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我国台湾地区的GEM曾经排名二十一，乃是亚洲第一。(2004年报告未列入台湾)
　　台湾女性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表现相当平均，例如女性“国会”议员比重为22．2％(全球排名31)，较之日本的10％、韩国5．9％及新加坡11．8％皆高了许多，这是：台湾女力得以在亚洲地区胜出的主要原因。
　　另外，台湾女性平均每人CDP(国内生产毛额)占男性比率为55％(排名29),只是在女性管理及经理人比率为15％(排名63)、女性专技人员比率为43％(排名58)等项目较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统计得知，台湾受大学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达51％，已经略高于男性的49％。
　　“在我国台湾，妇女、劳工运动是1980年代反“威权”潮流的一部分，并作为反“威权”的成果，两性平等的诉求逐渐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妇女团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台湾地方政治相当活跃，沟通能力强的知识女性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中小企业功不可没，而这些企业中的老板娘角色相当重要。解严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与大众传媒高度结合，为善于运用传媒的女性进入政界提供了方便之门。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女性在学校超过50％的优异表现，有她们的特殊“国情”。30年来，美国教育界一直在执行“女孩计划”，针对女生的认知特点，采取适合她们的教学方式，弥补女孩在数理化等学科上的弱势。而美国《美国教育法修正案》、《性别平等法》创造了一种严格的法律环境，让女孩们在一开始受学校教育就能感受平等自由的性别氛围。而在就业领域，越来越严格的反歧视和反骚扰的司法和舆论环境，让女性成为不可侵犯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崩解，“单位”所保障的人群大规模缩减，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土地，就地城市化或被抛入城市务工大潮，对女性的政策保护弱化了。因此，和“女力崛起”的全球图景并存的，是另外一些事实。 　在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上，中国大陆的CEM仍然是空白。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城市女性的年平均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0．1％，这一数字在农村则为59．6％：而在1990年，女性平均收入却达到男性的83％。此外，我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自杀人数的国家。
　　“个体可以改变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利益群体的女性，职业发展并不乐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佟新一再强调。“女性群体是有分化的。处于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如从事科技行业的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确提高，而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却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态。她们上升的道路是封闭的”。即便只在七八年前，中国的学术界还在争论妇女“过度就业”、“妇女回家”的问题。
　　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更是耐人寻味。2004年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全国妇联5个机构中进行的“高层决策者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调查”，被调查的有242位官员，中副部级以上9人、正局级87人、副局级146人，报告表明，在妇联以外的192位被调查者中，知晓或认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仅占44。8％；而82．3％的官员认为妇女的合法权益“基本得到了保护”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52％的人认为中国性别平等状况在国际上的排位与10年前相比持“上升”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一度由1995年的全球第7l下降为2003年的93位。有44．6％的决策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或政策中不存在性别不公正”，其中包括全国人大负责立法工作的决策者。在对妇女施暴问题的认识上，有12％的官员认为这是“家庭私事”，有21．1％的人认为是“因为妻子有错”才被打。另外，在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的认识上，不少决策者首先想到的是“未来的男性找不到配偶”，而从“侵犯女性生存权”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危害的人较少。
　　2003年7月28日的《时代》杂志曾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忘了女性吗?》为封面故事，探讨女性在中国工作过度、薪资过低的问题。事实—上，人方资源发展网的数据表明，即便是经理人阶层，女性的平均月薪，也要比男性低过1000元。面对全球女力开发的热潮，中国应该在公共政策层面做好什么样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