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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小别离》和《小欢喜》后，反映当下教育问题的“中国教育四重奏”的第三部《小舍得》，再次把“教育焦虑”的现实问题抛给观众。
不同于《小别离》聚焦于出国留学、《小欢喜》聚焦于高考升学，《小舍得》着意摹刻的是学生们课外补习的苦。
说起来，《小舍得》还是广东读者给原著作者鲁引弓出的“命题作文”：《小别离》全国热播后的2016年冬，广东一家媒体对学生们的课外补习的辅导班进行了报道，在读者群体掀起相当热的讨论度，其中有不少鲁引弓先生的读者私信他，请他“写写课外补习，写写小学生、幼儿园受的苦。”
这就是《小舍得》的由来。
与前两部作品掀起的热议相同，观众对《小舍得》的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它与焦虑的关系：它到底是在贩卖焦虑，还是在关注焦虑？
原著作者鲁引弓曾说，包括《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和《小痛爱》在内的“中国教育四重奏”，是献给中国中国家庭的糖。
可很多家庭反而从这个系列里，感受到了更强的焦虑感。
这当然不是鲁引弓的创作初衷。
在他看来，“不管你看或不看书/剧，焦虑都在那里”，这是摆脱不了的现实问题。他要做的是把这个问题用更直观的故事呈现在大家面前，让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们找到彼此，“感觉自己不孤单，感觉有很多人都想有所改变，这就会形成一个积极的场”，也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借着《小舍得》热播，我们对该系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先生进行了专访，请他介绍自己创作初衷的同时，还请他聊了聊教育焦虑与环境问题的看法。
Q：小说作者和媒体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相同之处吗？
A：确实，我之前是媒体人，这让我敏感于社会痛点，擅长从各种素材中迅速判断新闻点在哪儿，并找出最适合头版的重磅新闻。然后确立一个写作计划后，我会实地去做许多调研，或者对于作家来说，是采风。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社会内驱力。
你的问题很好，虽然有共同点，但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和作为一个作家去采访是不一样的。作为记者，我会迅速从表象里提出一个关键词，然后狠狠地把当事人家长，把社会的某种机制方面的不顺、悖论说一顿，然后说，“你们放下”。这更像一个理性的外部旁观者。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去采访，首先要解决的是代入感，要跟着不同的爸妈从头一路走一遍，这里边更多的是感性的体验。体验之后，你会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
Q：“中国教育四重奏”共有四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自己针对教育的一个侧重点，这是从创作开始就已经规划好的吗？
A：我是偶然进入教育题材的创作领域的。2013年，我在上海浦东机场看到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机场等待出发，他们要去留学，我感觉他们是一片候鸟。我看到一名中年妇女在我旁边经过，泪流满面，这个场景我很触动。
回来后，我调动了作为媒体人的经验，花了17天时间写完了《小别离》。在写作的过程中动了感情，写着写着就心疼了，有痛感了，因为这种别离不容易，此岸和彼岸的教育都是茫然的，并不是因为彼岸那么好，也不是此岸那么不能忍受。这种别离背后是低龄化留学，让我很触动。
小说发表后，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内有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其实，这个题材从常规来说并不是爱恨情仇，但真正触动千家万户的现实需求。
在电视剧《小别离》火了后，我和上海柠萌影业就开始有意识打造“小系列”，于是有了《小欢喜》。
《小舍得》是来自广东读者给我的命题作文。2016年冬天，广东一家媒体对课外补习进行了报道。我很多读者是中学生和家长，他们看到我转发了这个报道后，让我写写课外补习，写写小学生、幼儿园受的苦，这就推动了我继续进入教育题材。
然后等我写了之前的三本，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大人小孩都缺爱，而缺少爱的滋养，再优秀的教育理念也无用武之地的。于是有了《小痛爱》，它关注的是爱的教育。
读者对我的推动让我知道文学的意义，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否则无法引起共鸣。我本来与教育领域隔得比较远。但你越进去，越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写，动情的地方也很多。
我的创作初衷，就是希望通过阅读和讨论，让教育获得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努力、少一些失控。我想给家长一个释然，甚至偶然的一个深呼吸也好，然后对小孩子稍微和颜悦色一点，能够这样，这个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Q：您曾说“中国教育四重奏”这个系列是送给中国家庭的糖，但实际上很多家庭尤其是父母，反而从您的这个系列里，感受到更强烈的焦虑感——这是否背离了您创作的初衷？
A：我特别希望“四重奏”成为家长的一面镜子，如果家长看完之后更焦虑了，这不是我的初衷。其实你看或不看书/剧，焦虑都在那里。走出家门，没走几步就有培训机构的招牌;疫情之后，我小区附近的很多实体店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培训机构、房产中介。这些都是焦虑。
