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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宣布，中国将会裁减军队员额数量30万。这也是自改革开放后第四次裁军，经过前三次裁军后，中国军队的总数约为230万。裁军30万意味着中国军队员额未来将会减少为200万人，降至1949年后兵员人数的最低点。
与此前的历次裁军不同的是，这次裁军的改革色彩非常重。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强调：“这次裁军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同时他向媒体公布了时间表，表示裁军将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则对媒体表示：“此次裁军，是根据现代化战争对各部队构成的需求作出的决定，是理顺军队体制改革的举措。以前军队是一个小社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保障都由自己来解决。现在强调军民融合，一些后勤部门可以转移到地方上去，减轻军队的负担。”
从以上透露的种种信息来看，这次裁军是一次重大的军事结构调整，是为了适应未来战争而进行的人力资源优化。这种优化机构的裁军是最需要技术含量的，因为并不仅仅是人员的调整那么简单。
9月3日，北京，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
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在裁军的过程中，都会优先裁减非战斗人员的岗位。联合国维和部队最早将后勤岗位全部商业化运作，维和任务的性质决定了不得配备过高的武力，因此部队的战斗性并不强。大部分任务为观察隔离武装冲突双方、维护地方秩序、排除因战争留下的爆炸物等非战争任务，其后勤保障供应一直是联合国文职部门负责统筹安排，一般由商业公司负责生产和物流。
在交战区域，维和部队武装人员可以派员参与护送，大部分是通过雇佣商业保安进行护送。对于维和部队而言，这套后勤保障体系是完美的，因为维和行动并不需要高强度的后勤补给供应能力。现代战争中，主要的后勤压力在于油料和弹药消耗，维和部队大部分任务弹械消耗并不大。2013年的韩日弹药风波中，执行维和任务的日本自卫队向韩国方面提供了1万发弹药。1万发弹药在现代战争中只够一个步兵班一周左右的连续战斗，数量是很少的，而日本自卫队支援的韩军规模却有一个营。
正是由于任务低强度，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完全依靠社会化的后勤供应体系，保障自己的军事行动。反恐战争爆发后，美军也开始了全面后勤社会化保障，甚至比维和部队做得更为彻底。美军不仅将战地的后勤补给交给了承包供应商，连军事训练、情报分析、作战装备维护和部分特殊警卫工作也外包给了军事承包商负责。
战争期间，仅伊拉克就有超过600家军事外包企业，为美军提供服务，每年美国情报界有70%的预算用于购买外包服务。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美军和承包商的比例约为50-100：1，而在伊拉克战争中人数比已经变为10：1。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个划算的主意，这意味着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军根本无需维护全面而且庞杂的后勤部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给作战部队用于战斗。从会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完美的解决方案，美军在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中，军费开支最高只占GDP的4.8%，远远低于此前任何一场战争的负担比例。然而有部分军事评论家却并不这么认为，《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的作者P·W·Singer在书中写道：“索马里‘黑鹰坠落’的‘灾难’中，美军的打字员和厨师都拿起步枪战斗，而在伊拉克厨师和打字员都是平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枪。”平民组成的后勤人员，在高强度的战争中是个致命的缺陷。
尽管如此，后勤业务外包是大势所趋也是本次裁军的重点。几乎每次裁军公众都会对部队文工团体的去留表示关注，与30万的数字相比，现在文工团的编制人数微不足道，并非本次裁撤的重头，军事医学部分恐怕才是后勤社会化的重头戏。
由于承平日久，各军区军医院已经普遍成为部队的健康保障医院，同时向社会开放医疗服务，因此部队的大型医院都是全科医院。在战时最需要的外科专业和处理生化核武器战伤的医生，所占编制不多。而且，大部分军医院的医生缺乏足够的战斗训练。美国和以色列经过多年战斗总结后发现，战场上需要的并不是医生而是军事医疗官。军事医疗官就是同时具备战斗技能和外科医生职业资格的复合型军事医疗人才。
美国空军专司搜救飞行员的PJ特种部队，是经过特战训练的医生。在阿富汗活动的“文化支援部队”（CST），全部由女兵组成，协同特种部队深入当地村落，接触阿富汗妇女并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些经过训练的女兵，不仅能够跟随特种部队的山地行动，而且了解当地文化禁忌，熟悉情报作业方法，具备基础妇科医生技能。她们携带大量药品，为当地妇女儿童提供注射疫苗、检查妇科病和接生等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以便开展情报工作。
