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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籍产生及传播的过程不同于现代书籍，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以讹、脱、衍、倒四种类型为代表的错误。《部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校对修改，在课文中保留了些许痕迹。教师可借用校勘学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的文言文教学水平，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关键词：校勘学；中学教学；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21）6-007-002
文言文学习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最新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要求学生广泛阅读从先秦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古诗文，并背诵72篇（首）经典作品。新版《标准》的施行，对教师的文言文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言文教学水平的提高，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校勘学知识。
“校勘学是研究古籍校勘的过程和总结校勘古籍的经验，进一步发掘其规律和法则，为具体的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科学”[1]。掌握校勘学知识，能提升一线教师文言文篇章的讲授能力，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一、书籍流通史与校勘学
要想对入选教材的文言文篇章进行丰富而生动的阐释，教师应对古籍制作与传播过程有充分的理解。以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时间节点，中国古籍的制作与传播可划分成两个阶段：1.宋之前以抄写为唯一传播手段的“写本时代”；2.宋之后刻印与抄写并存的“刻本时代”。以“刻本时代”为例，作者在完成作品创作后，其作品的传播是通过抄写或是刻印的方式传播的，这个过程会有多个传播者参与。雕版印刷所使用的刻工文化水平不高乃至目不识丁，只负责对照字的笔画依样雕刻，这期间难免产生舛误；文人传抄过程中无意的笔误也是在所难免。所以，经过一次次的刻印与抄写，即使是同一部书籍也会产生数十甚至上百种文字内容各异的版本。现代教材编订要求标准化，必然不会罗列所有的选文版本，教材编纂者先期已对各版本做了校勘的工作，选定了一个可能最接近原文的文字底本进入教材，并用课文小注的形式保留了其他版本的异文。教师如果不理解古籍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校勘学的专业知识不足，就很难向学生解答文言文中的疑惑。
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将古代文献传抄、刻印中产生的错误分成了四种类型：讹、脱、衍、倒。陈垣先生的归纳长期以来受到校勘学专业领域的广泛认可，今以讹、脱、衍、倒四种情况，来归纳《部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下简称《语文》）中相关文言文的知识。
二、运用校勘学知识读《语文》1.《语文》文言文中的“讹”类错误
讹，即文字错误[2]。这是古籍在传播过程最常见的错误类型。《语文》中的文言文涉及“讹”类错误的有：
A.当查乱何以自起？起不相爱。（《兼爱》）《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当’，同‘尝’，尝试。”教师如果仅是对着注释照本宣科，让学生记住“当”同“尝”的用法，意义不大，因为这两个字的通假非常少见。解释二字通假的理由应作为教学重点，并以此为契机向学生普及汉字演化的相关知识：在繁体汉字的语境下，“当”字是一个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字。“当”，繁体字为“當”；“尝”，繁体字为“嘗”。从繁体字来看，“當”“嘗”形近，因而会在传抄中出现以“当”为“尝”的错误。《语文》在此处注释中简单解释为“当”“尝”通假，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加以补充说明。
B.千古凭高对比，谩嗟荣辱。（《桂枝香·金陵怀古》）《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谩，同‘漫’，徒然。”如果教师没有充分的校勘学知识，可能会让学生把“谩”与“漫”当成通假字记住，学生不理解为什么“谩”会与“漫”通假，机械性记忆导致学习的效率大打折扣。一旦运用校勘学的知识，很容易就能讲清楚“谩”为什么会与“漫”通假：这是由于不同的书法风格导致的。在追求书写速度的行书和草书中，“氵”与“讠”的写法非常相似。“氵”靠下的两点略一连笔，就变成“讠”了。抄写是古籍传播的重要途径，而抄写者多是穷苦的读书人，他们以抄写量计算工钱，因此往往会出现连笔的情况，“谩”与“漫”的通假，应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学生通过对“谩”与“漫”通假的原因的学习，不仅可以类推其他带有“氵”“讠”的通假字，还可以提高书法欣赏素养。
C.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六跪，蟹的六条腿。‘六’应是‘八’。”螃蟹拥有八条腿是生活常识，此处作“六跪”，不合情理。注释中指出了“六”应是“八”之误，却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其实，“六”字是讹字，属于古籍传播过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错误类型：承上而误。古籍的书写方式是竖排从上到下依次书写，“蟹六跪而二螯”中“蟹”字的下半部分与“八”字重新组合，形成了误字“六”。教师将此句转为竖排书写，即可清晰地向学生展示“六”应是“八”的原因，并可借此机会提供学生对于古今书写方向不同的感性认识。
