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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产出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本文基于安徽三县的调查,对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五个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这些问题有的影响土地流转的数量,有的影响土地流转的质量,最终将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
【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4-0278-02
2009年夏,笔者随“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安徽省颍上、青阳、肥西三县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下是笔者在此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简要分析。
1 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
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大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四十五岁以上的农民几乎都表示不愿意转出土地。在农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都要到六十多岁,这就是说,在这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这部分农民手中的土地很难进行流转。在皖北和皖中,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示在租金合适的情况下,愿意转出土地。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流转,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在皖南地区,大约只有三成的农民表示愿意转出土地,并且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
据了解,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民有很强的“恋土情节” 。尽管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但他们还是不愿转出土地,而由妇女、老人留在家中继续耕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八、九九部队” ;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目前,农民的生老病死主要还是由个人或家庭承担。土地实质上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使部分农民把它视为命根子,即使已有其他就业门路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1];三是农民担心村委会干部克扣租金。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在进行土地流转时,绝大部分是通过村委会干部进行的,普通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他们担心村委会干部可能会从中获得好处,甚至截留、扣缴;四是还有部分农民担心自己的土地被企业承包后转作他用,从而导致田地收回后不再适合耕种;五是转出土地的示范效应不好。在一些地方,有的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条件是农民可以在企业务工。而务工收入极不稳定,有工作就做,没有工作就不做。相比较自己耕种,收入增加有限,工作量也没有减轻,还没有安全感。
2 有利于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未占主导地位
据我们在安徽三县的调查,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以转包的方式为主,且多发生在父子、兄弟及朋友之间,一般转出方只向转入方收取少许的转包费或者以粮食代替转包费,特点是期限短,流转面积少,不签订转包合同。在皖北地区约有五成以上的农民采取转包的方式,皖中与皖北类似;而在皖南地区,采取转包流转方式的约占全部流转方式的九成。以种植基地为依托的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能形成规模经营的并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比较多,但是能够成功运作的也比较鲜见。同时,农民自身也更倾向于选择转包的流转方式,其原因是转入方都是亲戚、朋友或者本村村民,是自己熟悉的人,不存在什么风险。如果出租给外村人或公司就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农民担心自己想耕种时,田地收不回来,担心自己的田地被用着它途,担心自己的田地被毁坏,担心村委会克扣转包费等等。至于转让这种流转方式,几乎只出现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土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城市。互换方式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小,因面积、肥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性,一般只很难达成协议。入股的流转方式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流转方式,具有土地集中机制和投资激励机制。但实际操作有很大的难度,它不仅需要有统一规模经营的条件,还特别需要有组织管理能力很强的能人。在肥西县调查土地股份合作社时,发现农民有许多顾虑,如收入的保障性是否可靠?合作社能否长期生存?等等。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是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土地就失去了生活保障,而且既无税费负担,又能获得国家的补贴,所以转让这种流转方式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而出租和入股也是有风险的;只有转包的方式风险较小,不用经过村委会同意,不用签订书面合同。所以在多种流转方式中,诸如转让、出租和入股等能够形成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无法占主导地位。
据了解,农民之间的土地转包具有面积小、期限短的特点,一般多为几亩到十几亩不等。 “农民经营土地规模在50~100亩左右为投入产出率最高”[2]所以转包方式流转的土地远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而流转期限短则会影响转入方对土地的投入。对土地的投入少,土地的单位产出就低,有时甚至会出现转入方对转入的土地采取掠夺式的耕种,从而毁坏耕地。因而,从有利于农业长远发展来说,应积极倡导能够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诸如出租、土地入股等,通过反租倒包的方式将土地流转到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手中,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3 转入主体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实现规模效应
笔者参与调查的三个县土地流转方式以转包为主,且转入主体以个体农户为主。龙头企业等组织程度较高的转入主体估计还不到两成,个体农户占绝对优势,且流转的土地面积较小。其结果是农业的经营主体很分散。这种分散导致了一些问题:一是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市场预测能力差,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和需求变化;二是无法形成规模经营,也就无法产生规模效应;三是分散的农民经济实力薄弱,融资困难,扩大再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弱,很难获取或分享二三产业的增资利润[3]。
另外,调研中笔者发现,即使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转入主体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合作社,一部分是由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的私营企业组建的,合作社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原企业的负责人兼任,这样一旦出现企业利益与合作社利益冲突时,负责人很自然地就会偏向企业,因为“企业是自己的,合作社是大家的” 。有的甚至将合作社变成自己企业的生产部门或农产品收购部门,合作社名不副实。笔者认为由私营企业组建的合作社应该进行“整顿” ,其原因:一是名不副实,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二是阻碍真正合作社的发展。