上述复合型军事医疗人才，在我军现有的军医培养体系下属于凤毛麟角。本次裁军中对军医院的改革，重点很可能是将社会医疗功能部分回归地方，加强培养真正的战争医疗人才。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在西尔制药公司和通用仪器公司担任CEO，他将商业管理经验带入了五角大楼。在他接任国防部长时，美军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转型期，冷战结束后苏联已经不存在，美国没有机会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面临不确定的挑战。拉姆斯菲尔德希望美国军队变得更灵活高效且致命，在他的带领下，美军开始了一场“碎片化”的军事改革——他希望美军的作战单位更为小型和独立，能更快完成海外部署。陆军单位以旅为基础作战单位，功能也必须更为全面，同时加强特种部队的建设。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特种部队实行了特遣队制度，就是不再由原本的军种和作战单位编成，混编为一个功能更为全面的小分队。海豹突击队可能和陆战队混编在一起去执行任务，陆军的绿色贝雷帽也可能与空军特种部队混编行动。
美军的特遣队制度不仅仅限于其编成，甚至会和盟军的部队一起行动。例如电影《美国狙击手》的主角克里斯·凯尔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他不仅曾经配合美国陆军和陆战队作战，还曾经与波兰闪电特种部队长期合作，共同清剿恐怖分子的巢穴。著名的121特遣队，执行过抓捕萨达姆的任务，是由美国、英国、波兰、加拿大和挪威的特种部队联合组成的菁英单位。
左：美国空军专司搜救飞行员的PJ特种部队，是经过特战训练的医生
右：美国海豹突击队成员进行训练。美军特种部队实行特遣队制度，不再由原本的军种和作战单位编成，混编为一个功能更为全面的小分队
除了跨国的混编之外，美军特遣队在搜捕恐怖分子基地的时候，还要协同FBI的专业取证人员，搜集恐怖活动的证据和线索。经过改革后的美国军队，犹如一套乐高积木，使用不同的模块随意组合出各种形态，去执行最复杂的任务。过去解放军的指挥和编制，均以军区为条块，在朱日和基地每年的对抗演习中，也是以军区和集团军为单位与蓝军部队进行对抗。不仅缺乏跨兵种的高度合成演练，连陆军内部的混编演练项目也不多见。要演变成模块化部队，除了必须加强协作训练之外，还必须将部队改编为更小的独立作战单元，这样才会更容易相互嵌入。
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军队就曾经尝试过师改旅的陆军瘦身探索。然而由于当时的武器装备水平不高，小型化后战斗力大不如前，因此才恢复了师级的编制。2009年开始，陆军再次根据新的装备特点，开始了师改旅的尝试。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报道过师改旅进行得如火如荼，且未来会有大裁军的计划。现在看来，陆军的瘦身和小型化编组，将会是裁军方案的重要部分。
2002年是反恐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五角大楼开始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机构改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2002年联合司令部计划”是有史以来美军指挥体制的一次最为重大的调整。这一计划“重新调整了美国军事力量的结构，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对付21世纪的威胁。
联合司令部制度改革了此前的5个区域性司令部，划分为北方、南方、中央、欧洲和太平洋司令部，另有战略司令部负责战略核武器作战以及太空力量的保障，共计六大联合司令部。
从机构功能来看，2002年前，美军联合司令部类似于我国的军区制度，主要以地域划分职能。2002年的改革，却打破仅以地域划分的惯例。将此前低一级别的功能性司令部，提升到与战区司令部同等的地位。于是出现了运输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另外空军的航天司令部和战略司令部合并为新战略司令部。这种同时以条（功能）块（地域）区分的指挥结构，实际打破了过去军兵种之间的藩篱。
以上文提到的121特遣队为例，该部队就是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下，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搜寻重要恐怖分子线索的特遣队。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有权调动一切与特种作战相关的资源，协助特遣队完成任务。这种模式的好处，不仅在反恐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曾用于救人。
2009年那次被拍摄成电影《菲尔普斯船长》的海盗劫持事件中，海豹突击队从美国本土乘坐运输机空降到现场，迅速击毙3名海盗救出被劫持的船长。这次行动中，不仅是海豹单一部队的问题，还需要协调空军运输机、周边包围海盗的美军舰艇，以及对海盗进行监视的太空力量。这些都是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操作下，实现的无缝对接。
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运作模式，保证了在出现新安全状况或战略重点的情况下，能随时增加或者减少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数量。2007年，美军组建了非洲联合司令部。2010年成立、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战司令部，被视为未来有可能升级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功能单元。
美军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度重新确立后，尽管四大军种仍旧存在，却已经只是平日训练和管理意义上的组织形式。
解放军现在的军区制度，基本继承自苏联军制且以陆军为主导。不仅军区间泾渭分明，军种和总部之间也存在诸多的沟堑。2014年习近平主席接见空军代表的时候，就强调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然而我军的航天力量实际上是分散在总装备部、空军和第二炮兵中，也未曾建立类似美军战略司令部这样的功能性高级指挥机构。所以要想真正做到空天一体，成立跨部门跨军种的联合司令部是极其必要的。