现实你直面它，内心会痛苦，你回避它，痛其实还在。小“系列”只是直面了教育的痛點，这个过程可能让有些人开始真正关注自己的焦虑，但焦虑并不是小说或者电视剧带来的。在一个大范围引起反思、讨论，这其实有可能已是良性循环的开端，即使改变无法立竿见影，但已经有所启动。 我在采风的时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只要你有好的交流方式，那么很多人会愿意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有的聊着聊着，突然表示感谢，因为说了这些，他好过一些了。
剧火了之后，其实各种声音都有，比如也有人说，“教育四重奏”可以归为亲子书，因为它让身处其中的家长和孩子都感觉到被理解，而且会一起借着聊书中或者剧里的情节，开始把话题引向自身，双方有了进一步的沟通。这种声音，让我挺欣慰的。
家长在书里，剧里看到自己，然后看到那么多的舆论，感觉自己不孤单，感觉有很多人都想有所改变，这会开始形成一个积极的场。
Q：您的小说，给我的观感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来提出问题。但现在的读者大多很注重方法论，就是总想通过某本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有人感慨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道理过于抽象，能直接运用到生活的人不多。所以我捕捉到这个社会痛点以后，以故事的形式呈现问题，提供各种三观，让大家在阅读中联系自身经历，进行一番沉浸式思考。这是一种迂回的让大家关注问题的方式。
问题常会变化，每个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教育其实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别离》播出后，95%以上留言的人问我的是要不要出国留学。到了《小舍得》，很多人问我该不该给孩子报补习班拼民办，家长的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现实、很直接，他希望取得方法论。可是，如果我直接能说得出走还是不走、报或者不报的话，小说写作的动力都没有了。我其实提供不了答案，提供了也不一定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更希望读者通过小说里人物的三观，然后与自己的心灵、与孩子真诚地做一次对话，自己摸索出接下来要走的路。
Q：小说中涉及的很多教育问题，大体上给人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共鸣感——对这种感受的铺排，您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采风后得出的感觉？
A：我自己孩子的教育经验，到今天其实不够用了，这种感受的铺排是采风后得出的。
比如写到那些培训机构，或者某些幼升小、小升初名校招生的情况，不经过实地采风，真想象不出那种场景，写不出那种感觉的。上海、北京的冬天，晚上，非常冷，我走进那些高楼大厦，发现那些孩子像小胖猪一样，被关在房间里，考语文、数学、英语。因为要选拔。但是这种选拔往往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因为减负了，不能放在学校里考的。于是有时候就在培训机构考，或者在外面哪个地方考，家长闻风而动，因为多考一次就多一个机会，谁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在还是不在，但是绝对不想错过。
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门开了，小孩子一个个出来考得鼻青脸肿的感觉，然后就走了，满走廊都是家长在寒冷中等待。
我是难得去一趟，但这些家长听说是晚上哪考都会去考的。真的让人非常心疼。
创作一定要来自于生活，不只让人心有戚戚焉，采访时会发现某种生活的逻辑，规律来自于老百姓心里的渴望。提前对孩子进行智力开发是违背自然规律的，18个月的孩子去学游泳，这就是违背规律。只要不符合人性和规律的一定要调整，于是不期然还有了神预测。
比如小说《小舍得》里写道，孩子在奥数杯赛现场怒掀桌子，这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当时写完小说，生活中还没有发生要整顿补习班这样的事情，但没有想到图书出版当年，“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之后很多城市开始整顿清理奥数杯赛。
在小说《小欢喜》里也有类似的神预测，关于考试和选课，这种选择里有很多功利。违背规律的东西一定得改变，我用小说的方法提前写了理想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年后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
Q：很多家长都很感慨，覺得自己上学时，似乎很少让家庭背负这么重的负担。您觉得这是社会的原因、教育的原因，还是孩子的原因？
A：我采访过程中，接触的大量的感性情况就是说，社会发展太快了，很多人无所适从，这时候都想要寻找一个安全感，于是找到了所谓的阶层、分数，但很多东西却被异化了。
国家是为了减负，提倡就近入学，但没想到这个问题被房产商接盘了，就近入学，结果一套学区房价格暴涨。有的地方房子一平方米从几千变到十几万，它里头有多少喜怒哀乐在。
这时候，民办学校出来了，这比单纯用钱去决定谁进哪个学校，似乎更胜一筹，结果民办学校进行筛选，这环节又被培训机构接盘了。
倘若照此下去，我们的接班人是补课的一代吗？一代人倘若命中那种野性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在这个内卷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补课，农村孩子几乎没有机会考清华、北大。《小舍得》小说里写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米桃，也是想探讨这个问题。
社会发展了，我们现在教育资源比以前多，但另一方面，你又会觉得教育资源更稀缺了。这是悖论，也是现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Q：您觉得当下学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最大的问题，但倘若孩子学了很多知识，没有转化成智慧，而转化成考试能力，这是个问题。