2.《语文》文言文中的“脱”“衍”“倒”类错误
脱，即漏掉文字[3]。这种错误在古籍传播过程中也非常普遍。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很多时候是由于刻工失误，对照底本刊刻时不小心漏掉了几个字或几行。《史记》是《语文》选择文言文的重要来源，《屈原列传》《鸿门宴》都是来自《史记》的经典篇章。然而《史记》在传播过程中就有严重的脱文现象，如现存最古老的《史记》版本——南宋黄善夫本，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之后脱去19字，幸民国时期张元济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参考其他版本修正了这个错误。流传范围如此之广的《史记》尚会存在脱文的情况，其他比较小众的书籍更是可想而知。教师通过对《史记》脱文情况的介绍，可帮助学生形成爱护、传承中华典籍的理性认识。
衍，就是多余的字，是“由后人传写传刻中不小心混入或者重复造成的，也有无知者擅自补入造成的”[4]。《语文》中的文言文涉及“衍”类错误的有：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屈原列传》）《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一说，‘曰’为衍文。”《语文》在此处明确提出了“衍文”的概念，却不加以解释，不得不说是一个缺陷。教师在教学当中应对衍文的概念和成因加以解释，才能帮助学生透彻理解这条注释。
倒，即文字颠倒[5]。这类错误在古籍中为数不少，清代阮元就在校勘“十三经”之一的《仪礼》时纠正了古本的近百处倒文。倒文不仅是古籍中常见的错误，也常常形诸现代人的笔端：《语文》收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梦》一词。2008年《湖南教育》第11期载有《深情冷眼话衷肠——〈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赏析》，该文题目中将“二十日”写作了“十二日”，这就是一处典型的倒文。教师可借助倒文来提醒学生在背诵与默写文言文时提升准确率。
三、结语
新版《标准》的施行，对教师的文言文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如果仅仅满足于对照教材下方的注释照本宣科，势必难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也难以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古籍的产生及传播过程不同于现代书籍，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失误。《语文》教材虽对这些失误进行了校对修改，但仍在入选课本的文言文中保留了些许痕迹。教师掌握校勘学相关知识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文言文教学水平，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参考文献：
[1]杨翔宇.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J]史学史研究.2015（1）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7
[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
[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
关键词：校勘学；中学教学；文言文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315（2021）6-007-002
文言文学习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最新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要求学生广泛阅读从先秦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古诗文，并背诵72篇（首）经典作品。新版《标准》的施行，对教师的文言文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言文教学水平的提高，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校勘学知识。
“校勘学是研究古籍校勘的过程和总结校勘古籍的经验，进一步发掘其规律和法则，为具体的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科学”[1]。掌握校勘学知识，能提升一线教师文言文篇章的讲授能力，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一、书籍流通史与校勘学
要想对入选教材的文言文篇章进行丰富而生动的阐释，教师应对古籍制作与传播过程有充分的理解。以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时间节点，中国古籍的制作与传播可划分成两个阶段：1.宋之前以抄写为唯一传播手段的“写本时代”；2.宋之后刻印与抄写并存的“刻本时代”。以“刻本时代”为例，作者在完成作品创作后，其作品的传播是通过抄写或是刻印的方式传播的，这个过程会有多个传播者参与。雕版印刷所使用的刻工文化水平不高乃至目不识丁，只负责对照字的笔画依样雕刻，这期间难免产生舛误；文人传抄过程中无意的笔误也是在所难免。所以，经过一次次的刻印与抄写，即使是同一部书籍也会产生数十甚至上百种文字内容各异的版本。现代教材编订要求标准化，必然不会罗列所有的选文版本，教材编纂者先期已对各版本做了校勘的工作，选定了一个可能最接近原文的文字底本进入教材，并用课文小注的形式保留了其他版本的异文。教师如果不理解古籍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校勘学的专业知识不足，就很难向学生解答文言文中的疑惑。
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将古代文献传抄、刻印中产生的错误分成了四种类型：讹、脱、衍、倒。陈垣先生的归纳长期以来受到校勘学专业领域的广泛认可，今以讹、脱、衍、倒四种情况，来归纳《部编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下简称《语文》）中相关文言文的知识。