在本次阅兵中展示的东风-21D和东风-26两种中程制海反舰导弹，需要空军、海军、二炮和太空力量紧密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没有战略司令部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本次裁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期待。
与此前的历次裁军不同的是，这次裁军的改革色彩非常重。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强调：“这次裁军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同时他向媒体公布了时间表，表示裁军将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则对媒体表示：“此次裁军，是根据现代化战争对各部队构成的需求作出的决定，是理顺军队体制改革的举措。以前军队是一个小社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保障都由自己来解决。现在强调军民融合，一些后勤部门可以转移到地方上去，减轻军队的负担。”
从以上透露的种种信息来看，这次裁军是一次重大的军事结构调整，是为了适应未来战争而进行的人力资源优化。这种优化机构的裁军是最需要技术含量的，因为并不仅仅是人员的调整那么简单。
军事外包的矛盾
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在裁军的过程中，都会优先裁减非战斗人员的岗位。联合国维和部队最早将后勤岗位全部商业化运作，维和任务的性质决定了不得配备过高的武力，因此部队的战斗性并不强。大部分任务为观察隔离武装冲突双方、维护地方秩序、排除因战争留下的爆炸物等非战争任务，其后勤保障供应一直是联合国文职部门负责统筹安排，一般由商业公司负责生产和物流。
在交战区域，维和部队武装人员可以派员参与护送，大部分是通过雇佣商业保安进行护送。对于维和部队而言，这套后勤保障体系是完美的，因为维和行动并不需要高强度的后勤补给供应能力。现代战争中，主要的后勤压力在于油料和弹药消耗，维和部队大部分任务弹械消耗并不大。2013年的韩日弹药风波中，执行维和任务的日本自卫队向韩国方面提供了1万发弹药。1万发弹药在现代战争中只够一个步兵班一周左右的连续战斗，数量是很少的，而日本自卫队支援的韩军规模却有一个营。
正是由于任务低强度，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完全依靠社会化的后勤供应体系，保障自己的军事行动。反恐战争爆发后，美军也开始了全面后勤社会化保障，甚至比维和部队做得更为彻底。美军不仅将战地的后勤补给交给了承包供应商，连军事训练、情报分析、作战装备维护和部分特殊警卫工作也外包给了军事承包商负责。
战争期间，仅伊拉克就有超过600家军事外包企业，为美军提供服务，每年美国情报界有70%的预算用于购买外包服务。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美军和承包商的比例约为50-100：1，而在伊拉克战争中人数比已经变为10：1。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个划算的主意，这意味着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军根本无需维护全面而且庞杂的后勤部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给作战部队用于战斗。从会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完美的解决方案，美军在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中，军费开支最高只占GDP的4.8%，远远低于此前任何一场战争的负担比例。然而有部分军事评论家却并不这么认为，《企业武士：私营军事产业的兴起》的作者P·W·Singer在书中写道：“索马里‘黑鹰坠落’的‘灾难’中，美军的打字员和厨师都拿起步枪战斗，而在伊拉克厨师和打字员都是平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枪。”平民组成的后勤人员，在高强度的战争中是个致命的缺陷。
尽管如此，后勤业务外包是大势所趋也是本次裁军的重点。几乎每次裁军公众都会对部队文工团体的去留表示关注，与30万的数字相比，现在文工团的编制人数微不足道，并非本次裁撤的重头，军事医学部分恐怕才是后勤社会化的重头戏。
由于承平日久，各军区军医院已经普遍成为部队的健康保障医院，同时向社会开放医疗服务，因此部队的大型医院都是全科医院。在战时最需要的外科专业和处理生化核武器战伤的医生，所占编制不多。而且，大部分军医院的医生缺乏足够的战斗训练。美国和以色列经过多年战斗总结后发现，战场上需要的并不是医生而是军事医疗官。军事医疗官就是同时具备战斗技能和外科医生职业资格的复合型军事医疗人才。
美国空军专司搜救飞行员的PJ特种部队，是经过特战训练的医生。在阿富汗活动的“文化支援部队”（CST），全部由女兵组成，协同特种部队深入当地村落，接触阿富汗妇女并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些经过训练的女兵，不仅能够跟随特种部队的山地行动，而且了解当地文化禁忌，熟悉情报作业方法，具备基础妇科医生技能。她们携带大量药品，为当地妇女儿童提供注射疫苗、检查妇科病和接生等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以便开展情报工作。
上述复合型军事医疗人才，在我军现有的军医培养体系下属于凤毛麟角。本次裁军中对军医院的改革，重点很可能是将社会医疗功能部分回归地方，加强培养真正的战争医疗人才。
更碎片化的军队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在西尔制药公司和通用仪器公司担任CEO，他将商业管理经验带入了五角大楼。在他接任国防部长时，美军正处在非常关键的转型期，冷战结束后苏联已经不存在，美国没有机会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面临不确定的挑战。拉姆斯菲尔德希望美国军队变得更灵活高效且致命，在他的带领下，美军开始了一场“碎片化”的军事改革——他希望美军的作战单位更为小型和独立，能更快完成海外部署。陆军单位以旅为基础作战单位，功能也必须更为全面，同时加强特种部队的建设。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特种部队实行了特遣队制度，就是不再由原本的军种和作战单位编成，混编为一个功能更为全面的小分队。海豹突击队可能和陆战队混编在一起去执行任务，陆军的绿色贝雷帽也可能与空军特种部队混编行动。
