民政部门许可，可在许可范围内开展募捐活动。“环境保护”被列入了其所规定的公益事业中。不过，《财经》记者从湖南省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了解到，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条件与要求很高，提交募捐方案很难获批。
在募捐资格上，这些试点已从组织资格的限定放开为行为资格上的允许，但需要什么条件，设置多高的门槛，能否满足于规模较小的草根NGO的筹资需求，需要持续推进。
发达国家在募捐形态和公募资格的管理上，通行惯例是对行为资质上的管理，而不是组织资质上的限定。换言之，只要募捐行为有许可的情况下，所有的NGO都可进行公募。
除了一次性公募外，还可以发起日常募捐活动。募捐行为会有几十种，包括信函、电话、定点与上门等。不过，对于所有的募捐行为都会有不同的法律来规制。“这些法规非常细致，但这是细在募捐行为的规范上，不是募捐资格上。而国内在募捐资格上已把很多民间机构给卡住了，这不合理。” 贾西津对《财经》记者说。
国外NGO的生存模式与中国不同。一方面有政府部门给予资助，比如，德国的法律就允许各个政党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且由政府给予资金。每年政府都有专门的预算，按每个政党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分配其所属基金会相适应的资金。比如绿党占有10%的议席，其所属基金会就在政府预算中获得10%的份额。
更为广泛的模式则是依赖社会捐赠。美国、德国、荷兰等国的NGO通常是金字塔式的稳固结构：塔底是公众募捐，这些捐赠有长期、定额的特性，尽管单笔捐赠额度小，但捐赠者多，此部分是最为稳固的结构，占比较大；塔身是相对较大额的捐赠，捐赠者偏少；塔尖是大额捐赠的极少数人。
“草根环保组织可选择与其他具有公募权的基金会合作，以及尝试在同类零散的民间机构间建立联合劝募的平台。”贾西津建议。联合劝募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国内还没有开拓这种形式，因此，尚需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实现这一功能。
国外NGO都有精确的定位。比如，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主要资金来源定位于富有人士的遗产，WWF在荷兰主要定位于家庭捐赠，相当于每六个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是WWF的会员，给予定期、定额的捐赠。
卢思骋分析，国外NGO的筹资平台的关键环节有二个：政府制定公募规则，确定上限、下限的边界，但不会过多的干预和操纵；在公益市场形成的特性文化之下，NGO行业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每个机构必须都提升自我的造血能力，以发动公众热情、筹集更多资金。
NGO设计出的公益产品和创新模式非常关键，因为公众捐赠与公益产品的设计相当于价值交换。当公益项目争夺激烈时，该领域的NGO会变得更为优化。在卢思骋看来，NGO应首先修好内功，做好未来充分市场化的准备，“环保NGO的成长，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最终让NGO的自发市场更为规范，以解决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湖南省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秘书长、“绿色潇湘”志愿者毛建伟在假期里多次到湘江流域排污口蹲点调查，并实时发布水质情况。在2月6日14时的调查日记中，他写道：“湘潭河东污水处理厂临时排污口，水量巨大，排入湘江的污水稍带黄色。”
地处湘南的郴州市，“自然之友”志愿者倪亚玲也在大年初二下午发布消息，“南方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上游100米施工修坝，对岸有两处污水流入郴江河。”
在中国，环保NGO是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一类非政府组织。在今天，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让活跃在各地的环保组织处于“忙不过来”的春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大多正遭遇筹资、运营皆难的寒冬，多个草根NGO持续“断炊”，甚至多年依靠热情“自掏腰包”做环保。
“雄心壮志，英雄气短”八字是这一群体的心声。苏州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发起人方应君告诉《财经》记者，“往返多次、不分昼夜去查找不法的污水口，这种辛苦不算‘事儿’，最头疼的是囊中羞涩，很多最基础的调查和检测都难以开展”。
匮乏的志愿者
