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蒋子龙对当代文坛有着不容忽视的可贵贡献。在蒋子龙的文学生涯中，中篇形式深得作家重视，中篇创作数量颇丰且屡屡获奖。中篇小说作为蒋子龙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凭借独特的时代剖视与深刻的人性言说，获得了巨大而深广的社会反响，彰显了作家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 蒋子龙 中篇小说 时代 人性
　　蒋子龙的文学创作以可贵的现实主义笔触沟通小说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彰显作家真诚的社会担当与生命体悟。中篇形式深得蒋子龙重视，“它比长篇来得快，又比短篇包容的多些，可供作家更自由地施展手脚”。在蒋子龙的文学创作中，中篇小说数量颇丰且屡屡获奖。时代生活独特剖视与人性特征深刻言说使其中篇佳作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存在价值。
　　一、时代剖视
　　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蒋子龙在时代不可抗拒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在他看来，“文学是墨写的，但构成文学的却是生活的血肉和时代的脉搏。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感受社会的运动，感受时代的变化，感受生活的千差万别”。其中篇创作亦与时代变化同频共振，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一） 改革呈现与理想观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成为人心所向的时代强音。面对全新写作素材，蒋子龙在社会责任感驱动下，中篇创作应合时代步伐，反映改革斗争与“四化”建设，风格尽显豪迈壮阔。
　　表现工业改革的《开拓者》中，全国经济如一盘死棋、群众对四化实现信心不足，省委书记车篷宽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头羊、开放政策的倡导者面临复杂的利害冲突与人事纠葛。原有经济管理体制根深蒂固，借助行政命令指挥生产与经济调整的管理方法严重妨碍改革步伐；此外，经济竞争引发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增大改革阻力，以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为代表的部分干部思想认识水平和干事创业本领跟不上时代需要，只考虑个人权力职位而漠视甚至否定改革成果。在巨大改革阻力面前，车篷宽坚信“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改革攻坚突破困境，开展经济竞争、运用市场调节，成功打开省工业建设新局面。
　　随着时代改革不断深入，蒋子龙将艺术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实现创作题材的丰富与拓展。反映商界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中篇作品先后出现，改革面貌呈现渐趋复杂化与多样化。
　　围绕商界改革创作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中，底子薄、基础差、月月赔钱的春城饭店在“琢磨经理”牛宏上任后效益提高、走上正轨。但饮食公司经理游刚因个人毁誉荣辱私自撤掉牛宏职务，引发群众不满，最终在不可逆转的改革大潮中，守旧势力败下阵来，牛宏重新披挂上阵。憨直淳朴、勤于思考，外似恭驯、内富主见的青年改革者牛宏，在整顿饭店、改革制度、扩大经营的大胆作为中展现了一代新人的开拓精神。《燕赵悲歌》则将大队党支部总书记武耕新置于大赵庄社员不满长久贫困的冲天怨气以及改革保守派与反对派的官僚主义之争等一系列极为尖锐复杂的矛盾之中，其内心深处忍受的巨大痛苦和恐惧使作品笼罩着一股令人压抑的悲剧气氛。但主人公没有被积重难返的局面吓倒，也没有在困难面前徘徊不前，他带领全村治盐碱、修条田，提高粮食亩产；专业承包、联产到劳，调动生产积极性；抓技术、办工厂、育人才，实现科学致富，贫穷终成大赵庄遥远的记忆。作为自觉和时代取同一步调的作家，蒋子龙不曾冷眼旁观时代改革，而是选择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作品中，主人公喊出“跟着习惯势力走就是连续死亡”的有力抗争与痛心呐喊，“燕赵悲歌”亦是作家蒋子龙的慷慨悲歌。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代关注应在作家创作中处于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倒退几百年，作家可以写人物的私生活，吃喝玩乐，游山逛水，儿女情长，除暴安良。现在我们生活内容的主要比重首先是为国家劳动，群众平时的全部社会生活就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而且精神生活取决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蒋子龙中篇小说以社会改革为背景，真实地呈现现实变革的复杂艰难，但作品又不失理想观照。“文艺作品要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但不是照搬。文艺作品应该负有改变生活的使命。所谓‘理想色彩’，我认为就是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一部作品的成败不在于写了一些什么事件，而在于写出了作家对生活的鲜明的态度”。他写矛盾不使人沮丧，写困难不令人绝望，以独有的生活与创作态度激励人们去满怀信心地建设未来，车篷宽、牛宏、武耕新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己任的开拓者，无疑承载着作家对改革的深入思索与坚定信念、对理想社会图景的美好希冀。
　　（二）恒常困境与现实关怀 “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蒋子龙在创作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商品经济对文学投影越发浓重，作家做出创作调整：寻常巷陌成为蒋子龙透析时代的窗口，他着眼于普通民众的恒常生活，书写具体个体在所處场域内的困顿挣扎，实现了扫描广度、思考深度和审视高度的有机统一。恒常困境在蒋子龙中篇小说中有着独到而深刻的呈现。
　　生存困境的书写。《收审记》中，轻工机械厂生产科长陈公琦因贪污受贿经济案被押至双打收审站，却无奈发现执法部门内部权钱交易、包庇作恶，满是冤假错案。提审时的不公正对待与收审期限一再延长使陈公琦逐渐意识到自己身陷他人谋划已久的圈套，注定难逃蒙冤被捕的厄运。《寻父大流水》中，主人公鲁杨的寻父之旅同样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生存之艰。鲁杨·麦德的生父因战事与妻、子失联，出身不明使鲁杨在成长过程中屡遭他人敌视与各种审查监督。对生存世界陌生、冷漠有着切身感受的他坚定地踏上漫长的寻父之路。奇闻轶事背后，无疑是鲁杨“一辈子没有找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的生存悲哀。《收审记》与《寻父大流水》写出了生存社会的混乱与人际关系的险恶，同时也彰显了作家对生存环境的贴切关注。
　　精神困境的书写。女性作为时代变迁的表征，成为作家笔下精神困境书写的对象。伴随时代发展，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成功走出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规训，追寻自我价值实现，但与之而来的还包括事业与家庭双重角色的重负。蒋子龙中篇小说中职业女性形象在双重角色转换中身心俱疲，承受着精神焦虑的痛苦。《情知不是伴》中的海味店经理颜芳一方面苦于应付商场中的尔虞我诈，另一方面又忙于应对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冬绮之奇》中，嘉泰保温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冬绮也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重担。职业女性精神困境的书写传达了作家对性别差异的尊重，彰显了作家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的性别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