美军的特遣队制度不仅仅限于其编成，甚至会和盟军的部队一起行动。例如电影《美国狙击手》的主角克里斯·凯尔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他不仅曾经配合美国陆军和陆战队作战，还曾经与波兰闪电特种部队长期合作，共同清剿恐怖分子的巢穴。著名的121特遣队，执行过抓捕萨达姆的任务，是由美国、英国、波兰、加拿大和挪威的特种部队联合组成的菁英单位。
右：美国海豹突击队成员进行训练。美军特种部队实行特遣队制度，不再由原本的军种和作战单位编成，混编为一个功能更为全面的小分队
除了跨国的混编之外，美军特遣队在搜捕恐怖分子基地的时候，还要协同FBI的专业取证人员，搜集恐怖活动的证据和线索。经过改革后的美国军队，犹如一套乐高积木，使用不同的模块随意组合出各种形态，去执行最复杂的任务。过去解放军的指挥和编制，均以军区为条块，在朱日和基地每年的对抗演习中，也是以军区和集团军为单位与蓝军部队进行对抗。不仅缺乏跨兵种的高度合成演练，连陆军内部的混编演练项目也不多见。要演变成模块化部队，除了必须加强协作训练之外，还必须将部队改编为更小的独立作战单元，这样才会更容易相互嵌入。
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军队就曾经尝试过师改旅的陆军瘦身探索。然而由于当时的武器装备水平不高，小型化后战斗力大不如前，因此才恢复了师级的编制。2009年开始，陆军再次根据新的装备特点，开始了师改旅的尝试。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报道过师改旅进行得如火如荼，且未来会有大裁军的计划。现在看来，陆军的瘦身和小型化编组，将会是裁军方案的重要部分。
编制的巨大改变
2002年是反恐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五角大楼开始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机构改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2002年联合司令部计划”是有史以来美军指挥体制的一次最为重大的调整。这一计划“重新调整了美国军事力量的结构，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对付21世纪的威胁。
联合司令部制度改革了此前的5个区域性司令部，划分为北方、南方、中央、欧洲和太平洋司令部，另有战略司令部负责战略核武器作战以及太空力量的保障，共计六大联合司令部。
从机构功能来看，2002年前，美军联合司令部类似于我国的军区制度，主要以地域划分职能。2002年的改革，却打破仅以地域划分的惯例。将此前低一级别的功能性司令部，提升到与战区司令部同等的地位。于是出现了运输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另外空军的航天司令部和战略司令部合并为新战略司令部。这种同时以条（功能）块（地域）区分的指挥结构，实际打破了过去军兵种之间的藩篱。
以上文提到的121特遣队为例，该部队就是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下，在中东和中亚地区搜寻重要恐怖分子线索的特遣队。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有权调动一切与特种作战相关的资源，协助特遣队完成任务。这种模式的好处，不仅在反恐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曾用于救人。
2009年那次被拍摄成电影《菲尔普斯船长》的海盗劫持事件中，海豹突击队从美国本土乘坐运输机空降到现场，迅速击毙3名海盗救出被劫持的船长。这次行动中，不仅是海豹单一部队的问题，还需要协调空军运输机、周边包围海盗的美军舰艇，以及对海盗进行监视的太空力量。这些都是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操作下，实现的无缝对接。
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运作模式，保证了在出现新安全状况或战略重点的情况下，能随时增加或者减少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数量。2007年，美军组建了非洲联合司令部。2010年成立、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战司令部，被视为未来有可能升级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功能单元。
美军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度重新确立后，尽管四大军种仍旧存在，却已经只是平日训练和管理意义上的组织形式。
解放军现在的军区制度，基本继承自苏联军制且以陆军为主导。不仅军区间泾渭分明，军种和总部之间也存在诸多的沟堑。2014年习近平主席接见空军代表的时候，就强调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然而我军的航天力量实际上是分散在总装备部、空军和第二炮兵中，也未曾建立类似美军战略司令部这样的功能性高级指挥机构。所以要想真正做到空天一体，成立跨部门跨军种的联合司令部是极其必要的。
在本次阅兵中展示的东风-21D和东风-26两种中程制海反舰导弹，需要空军、海军、二炮和太空力量紧密配合，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没有战略司令部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本次裁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