回到湖北咸宁老家过年的刘曙在长假里无法静心休息。除了从事环保NGO带来的风险引起家人的强烈反对，她还要准备应对年后随时可能会来的一场诉讼。
刘曙是90后，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半年后辞职。2013年8月创办环保组织——长沙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2013年10月，刘曙与志愿者到湘乡市的农村暗访一家无照经营的砂厂，被发现后，遭到厂主等人殴打受伤；三个月后，她们向媒体发布了湖南长株潭三地的饮用水监测结果。其中株洲水样合格率77.5%的数据，遭株洲市环保局、自来水公司质疑，认为采样及检测不规范，且对方表示要起诉。
风波的间接肇因仍是资金匮乏。这次水质检测，原计划在选定的小区内逐户采样，之后送检有资质的水样检测机构。
“按市场价，166个样品多种指标的检测费共计40余万元，我们无力承担。”无奈之下，刘曙采取了一个省钱方案。 由湖南省图书馆免费提供一处定点场地，设为样品收集、现场检测点；然后，向小区居民发放统一的采样瓶，并告知正确的采样、存样技术规则，由居民自行送检水样，为保障采样的真实性和可回溯性，逐一登记提交水样居民的名字、身份证及详细住址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再严格甄选一批较为规范的水样。
长沙一家具有检测设备生产资质的公司免费提供了一台自动检测仪器，并派出专业技术人员，配合环保志愿者进行现场检测。若是重金属指标检测，45分钟就能出结果，居民可现场获知自家水质。
“我们很渴望能自行采样，并送检至专业机构检测，但经费实在是太紧张了。”刘曙连叹几口气，“在中国做环保NGO真的太难了。”
翻开这家机构的财务账本，自成立以来就收支严重倒挂。20多万元的支出详单为：历时近半年的长沙、株洲、湘潭饮用水项目多次踩点及调查，共计7万余元；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调查项目已花费8.7万元；邀请知名环保专家、举办五次环保沙龙，共计1万余元；刚启动的湘江流域农田水土污染和粮食安全调查项目，前期采点共计近万元；其余包括房租等基本开支。
收入成本的构成为：刘曙在外企工作的半年里省下的2万余元积蓄；父亲拿出5万元支持她环保创业；当地个别企业提供的公益赞助共计4万余元；其余的8万余元，由刘曙及其他五个专职伙伴借钱垫付。
作为机构发起人，刘曙认为亏欠伙伴们很多，“不仅没发过工资，还都要搭钱”。为省钱，她在远离市中心的位置租下2000元/月的一处办公室，也是六个人的集体宿舍。“读大学时我们就做环保志愿者，曾策划了一次浏阳河流域生态环境调研，沿着流域实地调查一个月，我们被污染现状所震撼，由此立志一定做环保。”
六人确定的餐费总额标准是300元/月，最窘迫的是在重金属污染调查项目开展期间，为省出到郴州调研的基本路费，不舍得买油和菜，她们三餐吃着别人免费提供的面条熬过60多天。为了能硬撑下去，刘曙计划，今年只留四人做专职，其他两人重新回企业工作，兼职做环保。
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常常无偿加入她们开展的项目，不少环保热心人士也多方接济：没车去现场，当地有的政务人员会借车送志愿者去调研；一些大学、研究所的专家也提供了不少免费帮助。有一次要大量印刷折页宣传单，一家印刷厂得知后，接了这个活儿，给她们直接免掉一半的费用。新年过后，长沙一家企业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无偿提供一处160平方米的办公室。
然而，这些远不够支撑一家机构的运营。眼看着女儿的艰苦挣扎，刘曙的家人从无奈支持转为希望她重新找份稳定工作。
基金会的非热点
民间环保组织创立初期，“自掏腰包做公益”的现象很普遍。初期最难，无法招募专业人员，管理模式较为粗放，受资金所限，很多预期的项目或难以启动、或中途夭折。
小有名气的河南省“淮河卫士”是典型一例。发起人霍岱珊，于2001年带领两个大学刚毕业的儿子自费做环保，十多年来用尽了20多万元的家庭积蓄。最艰难时，资金来源全部靠家人打短工，霍岱珊从事摄影服务、电脑维修，儿子兼职当代课教师。
转机出现在2007年，霍岱珊获得“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个人奖，之后几年又获“阿拉善SEE生态奖”“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奖”等。“环保组织的发展有这样的规律，所做项目如能获奖或被外界所知是突破口，可基本保证不断炊，申请外界资助项目也会相对容易。”霍岱珊说。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08年的一次普查结果显示，截至当年10月，在全国3539家环保组织（含港澳台以及国际组织驻华分支机构）中，29%的机构没有专职人员，45%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74%的机构没有固定经济来源。