二、运用校勘学知识读《语文》1.《语文》文言文中的“讹”类错误
讹，即文字错误[2]。这是古籍在传播过程最常见的错误类型。《语文》中的文言文涉及“讹”类错误的有：
A.当查乱何以自起？起不相爱。（《兼爱》）《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当’，同‘尝’，尝试。”教师如果仅是对着注释照本宣科，让学生记住“当”同“尝”的用法，意义不大，因为这两个字的通假非常少见。解释二字通假的理由应作为教学重点，并以此为契机向学生普及汉字演化的相关知识：在繁体汉字的语境下，“当”字是一个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字。“当”，繁体字为“當”；“尝”，繁体字为“嘗”。从繁体字来看，“當”“嘗”形近，因而会在传抄中出现以“当”为“尝”的错误。《语文》在此处注释中简单解释为“当”“尝”通假，需要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加以补充说明。
B.千古凭高对比，谩嗟荣辱。（《桂枝香·金陵怀古》）《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谩，同‘漫’，徒然。”如果教师没有充分的校勘学知识，可能会让学生把“谩”与“漫”当成通假字记住，学生不理解为什么“谩”会与“漫”通假，机械性记忆导致学习的效率大打折扣。一旦运用校勘学的知识，很容易就能讲清楚“谩”为什么会与“漫”通假：这是由于不同的书法风格导致的。在追求书写速度的行书和草书中，“氵”与“讠”的写法非常相似。“氵”靠下的两点略一连笔，就变成“讠”了。抄写是古籍传播的重要途径，而抄写者多是穷苦的读书人，他们以抄写量计算工钱，因此往往会出现连笔的情况，“谩”与“漫”的通假，应就是这种情况的产物。学生通过对“谩”与“漫”通假的原因的学习，不仅可以类推其他带有“氵”“讠”的通假字，还可以提高书法欣赏素养。
C.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六跪，蟹的六条腿。‘六’应是‘八’。”螃蟹拥有八条腿是生活常识，此处作“六跪”，不合情理。注释中指出了“六”应是“八”之误，却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其实，“六”字是讹字，属于古籍传播过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错误类型：承上而误。古籍的书写方式是竖排从上到下依次书写，“蟹六跪而二螯”中“蟹”字的下半部分与“八”字重新组合，形成了误字“六”。教师将此句转为竖排书写，即可清晰地向学生展示“六”应是“八”的原因，并可借此机会提供学生对于古今书写方向不同的感性认识。
2.《语文》文言文中的“脱”“衍”“倒”类错误
脱，即漏掉文字[3]。这种错误在古籍传播过程中也非常普遍。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很多时候是由于刻工失误，对照底本刊刻时不小心漏掉了几个字或几行。《史记》是《语文》选择文言文的重要来源，《屈原列传》《鸿门宴》都是来自《史记》的经典篇章。然而《史记》在传播过程中就有严重的脱文现象，如现存最古老的《史记》版本——南宋黄善夫本，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之后脱去19字，幸民国时期张元济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参考其他版本修正了这个错误。流传范围如此之广的《史记》尚会存在脱文的情况，其他比较小众的书籍更是可想而知。教师通过对《史记》脱文情况的介绍，可帮助学生形成爱护、传承中华典籍的理性认识。
衍，就是多余的字，是“由后人传写传刻中不小心混入或者重复造成的，也有无知者擅自补入造成的”[4]。《语文》中的文言文涉及“衍”类错误的有：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屈原列传》）《语文》中该条的注释为：“一说，‘曰’为衍文。”《语文》在此处明确提出了“衍文”的概念，却不加以解释，不得不说是一个缺陷。教师在教学当中应对衍文的概念和成因加以解释，才能帮助学生透彻理解这条注释。
倒，即文字颠倒[5]。这类错误在古籍中为数不少，清代阮元就在校勘“十三经”之一的《仪礼》时纠正了古本的近百处倒文。倒文不仅是古籍中常见的错误，也常常形诸现代人的笔端：《语文》收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梦》一词。2008年《湖南教育》第11期载有《深情冷眼话衷肠——〈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赏析》，该文题目中将“二十日”写作了“十二日”，这就是一处典型的倒文。教师可借助倒文来提醒学生在背诵与默写文言文时提升准确率。
三、结语
新版《标准》的施行，对教师的文言文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如果仅仅满足于对照教材下方的注释照本宣科，势必难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也难以激发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古籍的产生及传播过程不同于现代书籍，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失误。《语文》教材虽对这些失误进行了校对修改，但仍在入选课本的文言文中保留了些许痕迹。教师掌握校勘学相关知识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文言文教学水平，带领学生走进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世界。
参考文献：
[1]杨翔宇.民国校勘学理论与方法的嬗变[J]史学史研究.2015（1）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7
[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
[5]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