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战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紧密性和持续性。当前我国正面临又一次的人口战略的实施，面对国内外一些思潮如：夸大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人口红利消失等等，我们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要科学地引导，正确决策才能进一步巩固我国人口战略的健康发展，以进一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谐发展。
　　当前，国内外一些思潮对我国人口问题存在着违背，如“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危机渲染等等，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如果不重视加以准确地引导，必将导致另一次人口战略的失误。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影响远弱于西方，庞大的人口规模发展的制约作用还长期延续，所以，我们不论从政策的制订还是从舆论的宣传上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有人认为中国近年出现民工荒就意味着“刘易斯拐点”，但我个人观点不同，近年的民工荒不过是近十年来大量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岁劳动力的结果（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过剩前提下出现）。韩国正常男性劳动力年龄为18到70岁，而我国目前男性为50岁以下，女性为40岁以下。在这种情况下，高呼劳动力短缺，似乎中国40、50岁人员不属于劳动力，实在是匪夷所思。近年来的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还有许多必补课程。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4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而我们国家存在40、50岁的劳动力大量下岗。40、50岁劳动力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动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将教会中国企业重新懂得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突出的特点。西方国家以及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不久出现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与人口相关的问题，在我国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在剩余劳动力存在情况下，劳动力适应经济转型能力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在相当长时期内起到的是缓解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社会老龄化，我认为应该从更全面的方位来分析：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经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的25%左右，而中国目前仅6%，每月每人55元的农村新农保出台占GDP也仅千分之几，因此，正是“未富先老”，社会保障从低水平起步，才赋予中国充分的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率，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发展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这个比率控制适当的前提下，社会收支本身未来即使有一定不足，國家也有能力补充，国家用于补充的这部分财力，较之于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如：教育医疗、城市建设投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等两者之间也应该没有太大的差额。
　　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政策是1.5个孩子，农村及独生子女还可生2个孩子，农村实际生育水平还高于2个孩子。这种情况下，放弃计划生育转向增加人口，将是人口战略第二次重大失误。简而言之，个人认为基本稳定人口形势是我国人口战略发展宣传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