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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渣甸山有一幢三层高的洋楼，金庸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別。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一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讨。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讨。但一路乞讨，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讨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
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胡菊人和金庸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比如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吳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摘编自浙江人民出版社《金庸传》一书）
金庸作品推荐
《书剑恩仇录》
本书是金庸创作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1980年出版单行本。小说以清乾隆年间汉人反满斗争为背景，围绕乾隆皇帝与陈家洛二人间奇特的矛盾纠葛而展开。
《碧血剑》
小说发表于1956年，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碧血剑》的主线故事是明末被冤杀的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
《射雕英雄传》
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至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充满爱国的民族主义情愫。
《雪山飞狐》
小说以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人凤之女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口讲述了数年前与此相关的武林风波，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江湖恩怨、藏宝寻宝、美女爱英雄的故事。
《神雕侠侣》
小说的主脉写的是“叛国贼”杨康之遗孤杨过与其师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杨过从小师从小龙女于古墓之中苦练武功，师徒二人情深义重，却无奈于江湖阴鸷险恶、金兵铁蹄来犯使得有情之人难成眷属。历经一番坎坷与磨难的考验，杨过最终与小龙女由师徒变为“侠侣”。
《倚天屠龙记》
以安徽农民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明朝天下为背景，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叙写江湖上各帮各派、各种人物的恩怨情仇，它把中国历史上元朝的兴衰和江湖道义、恩仇平行交叉起来。
《天龙八部》
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
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一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讨。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讨。但一路乞讨，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讨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
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胡菊人和金庸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比如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吳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摘编自浙江人民出版社《金庸传》一书）
金庸作品推荐
《书剑恩仇录》
本书是金庸创作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1980年出版单行本。小说以清乾隆年间汉人反满斗争为背景，围绕乾隆皇帝与陈家洛二人间奇特的矛盾纠葛而展开。
《碧血剑》
小说发表于1956年，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碧血剑》的主线故事是明末被冤杀的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所引起的一系列江湖恩怨。
《射雕英雄传》
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至成吉思汗逝世（1227年）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充满爱国的民族主义情愫。
《雪山飞狐》
小说以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人凤之女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口讲述了数年前与此相关的武林风波，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江湖恩怨、藏宝寻宝、美女爱英雄的故事。
《神雕侠侣》
小说的主脉写的是“叛国贼”杨康之遗孤杨过与其师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杨过从小师从小龙女于古墓之中苦练武功，师徒二人情深义重，却无奈于江湖阴鸷险恶、金兵铁蹄来犯使得有情之人难成眷属。历经一番坎坷与磨难的考验，杨过最终与小龙女由师徒变为“侠侣”。
《倚天屠龙记》
以安徽农民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明朝天下为背景，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叙写江湖上各帮各派、各种人物的恩怨情仇，它把中国历史上元朝的兴衰和江湖道义、恩仇平行交叉起来。
《天龙八部》
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