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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女作家,其作品表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在代表作《海滨故人》一文中,作家表达了对异性婚恋能否真正达成女性解放的怀疑,将目光投向了姐妹情谊的书写。姐妹同盟提供了女性认识自我的平等空间,女性在其中为彼此提供情感慰藉,进行着精神交流,不断思索新式女性如何在社会中求得自己的地位。尽管姐妹情谊因异性婚恋的冲击而烟消云散,但作家对姐妹情谊书写的关注、对女性自我价值追寻做出的探索,依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庐隐 《海滨故人》 姐妹情谊 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在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的礼教道德体系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自由”与“平等”成为绝对性的超善,呼唤着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意志和个性解放。在这一话语下,不少作家通过书写“自由恋爱”故事表达与礼教家庭和父权意识形态决裂的热情,并表现出对女性脱离传统家庭、大胆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的期待与鼓励。然而,庐隐虽然被看作“被五四的汹涌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的”a女性作家代表,她的女性书写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姿态。
庐隐对包括传统婚姻与自由恋爱婚姻在内的异性婚恋关系抱有怀疑,似乎并不将其看作女性解放的唯一途径。在她笔下,姐妹同盟是女性追寻自我的必备空间,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是其个人主体性成长的关键元素。尽管小说中的姐妹同盟遭到了异性婚恋关系的掠夺,但作家对女性如何传达经验、如何追寻自我主体性等方面做出的探索,却为后世的女性写作提供了新的方式角度。本文以庐隐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海滨故人》为中心,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作家对现代婚恋模式提出了什么样的怀疑,为何将目光转向姐妹情谊的书写?姐妹情谊究竟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姐妹同盟给女性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何种空间?这一情谊又遇到了哪些阻碍与冲击?
一、对异性婚恋的怀疑
“自由恋爱”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成为口号,与其背后所蕴含的对父权专制社会与封建礼教传统的强烈反抗密不可分。作家通过书写女性勇于走出旧家庭,投向新的现代恋爱婚姻,来表达女性的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然而,庐隐对于女性是否能在这种现代婚恋中寻找到自我的主体性,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作家的怀疑首先源于对“自由恋爱”固有模式的厌倦。从《旅行》到《伤逝》,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男女几乎均为受到新式教育年轻男女,而他们的恋爱也必然建立在对新思想、新学问的讨论等精神交流之上。《海滨故人》中露沙则对这一恋爱模式提出了怀疑:“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边渲染上许多慷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直是作戏!”b男性对女性表达出的交流学问与人生问题的热情,是否有可能仅仅是为“婚恋”这一目的所做出的伪饰?但是,尽管露沙对自由恋爱并不看好,却也不无自嘲地补充道:“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不然岂不味同嚼蜡”,显现出一种前后不一的犹豫态度。这种犹豫恰恰说明她并非是自由恋爱的全心崇拜者,她与子君不同,并不将从旧的家庭走入新的家庭,看作是自我解放的终点。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显然也处在疑虑当中,她一方面认识到自由恋爱具有包办婚姻所不具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方面也敏锐地感知到这一恋爱模式具有利用知识分子女性对精神交流的渴望,从而进行欺骗或是自我伪饰的可能。
除此之外,作家还对现代婚姻本身提出了怀疑。《海滨故人》中露沙与梓青的关系间一直存在着核心矛盾,即梓青多次提出想与露沙走入现代婚姻,但露沙却强调自己满足于精神交流,并不愿意同梓青正式结为夫妻。诚然,露沙这一选择背后有礼教压迫的原因,即女性选择抛头露面走出家庭,往往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但她拒绝与梓青步入婚姻的核心理由却并非如此。小说中明确提出的拒绝理由,其一是她“生平主张精神生活”,认为结婚只是一种形式的结合;其二则是她对梓青原配妻子的同情:“身为女子,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我更何心?” c
露沙强调精神交流,梓青却多次写信向她表达自己渴望事实婚姻。而露沙对自己名义上的“情敌”,梓青的原配,所展现出的超越利益与立场的同情,也反衬出梓青对结发妻子多少显得冷酷无情。露沙从女性的角度传达了这一思索:倘若一个女子追寻个性的解放,就要以另一个女子的痛苦作为代价,那么这种个性解放又是否有其不妥之处呢?佩特曼曾从性契约的角度对现代婚姻进行猛烈批判,认为小资产阶级婚姻是一纸虚假的契约,其本质是创造一种公民的服从关系。d而庐隐虽然未明确把怀疑对象指向阶级层面,但无疑也表现出对自由恋爱步入婚姻后的不安。显然,她并没有女性能在异性婚恋中获得足够精神交流与心灵慰藉的信心,自由恋爱与现代婚姻也并未给她笔下女性寻找自我主体性的足够空间。
二、对姐妹情谊的肯定
在对异性婚恋抱有疑虑的同时,庐隐将目光投向姐妹情谊的书写。姐妹情谊对她笔下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女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为彼此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分享生活经验,并在姐妹同盟中进行哲学思考与自我剖析,满足对于精神交流的迫切需要。
首先,姐妹同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参照自我的平等空间。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有关爱情与自我肯定的辩证法:“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e友谊与爱情并不相同,但“他人是自我发现的必要因素”这一观点却十分关键。《海滨故人》中的各位年轻女性都个性十足,小说中刻意强调了她们“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差别”。父权社会下,异性婚恋的亲密关系往往难以剥离其内在的权力关系,《海滨故人》中的姐妹情谊建立在长期友好相处的感情上,不需要以任何如金钱、地位等外在因素为条件。这一由不同性格、年纪相仿的女性所组成的同盟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证同盟内部的平等。在同盟之中,她们发现自己与朋友的性格和追求有着差异,在理解并试图包容对方的同时,也在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这一差异降低了她们寻求镜像自我的可能,所产生的互补反而为姐妹间的慰藉和个体化成长提供了更多空间。
关键词:庐隐 《海滨故人》 姐妹情谊 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在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的礼教道德体系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自由”与“平等”成为绝对性的超善,呼唤着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意志和个性解放。在这一话语下,不少作家通过书写“自由恋爱”故事表达与礼教家庭和父权意识形态决裂的热情,并表现出对女性脱离传统家庭、大胆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的期待与鼓励。然而,庐隐虽然被看作“被五四的汹涌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的”a女性作家代表,她的女性书写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姿态。
庐隐对包括传统婚姻与自由恋爱婚姻在内的异性婚恋关系抱有怀疑,似乎并不将其看作女性解放的唯一途径。在她笔下,姐妹同盟是女性追寻自我的必备空间,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是其个人主体性成长的关键元素。尽管小说中的姐妹同盟遭到了异性婚恋关系的掠夺,但作家对女性如何传达经验、如何追寻自我主体性等方面做出的探索,却为后世的女性写作提供了新的方式角度。本文以庐隐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海滨故人》为中心,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作家对现代婚恋模式提出了什么样的怀疑,为何将目光转向姐妹情谊的书写?姐妹情谊究竟为女性带来了什么,姐妹同盟给女性寻找自我价值提供了何种空间?这一情谊又遇到了哪些阻碍与冲击?