4 农民非农就业不稳定制约了土地流转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但稳定性较差。调研中,笔者问了农民这样两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打工?做什么样的工作?答案是:上海、北京、广东这些地方,哪里有机会就去哪,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发达省市。能做什么工就做什么工,都是苦力活,比如服务员,保姆,建筑工等。从中不难发现农民的非农就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缺乏安全感。大部分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找工作,一年一个地方,很少有农民拥有一份很稳定的非农就业。这样就使农民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会对土地有依赖感。从而不会轻易进行土地的流转。
5 当地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影响土地流转
就地就业可以降低农民非农就业的成本,避免盲目的流动,来回的奔波以及信息不畅引起的长期待业状态,还可以让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机会选择兼业。所以说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影响当地的土地流转状况。但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从第二产业发展状况看。并不是当地的工业越发达当地的农民就能获得很多的就业机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跟工业的种类有很大的关系。一些重化工业提供给农民的就业机会就很少。因为这些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同时技术含量较高,农民受能力限制承担这类工作概率很小。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就能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如加工制造企业就能给当地的土地流转带来积极地作用。另外,仅有城市工业而没有农村工业会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9].由于一系列原因,城市工业会排斥农民工的进入,而农村工业扎根于农村,与农民的关系很亲密,很和谐,并且技术含量不高,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近几年,农产品的加工业在农村发展的很好。
其次,从第三产业发展状况看。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强,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关系密切,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重要渠道。但也不是所有的第三产业都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金融、电信、教育、科学研究等第三产业向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就很小。而运输业、商业、餐饮服务业、仓储业则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行业。安徽的青阳县以九华山闻名,旅游收入是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该地的酒店、餐饮服务业十分发达,以此为依托,以零售为代表的商业也比较发达。酒店餐饮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对当地农民的就业贡献很大,同时该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比较好,促使很多的农民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参与带该地的商业发展中去。较之与其他县市的农民,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更少点,也更愿意转出土地。
参考文献:
[1] 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125-126.
[2] 沈贵银.探索现代农业多元化规模经营制度[J].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5).
[3] 赵凯.中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
【关键词】土地流转;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4-0278-02
2009年夏,笔者随“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安徽省颍上、青阳、肥西三县的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下是笔者在此次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简要分析。
1 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
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大部分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四十五岁以上的农民几乎都表示不愿意转出土地。在农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都要到六十多岁,这就是说,在这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这部分农民手中的土地很难进行流转。在皖北和皖中,大约有一半的人表示在租金合适的情况下,愿意转出土地。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流转,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而在皖南地区,大约只有三成的农民表示愿意转出土地,并且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
据了解,农民对土地流转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民有很强的“恋土情节” 。尽管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但他们还是不愿转出土地,而由妇女、老人留在家中继续耕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八、九九部队” ;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目前,农民的生老病死主要还是由个人或家庭承担。土地实质上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使部分农民把它视为命根子,即使已有其他就业门路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1];三是农民担心村委会干部克扣租金。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在进行土地流转时,绝大部分是通过村委会干部进行的,普通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他们担心村委会干部可能会从中获得好处,甚至截留、扣缴;四是还有部分农民担心自己的土地被企业承包后转作他用,从而导致田地收回后不再适合耕种;五是转出土地的示范效应不好。在一些地方,有的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条件是农民可以在企业务工。而务工收入极不稳定,有工作就做,没有工作就不做。相比较自己耕种,收入增加有限,工作量也没有减轻,还没有安全感。
2 有利于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未占主导地位
