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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来到中国时,新添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头衔,给奥利弗·威廉姆森带来的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安排得满满的媒体专访、大学演讲和论坛对话,繁忙的日程让这位78岁的美国老人略显疲惫。
2010年5月28日,威廉姆森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与此前2000年和2008年两次来华相比,眼下中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今年5、6月间,中国沿海一些制造业工人发起了数起旨在要求加薪的停工事件,中国制造业正遭受史上未有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与此同时,在启动市场化改革三十二年之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中国政府也在今年中开始着手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他还被认为是科斯定理的“重新发现者”,使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更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使之发展成当代经济学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2009年当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国际舆论就普遍认为他的获奖,表明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在目睹了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之后,意识到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威廉姆森也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些体制性问题,在北京讲学期间,他曾多次提及“社会福利”,而在被问及备受关注的国企垄断和收入分配问题时,威廉姆森的回答也极具“新制度经济学”特色。
经济增长福利应该社会共享
5月29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国际会议厅里,威廉姆森开始了题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回顾以及通向诺奖之路”的演讲,坐在他身旁的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也是他昔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事,还有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与演讲时的娓娓道来不同的是,在对话环节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有时也会变得激动起来。当奥利弗·威廉姆森得知,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而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只有8.18%时,这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都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
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应该让每个参与的社会成员分享,而不是任由少数部门独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22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威廉姆森认为,如果中国制造业工人现有的工资水平,是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向市场供应、公平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这一薪资增速可能是正常的。但威廉姆森也承认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威廉姆森认为,从市场角度讲薪水取决于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劳动者技术水平,政府是否(对资方)有保护伞等。
最低工资制度是目前中国政府保障劳工工资权益的最为主要的措施之一。在制造业密集的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截至今年已累计九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至1030元/月,这一水平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威廉姆森表示,希望社会发展所获得的福利应该是每个参与者都去分享的,而不是少数部门独享,劳动者应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国民收入“脱钩”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社会效果引起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两会”期间,内蒙古等一些地方政府也提出努力将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居民收入。
不赞赏“国进民退”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在能源、电信、金融、航空等领域的垄断,威廉姆森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尽管中国国有企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40%下降到29.5%,但是,由于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经济资源、上市发债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实行政策性倾斜,资产和现金流充裕,发展优势明显。而在一个制造业为主的中国,这种核心垄断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将会通过产业链而数倍放大和扩散。
目前,国有企业垄断了国内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以及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对此,威廉姆森对认为,一个行业里可以有巨头出现,但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巨头,至少应该是几个巨头并存。企业本身要认识到一点,不是把所有竞争对手打败就是好的,竞争虽然对一家企业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企业进步有利。
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
针对这一现象,威廉姆森表示,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比如一个大项目运营,国家支持的话,办事效率会不错。此外,他认为扩张是企业的天性。但威廉姆森强调,他本人“并不赞赏国营企业凭借优势打败私营企业,应该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2010年5月28日,威廉姆森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与此前2000年和2008年两次来华相比,眼下中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今年5、6月间,中国沿海一些制造业工人发起了数起旨在要求加薪的停工事件,中国制造业正遭受史上未有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与此同时,在启动市场化改革三十二年之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中国政府也在今年中开始着手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他还被认为是科斯定理的“重新发现者”,使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更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使之发展成当代经济学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2009年当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国际舆论就普遍认为他的获奖,表明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在目睹了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之后,意识到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威廉姆森也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些体制性问题,在北京讲学期间,他曾多次提及“社会福利”,而在被问及备受关注的国企垄断和收入分配问题时,威廉姆森的回答也极具“新制度经济学”特色。
经济增长福利应该社会共享
5月29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国际会议厅里,威廉姆森开始了题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回顾以及通向诺奖之路”的演讲,坐在他身旁的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也是他昔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事,还有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与演讲时的娓娓道来不同的是,在对话环节这位温文尔雅的教授有时也会变得激动起来。当奥利弗·威廉姆森得知,从2002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而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年均增长只有8.18%时,这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都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
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应该让每个参与的社会成员分享,而不是任由少数部门独占。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的研究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39.74%。在过去22年里,资本报酬比重反升两成,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威廉姆森认为,如果中国制造业工人现有的工资水平,是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源源不断向市场供应、公平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这一薪资增速可能是正常的。但威廉姆森也承认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威廉姆森认为,从市场角度讲薪水取决于很多方面,其中包括劳动者技术水平,政府是否(对资方)有保护伞等。
最低工资制度是目前中国政府保障劳工工资权益的最为主要的措施之一。在制造业密集的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最低工资制度,截至今年已累计九次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至1030元/月,这一水平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威廉姆森表示,希望社会发展所获得的福利应该是每个参与者都去分享的,而不是少数部门独享,劳动者应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国民收入“脱钩”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社会效果引起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两会”期间,内蒙古等一些地方政府也提出努力将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居民收入。
不赞赏“国进民退”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在能源、电信、金融、航空等领域的垄断,威廉姆森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尽管中国国有企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40%下降到29.5%,但是,由于国家通过行政组合,剥离坏资产、注入国家外汇储备基金和经济资源、上市发债等有效措施,对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国有大企业实行政策性倾斜,资产和现金流充裕,发展优势明显。而在一个制造业为主的中国,这种核心垄断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将会通过产业链而数倍放大和扩散。
目前,国有企业垄断了国内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以及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对此,威廉姆森对认为,一个行业里可以有巨头出现,但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巨头,至少应该是几个巨头并存。企业本身要认识到一点,不是把所有竞争对手打败就是好的,竞争虽然对一家企业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企业进步有利。
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
针对这一现象,威廉姆森表示,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比如一个大项目运营,国家支持的话,办事效率会不错。此外,他认为扩张是企业的天性。但威廉姆森强调,他本人“并不赞赏国营企业凭借优势打败私营企业,应该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Eaton·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