一、对异性婚恋的怀疑
“自由恋爱”之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成为口号,与其背后所蕴含的对父权专制社会与封建礼教传统的强烈反抗密不可分。作家通过书写女性勇于走出旧家庭,投向新的现代恋爱婚姻,来表达女性的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然而,庐隐对于女性是否能在这种现代婚恋中寻找到自我的主体性,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作家的怀疑首先源于对“自由恋爱”固有模式的厌倦。从《旅行》到《伤逝》,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男女几乎均为受到新式教育年轻男女,而他们的恋爱也必然建立在对新思想、新学问的讨论等精神交流之上。《海滨故人》中露沙则对这一恋爱模式提出了怀疑:“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边渲染上许多慷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直是作戏!”b男性对女性表达出的交流学问与人生问题的热情,是否有可能仅仅是为“婚恋”这一目的所做出的伪饰?但是,尽管露沙对自由恋爱并不看好,却也不无自嘲地补充道:“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不然岂不味同嚼蜡”,显现出一种前后不一的犹豫态度。这种犹豫恰恰说明她并非是自由恋爱的全心崇拜者,她与子君不同,并不将从旧的家庭走入新的家庭,看作是自我解放的终点。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显然也处在疑虑当中,她一方面认识到自由恋爱具有包办婚姻所不具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方面也敏锐地感知到这一恋爱模式具有利用知识分子女性对精神交流的渴望,从而进行欺骗或是自我伪饰的可能。
除此之外,作家还对现代婚姻本身提出了怀疑。《海滨故人》中露沙与梓青的关系间一直存在着核心矛盾,即梓青多次提出想与露沙走入现代婚姻,但露沙却强调自己满足于精神交流,并不愿意同梓青正式结为夫妻。诚然,露沙这一选择背后有礼教压迫的原因,即女性选择抛头露面走出家庭,往往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但她拒绝与梓青步入婚姻的核心理由却并非如此。小说中明确提出的拒绝理由,其一是她“生平主张精神生活”,认为结婚只是一种形式的结合;其二则是她对梓青原配妻子的同情:“身为女子,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我的缘故,我更何心?” c
露沙强调精神交流,梓青却多次写信向她表达自己渴望事实婚姻。而露沙对自己名义上的“情敌”,梓青的原配,所展现出的超越利益与立场的同情,也反衬出梓青对结发妻子多少显得冷酷无情。露沙从女性的角度传达了这一思索:倘若一个女子追寻个性的解放,就要以另一个女子的痛苦作为代价,那么这种个性解放又是否有其不妥之处呢?佩特曼曾从性契约的角度对现代婚姻进行猛烈批判,认为小资产阶级婚姻是一纸虚假的契约,其本质是创造一种公民的服从关系。d而庐隐虽然未明确把怀疑对象指向阶级层面,但无疑也表现出对自由恋爱步入婚姻后的不安。显然,她并没有女性能在异性婚恋中获得足够精神交流与心灵慰藉的信心,自由恋爱与现代婚姻也并未给她笔下女性寻找自我主体性的足够空间。
二、对姐妹情谊的肯定
在对异性婚恋抱有疑虑的同时,庐隐将目光投向姐妹情谊的书写。姐妹情谊对她笔下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女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为彼此提供情感上的安慰,分享生活经验,并在姐妹同盟中进行哲学思考与自我剖析,满足对于精神交流的迫切需要。
首先,姐妹同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参照自我的平等空间。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有关爱情与自我肯定的辩证法:“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e友谊与爱情并不相同,但“他人是自我发现的必要因素”这一观点却十分关键。《海滨故人》中的各位年轻女性都个性十足,小说中刻意强调了她们“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差别”。父权社会下,异性婚恋的亲密关系往往难以剥离其内在的权力关系,《海滨故人》中的姐妹情谊建立在长期友好相处的感情上,不需要以任何如金钱、地位等外在因素为条件。这一由不同性格、年纪相仿的女性所组成的同盟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证同盟内部的平等。在同盟之中,她们发现自己与朋友的性格和追求有着差异,在理解并试图包容对方的同时,也在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这一差异降低了她们寻求镜像自我的可能,所产生的互补反而为姐妹间的慰藉和个体化成长提供了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