据我们在安徽三县的调查,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以转包的方式为主,且多发生在父子、兄弟及朋友之间,一般转出方只向转入方收取少许的转包费或者以粮食代替转包费,特点是期限短,流转面积少,不签订转包合同。在皖北地区约有五成以上的农民采取转包的方式,皖中与皖北类似;而在皖南地区,采取转包流转方式的约占全部流转方式的九成。以种植基地为依托的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能形成规模经营的并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比较多,但是能够成功运作的也比较鲜见。同时,农民自身也更倾向于选择转包的流转方式,其原因是转入方都是亲戚、朋友或者本村村民,是自己熟悉的人,不存在什么风险。如果出租给外村人或公司就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农民担心自己想耕种时,田地收不回来,担心自己的田地被用着它途,担心自己的田地被毁坏,担心村委会克扣转包费等等。至于转让这种流转方式,几乎只出现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土地承包方全家迁入城市。互换方式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小,因面积、肥力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性,一般只很难达成协议。入股的流转方式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流转方式,具有土地集中机制和投资激励机制。但实际操作有很大的难度,它不仅需要有统一规模经营的条件,还特别需要有组织管理能力很强的能人。在肥西县调查土地股份合作社时,发现农民有许多顾虑,如收入的保障性是否可靠?合作社能否长期生存?等等。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是自己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土地就失去了生活保障,而且既无税费负担,又能获得国家的补贴,所以转让这种流转方式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而出租和入股也是有风险的;只有转包的方式风险较小,不用经过村委会同意,不用签订书面合同。所以在多种流转方式中,诸如转让、出租和入股等能够形成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无法占主导地位。
据了解,农民之间的土地转包具有面积小、期限短的特点,一般多为几亩到十几亩不等。 “农民经营土地规模在50~100亩左右为投入产出率最高”[2]所以转包方式流转的土地远没有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而流转期限短则会影响转入方对土地的投入。对土地的投入少,土地的单位产出就低,有时甚至会出现转入方对转入的土地采取掠夺式的耕种,从而毁坏耕地。因而,从有利于农业长远发展来说,应积极倡导能够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流转方式,诸如出租、土地入股等,通过反租倒包的方式将土地流转到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手中,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3 转入主体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实现规模效应
笔者参与调查的三个县土地流转方式以转包为主,且转入主体以个体农户为主。龙头企业等组织程度较高的转入主体估计还不到两成,个体农户占绝对优势,且流转的土地面积较小。其结果是农业的经营主体很分散。这种分散导致了一些问题:一是不能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市场预测能力差,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和需求变化;二是无法形成规模经营,也就无法产生规模效应;三是分散的农民经济实力薄弱,融资困难,扩大再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弱,很难获取或分享二三产业的增资利润[3]。
另外,调研中笔者发现,即使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转入主体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合作社,一部分是由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的私营企业组建的,合作社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原企业的负责人兼任,这样一旦出现企业利益与合作社利益冲突时,负责人很自然地就会偏向企业,因为“企业是自己的,合作社是大家的” 。有的甚至将合作社变成自己企业的生产部门或农产品收购部门,合作社名不副实。笔者认为由私营企业组建的合作社应该进行“整顿” ,其原因:一是名不副实,不能给农民带来收益;二是阻碍真正合作社的发展。
4 农民非农就业不稳定制约了土地流转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但稳定性较差。调研中,笔者问了农民这样两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打工?做什么样的工作?答案是:上海、北京、广东这些地方,哪里有机会就去哪,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的发达省市。能做什么工就做什么工,都是苦力活,比如服务员,保姆,建筑工等。从中不难发现农民的非农就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缺乏安全感。大部分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找工作,一年一个地方,很少有农民拥有一份很稳定的非农就业。这样就使农民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会对土地有依赖感。从而不会轻易进行土地的流转。
5 当地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影响土地流转
就地就业可以降低农民非农就业的成本,避免盲目的流动,来回的奔波以及信息不畅引起的长期待业状态,还可以让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机会选择兼业。所以说当地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影响当地的土地流转状况。但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从第二产业发展状况看。并不是当地的工业越发达当地的农民就能获得很多的就业机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跟工业的种类有很大的关系。一些重化工业提供给农民的就业机会就很少。因为这些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同时技术含量较高,农民受能力限制承担这类工作概率很小。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就能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如加工制造企业就能给当地的土地流转带来积极地作用。另外,仅有城市工业而没有农村工业会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9].由于一系列原因,城市工业会排斥农民工的进入,而农村工业扎根于农村,与农民的关系很亲密,很和谐,并且技术含量不高,多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近几年,农产品的加工业在农村发展的很好。
其次,从第三产业发展状况看。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强,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关系密切,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重要渠道。但也不是所有的第三产业都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金融、电信、教育、科学研究等第三产业向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就很小。而运输业、商业、餐饮服务业、仓储业则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行业。安徽的青阳县以九华山闻名,旅游收入是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该地的酒店、餐饮服务业十分发达,以此为依托,以零售为代表的商业也比较发达。酒店餐饮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对当地农民的就业贡献很大,同时该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比较好,促使很多的农民以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参与带该地的商业发展中去。较之与其他县市的农民,当地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更少点,也更愿意转出土地。
参考文献:
[1] 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125-126.
[2] 沈贵银.探索现代农业多元化规模经营制度[J].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5).
[3] 赵凯.中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