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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医疗的原因是复杂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并进行治理,才有可能见到实效。
首先是政府原因。政府过度医疗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责任,那就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讲道德是一个方面,但也要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一面,认识到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是以经济人存在于社会的,利益才是行为的原动力。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允许医院通过提供服务赚钱养活自己,医院的趋利行为根本无法避免。另外,医保支付制度也有问题。很多医院按项目付费,对于医院来说,当然是提供的服务越多越挣钱,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一些标准,也有引导医院过度医疗的作用。比如说医药占比,政府规定药品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多少。有些医院为了把药占比降下来,就设法增加各种检查及其它费用。再有就是对医院的评价中,往往含有经济增长指标,也引导了过度医疗。政府主导的医改缺乏总体设计,近年来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感觉。
第二方面原因是现行医学模式。我们一直在讲要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是没有具体措施,这么多年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医生追求的仍然是技术,尤其是高精尖技术,看病仍然是只对器官、疾病,而不是对整个人。只重视技术,只针对疾病的医学模式助长了价格昂贵的药品、耗材、设备的使用,助长了过度医疗的加剧。
第三方面是医院和医生。医院在现行制度下,客观上存在趋利行为。为了更好生存发展,医院尽可能多挣钱,不管是不是应该,这是必然的。还有医院为了表示水平高,吸引更多患者,盲目购买设备。比如很多医院竞相购置手术机器人,但买来后,一次手术光耗材费就五、六万。
从医生来讲,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因一是行为缺乏规范。国内医生的特点是个体间诊疗水平差别非常大,不同医生对同一疾病的治疗各有千秋。不像西方,大家都按照同样的临床路径或规范诊疗患者。很多年轻医生基本功训练不足,没有养成良好临床思维习惯。不是根据患者症状和体征先有一个大致判断,再有针对性进行检查,而是像打鱼一样,先把网撒出去,捞着什么是什么。二是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现在总说医生的过度医疗行为是为了拿回扣,其实更多原因是自我保护。因为现在只要一发生医疗纠纷,就会说医生为什么当初不做这个检查,为什么不采取那个措施?结果造成无论遇到大病小病,为了日后少给自己找麻烦,医生就把能想到的检查都给患者做了。还有一些所谓的国际指南,明显有被企业绑架痕迹,实质是在推销某一种东西。
医生收入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灰色收入对其有着很大的诱惑。加之政府对药品定价虚高,利润空间过大,监督又不到位,使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过度医疗还有社会文化因素。许多国人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许多慢性病、肿瘤晚期患者,即使到了临终状态,也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全身插满管子,毫无价值地维持,既无尊严,还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还有一些享有医保或公费医疗人员,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思想,总是要求医生为其提供最好、最昂贵的医疗服务。前些年政府一些人一直在说要为老百姓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医疗是一个无底洞,是各国政府都非常头疼的事情,要量力而行。香港的人均收入比我们多多了,但香港政府一直在说要为居民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我认为“适宜”这两个字提得很好。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北京附属友谊医院副院长)
首先是政府原因。政府过度医疗的产生有着非常重要的责任,那就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公立医院的趋利行为。讲道德是一个方面,但也要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一面,认识到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是以经济人存在于社会的,利益才是行为的原动力。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允许医院通过提供服务赚钱养活自己,医院的趋利行为根本无法避免。另外,医保支付制度也有问题。很多医院按项目付费,对于医院来说,当然是提供的服务越多越挣钱,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一些标准,也有引导医院过度医疗的作用。比如说医药占比,政府规定药品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多少。有些医院为了把药占比降下来,就设法增加各种检查及其它费用。再有就是对医院的评价中,往往含有经济增长指标,也引导了过度医疗。政府主导的医改缺乏总体设计,近年来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感觉。
第二方面原因是现行医学模式。我们一直在讲要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是没有具体措施,这么多年仍然是生物医学模式,医生追求的仍然是技术,尤其是高精尖技术,看病仍然是只对器官、疾病,而不是对整个人。只重视技术,只针对疾病的医学模式助长了价格昂贵的药品、耗材、设备的使用,助长了过度医疗的加剧。
第三方面是医院和医生。医院在现行制度下,客观上存在趋利行为。为了更好生存发展,医院尽可能多挣钱,不管是不是应该,这是必然的。还有医院为了表示水平高,吸引更多患者,盲目购买设备。比如很多医院竞相购置手术机器人,但买来后,一次手术光耗材费就五、六万。
从医生来讲,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因一是行为缺乏规范。国内医生的特点是个体间诊疗水平差别非常大,不同医生对同一疾病的治疗各有千秋。不像西方,大家都按照同样的临床路径或规范诊疗患者。很多年轻医生基本功训练不足,没有养成良好临床思维习惯。不是根据患者症状和体征先有一个大致判断,再有针对性进行检查,而是像打鱼一样,先把网撒出去,捞着什么是什么。二是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现在总说医生的过度医疗行为是为了拿回扣,其实更多原因是自我保护。因为现在只要一发生医疗纠纷,就会说医生为什么当初不做这个检查,为什么不采取那个措施?结果造成无论遇到大病小病,为了日后少给自己找麻烦,医生就把能想到的检查都给患者做了。还有一些所谓的国际指南,明显有被企业绑架痕迹,实质是在推销某一种东西。
医生收入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灰色收入对其有着很大的诱惑。加之政府对药品定价虚高,利润空间过大,监督又不到位,使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过度医疗还有社会文化因素。许多国人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许多慢性病、肿瘤晚期患者,即使到了临终状态,也要进入重症监护病房,全身插满管子,毫无价值地维持,既无尊严,还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还有一些享有医保或公费医疗人员,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思想,总是要求医生为其提供最好、最昂贵的医疗服务。前些年政府一些人一直在说要为老百姓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医疗是一个无底洞,是各国政府都非常头疼的事情,要量力而行。香港的人均收入比我们多多了,但香港政府一直在说要为居民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我认为“适宜”这两个字提得很好。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北京附属友谊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