这一领域变化很大。一位了解环保组织注册数据的人士介绍，现在国内仅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环保组织已超过7000家，从筹资平台看，此前有筹资能力的基本是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靠会员制等方式完成，近几年环保备受重视，大型企业单独或联合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以资助国内NGO的环保项目，比如阿拉善SEE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 由企业家群体联合成立的SEE基金会，自2008年开始资助环保NGO，截至2013年底直接投入资金4857.4万元，资助超过300个公益环保项目，覆盖全国400多家民间组织。其中，2013年比上一年度又增加约700万元。
成立于2012年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以阿里巴巴营业总收入的0.3%来做公益，投向环境领域的项目资金3000万元左右，其中1200万元是与大型组织合作，其余资金资助近30个环保组织，每家获30万-50万元不等。
不过，从环保领域的需求容量而言，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仍是杯水车薪。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据显示，21个省区共有64家环保领域基金会，其数量规模、捐赠收入分别只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2%，公益支出仅占3%。而中国的基金会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前十位中，没有“环境保护”。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代表处总干事卢思骋分析，基金会认为，与扶贫、教育等热门领域相比，投入环保的资金很难短期见到效益产出。比如，投入一条已被污染的河流，不如扶贫等资助有直接产出。
2013年11月，SEE基金会发起了中国环境资助者联盟（CEGA），以期推动和改善环保公益行业的整体资源状况，目前有九家环境领域资助型基金会加入。这次自发集结的有益尝试，侧重于信息交流且还处于筹备期间，对环保组织的资金瓶颈也难有立竿见影的帮助。
项目驱动型
相比很多NGO申请不到资助，刘曙还算幸运。她刚获得了“SEE创绿家”和“水安全基金”的两笔资助，20万元总额将在2014年分期发放。这能缓一时之急，年轻的刘曙已学会算计度日，“按原定规划，饮用水调查项目每年都要开展，而且覆盖湖南全省的重点地区，眼下资金还不够，先做长株潭局部地区的示范点，以后资金充足时再扩大”。
一些“老字号”NGO拥有更多人脉，可选择与境外基金会及机构合作筹集经费。
其中，“自然之友”是国内较早一批从事环保的民间组织，已成立20年。其总干事张伯驹介绍，资金来源构成中，境外基金会及一些使领馆的资助占很大比例。
年均筹资规模超过百万甚至达千万元的NGO，主要是几家京城“老字号”，属于第一梯队；数量庞大，分布各地的基层草根NGO，年均筹资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为第二阵营，其中以20万元为界，又可细分成第二、第三梯队。后者很难直接从基金会申请到资助，因此，谋取生存的主要方法是与第一梯队合作。
“我们类似于分包商，从第一梯队的总承包商手里获得部分项目资金。”重庆绿联副会长赵健说。
为了生存，个别NGO选择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合作，获得少量的政府购买服务，承接部分年度环保教育宣传经费。但此费用规模小，而对方的要求也较为苛刻。
还有一种在业内讳莫如深的资金来源——绿洗（Greenwash），意指企业通过一些组织宣称自身环保，实质上反道而行。“如果原则性不强，获得这种钱非常容易，而且钱很多。”国内一家知名环保组织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一家有违法排污史的污点化工企业曾找过其所在组织，给出的筹码是持续提供可占该机构年总运营资金的20%，被拒绝后，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找到其他组织“代言”。
无论筹资规模大小，大多数环保组织都陷于“项目驱动型”模式。境内的基金会资助项目，通常都会绑定出资人的自身诉求，环保组织往往为谋眼前解渴而舍弃战略目标。
比如，地处江河流域的基层NGO，精准定位应是水污染，而为获得偏重某些领域基金会的资助，就将精力投放到自身并不擅长的、区位不占优势的领域，这就成了机构跟着项目跑，而无从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张伯驹称，大部分资助方对于不同环境领域都有不同倾向性，并且以对改变现实程度的预期作为衡量资助的标准。这时，“NGO变成了一个工匠，被动性地完成一个个任务或指标，NGO对于环保事业的更多可能性与创造性就被压制了。”
