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临界状态，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气、液两相平衡共存的极限热力状态，它也是一种边缘状态。临界状态就是一种非常规状态，是一种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状态。在《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一书中，孙歌借用这个概念来形容人类面对的某种“危险即将到来”的状态：边界、刀刃、朦胧。
　　当然，她的观察并不是来自新冠肺炎疫情，而是来自冲绳这个特别的地方。
　　冲绳在1879年被日本吞并，1945年被美国攻占并托管，到1972年又交还给日本。这样的过程，导致冲绳成为亚洲的边缘地带。他们是日本人，但1945年战败时，不少冲绳人被日军强迫自杀，此后他们也多次感到是“被日本卖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冲绳一直有强大的分离运动——他们想成为自己。但是，在21世纪谋求冲绳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冲绳人也知道这一点。就连驱逐驻冲绳基地的美军，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美军带来污染（尤其是战机频繁起降的声音污染）和性犯罪等严重问题，但是冲绳的经济又高度依赖美军基地，有不少人也担心美军离开的话，当地人会失去收入。
　　大多数时候，冲绳人的抗爭都是没有结果的，但他们仍然坚持抗争（非暴力抗争），并形成了一种新文化——临界生活状态。他们保持战斗性，保持希望，也保持着接纳命运的平和心态。
　　这种生活状态，和人们习惯的日常生活大相径庭。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惯性中，孙歌称之为“常态偏执”。每次遇到重大危机，如地震、传染病，我们都渴望生活尽快恢复“常态”，为此，可以牺牲一些自由和权利。普通日本民众在危机中表现出的“持续感”经常被人称道，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常态偏执。
　　孙歌对日本“3·11”地震后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做了持续观察，她发现人们很容易从最初的恐惧中走出来，恢复日常生活节奏。最初，人们害怕核辐射，但是在政府告诉他们被污染的蔬菜致病的风险并不高后，他们就能安心食用。最开始，人们每天都看核辐射预报，但很快就变得麻木。这就是常态的力量，它会塑造人的行为和思想，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就连不少日本知识分子，也对核泄漏事件失去持续观察、反思和解释的能力。
　　在这种时候，反而是几乎从来没有拥有过“常态”的冲绳人，为日本本岛提供了思想和行动资源。他们声援福岛，也在东京组织抗议。他们始终不能忘记不公，假装生活很幸福。冲绳人的生存状态其实是在提醒人们，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幸福生活的可能：在边缘状态中安身立命，拥抱不确定的未来。
　　如果是在2020年以前，这样的提醒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会显得有点落伍。我们就是要在“买买买”中定义人生幸福，因为未来就是现在的自然延伸。但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制造出一种真正的临界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生活的再平衡问题。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所在的小区突然停电。邻居们一片慌乱，纷纷担忧停电的盛夏如何生活。有人说自家冰箱里的肉恐怕要坏掉，也有人担心自己储存的冰激凌。有邻居建议，不如大家先把冰激凌分而食之。于是，就真的有几个邻居分享了自家的冰激凌。看来，在临界状态下，可能有恐慌，也可能有“创造性的幸福感”。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如今当然不存在临界状态的问题。但是在历史上，上海也曾有过临界状态。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曾经有3个住处，他既要躲避日本人的侵袭，也要躲避国民党的暗杀，只能东躲西藏，但这同时也是他创作力旺盛、思想最有锋芒的时期。因为无所依靠，反而在一片虚无中真正拥抱了希望。
　　《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里，有不少探讨冲绳思想家的内容。在日本，来自冲绳的思想家有一种尖锐的力量，常常像刀刃一样刺痛日本本土。但是，对普通读者而言，更有价值的应该是去思考它所提示的“在临界状态中生活”。这可能是进入后疫情时代的一把钥匙。
　　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显示出了一些不那么温情脉脉的面目：家庭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也面临信任重建问题;经济前景不明，个人生活方式也要重新接受审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临界状态和不确定性，以不断重建我们的生活。
　　（海城楼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陈 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