卢思骋曾担任过SEE基金会秘书长，在他看来，需要在资方诉求与NGO事业目标之间谋求更好的契合点。基金会也有发展与学习的周期，国内的基金会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经验，资助部门人员及管理上基本复制国外的培训模式，还没有融合到国内一线NGO的实际和所需中，有待于改善。
内外兼修
国内NGO没有资格动员或接受社会公众的捐赠，资金困境的破解就无从谈起。公募权始终是环保组织筹资的一道关卡。一方面，民间NGO不具备公募资格；另一方面，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很少，且基本被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垄断。在环保领域，如严格按法律规范，仅中华环保基金会及其下属分会具有公募资格。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公募资格以及公募权的松动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放开公募权，民间环保组织的筹资平台打通，困境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湖南、广州等地已有破冰意向。在2011年5月实施的《湖南省募捐条例》中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为开展公益活动，经当地民政部门许可，可在许可范围内开展募捐活动。“环境保护”被列入了其所规定的公益事业中。不过，《财经》记者从湖南省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了解到，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条件与要求很高，提交募捐方案很难获批。
在募捐资格上，这些试点已从组织资格的限定放开为行为资格上的允许，但需要什么条件，设置多高的门槛，能否满足于规模较小的草根NGO的筹资需求，需要持续推进。
发达国家在募捐形态和公募资格的管理上，通行惯例是对行为资质上的管理，而不是组织资质上的限定。换言之，只要募捐行为有许可的情况下，所有的NGO都可进行公募。
除了一次性公募外，还可以发起日常募捐活动。募捐行为会有几十种，包括信函、电话、定点与上门等。不过，对于所有的募捐行为都会有不同的法律来规制。“这些法规非常细致，但这是细在募捐行为的规范上，不是募捐资格上。而国内在募捐资格上已把很多民间机构给卡住了，这不合理。” 贾西津对《财经》记者说。
国外NGO的生存模式与中国不同。一方面有政府部门给予资助，比如，德国的法律就允许各个政党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且由政府给予资金。每年政府都有专门的预算，按每个政党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分配其所属基金会相适应的资金。比如绿党占有10%的议席，其所属基金会就在政府预算中获得10%的份额。
更为广泛的模式则是依赖社会捐赠。美国、德国、荷兰等国的NGO通常是金字塔式的稳固结构：塔底是公众募捐，这些捐赠有长期、定额的特性，尽管单笔捐赠额度小，但捐赠者多，此部分是最为稳固的结构，占比较大；塔身是相对较大额的捐赠，捐赠者偏少；塔尖是大额捐赠的极少数人。
“草根环保组织可选择与其他具有公募权的基金会合作，以及尝试在同类零散的民间机构间建立联合劝募的平台。”贾西津建议。联合劝募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国内还没有开拓这种形式，因此，尚需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实现这一功能。
国外NGO都有精确的定位。比如，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主要资金来源定位于富有人士的遗产，WWF在荷兰主要定位于家庭捐赠，相当于每六个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是WWF的会员，给予定期、定额的捐赠。
卢思骋分析，国外NGO的筹资平台的关键环节有二个：政府制定公募规则，确定上限、下限的边界，但不会过多的干预和操纵；在公益市场形成的特性文化之下，NGO行业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每个机构必须都提升自我的造血能力，以发动公众热情、筹集更多资金。
NGO设计出的公益产品和创新模式非常关键，因为公众捐赠与公益产品的设计相当于价值交换。当公益项目争夺激烈时，该领域的NGO会变得更为优化。在卢思骋看来，NGO应首先修好内功，做好未来充分市场化的准备，“环保NGO的成长，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最终让NGO的自发市场更为规范，以解决生存和发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