Q：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越来越多家长抱怨自己家的孩子承受能力太弱了，而且新闻也时不时有孩子因为挫折或批评做出过激反应的报道。现在的孩子是真的经受不住挫折，还是说只不过是网络放大了我们的认知？
A：我们常常会觉得今天孩子太脆弱，其实不对的。如果把所有的关注度集中在一个点上，考学、升学、补课、培训，学校讲这个，家长讲这个，甚至即使不讲，你都让他感觉到这种标准的单一，他就容易因为挫折或批评做出过激反应。
不同于《小别离》聚焦于出国留学、《小欢喜》聚焦于高考升学，《小舍得》着意摹刻的是学生们课外补习的苦。
说起来，《小舍得》还是广东读者给原著作者鲁引弓出的“命题作文”：《小别离》全国热播后的2016年冬，广东一家媒体对学生们的课外补习的辅导班进行了报道，在读者群体掀起相当热的讨论度，其中有不少鲁引弓先生的读者私信他，请他“写写课外补习，写写小学生、幼儿园受的苦。”
这就是《小舍得》的由来。
与前两部作品掀起的热议相同，观众对《小舍得》的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它与焦虑的关系：它到底是在贩卖焦虑，还是在关注焦虑？
原著作者鲁引弓曾说，包括《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和《小痛爱》在内的“中国教育四重奏”，是献给中国中国家庭的糖。
可很多家庭反而从这个系列里，感受到了更强的焦虑感。
这当然不是鲁引弓的创作初衷。
在他看来，“不管你看或不看书/剧，焦虑都在那里”，这是摆脱不了的现实问题。他要做的是把这个问题用更直观的故事呈现在大家面前，让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们找到彼此，“感觉自己不孤单，感觉有很多人都想有所改变，这就会形成一个积极的场”，也会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借着《小舍得》热播，我们对该系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先生进行了专访，请他介绍自己创作初衷的同时，还请他聊了聊教育焦虑与环境问题的看法。
我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Q：小说作者和媒体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相同之处吗？
A：确实，我之前是媒体人，这让我敏感于社会痛点，擅长从各种素材中迅速判断新闻点在哪儿，并找出最适合头版的重磅新闻。然后确立一个写作计划后，我会实地去做许多调研，或者对于作家来说，是采风。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社会内驱力。
你的问题很好，虽然有共同点，但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和作为一个作家去采访是不一样的。作为记者，我会迅速从表象里提出一个关键词，然后狠狠地把当事人家长，把社会的某种机制方面的不顺、悖论说一顿，然后说，“你们放下”。这更像一个理性的外部旁观者。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去采访，首先要解决的是代入感，要跟着不同的爸妈从头一路走一遍，这里边更多的是感性的体验。体验之后，你会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
Q：“中国教育四重奏”共有四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自己针对教育的一个侧重点，这是从创作开始就已经规划好的吗？
A：我是偶然进入教育题材的创作领域的。2013年，我在上海浦东机场看到很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机场等待出发，他们要去留学，我感觉他们是一片候鸟。我看到一名中年妇女在我旁边经过，泪流满面，这个场景我很触动。
回来后，我调动了作为媒体人的经验，花了17天时间写完了《小别离》。在写作的过程中动了感情，写着写着就心疼了，有痛感了，因为这种别离不容易，此岸和彼岸的教育都是茫然的，并不是因为彼岸那么好，也不是此岸那么不能忍受。这种别离背后是低龄化留学，让我很触动。
小说发表后，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内有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其实，这个题材从常规来说并不是爱恨情仇，但真正触动千家万户的现实需求。
在电视剧《小别离》火了后，我和上海柠萌影业就开始有意识打造“小系列”，于是有了《小欢喜》。
《小舍得》是来自广东读者给我的命题作文。2016年冬天，广东一家媒体对课外补习进行了报道。我很多读者是中学生和家长，他们看到我转发了这个报道后，让我写写课外补习，写写小学生、幼儿园受的苦，这就推动了我继续进入教育题材。
我想给家长一个释然，甚至偶然的一个深呼吸也好，然后对小孩子稍微和颜悦色一点，能够这样，这个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然后等我写了之前的三本，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大人小孩都缺爱，而缺少爱的滋养，再优秀的教育理念也无用武之地的。于是有了《小痛爱》，它关注的是爱的教育。
读者对我的推动让我知道文学的意义，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否则无法引起共鸣。我本来与教育领域隔得比较远。但你越进去，越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写，动情的地方也很多。
我的创作初衷，就是希望通过阅读和讨论，让教育获得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努力、少一些失控。我想给家长一个释然，甚至偶然的一个深呼吸也好，然后对小孩子稍微和颜悦色一点，能够这样，这个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Q：您曾说“中国教育四重奏”这个系列是送给中国家庭的糖，但实际上很多家庭尤其是父母，反而从您的这个系列里，感受到更强烈的焦虑感——这是否背离了您创作的初衷？
A：我特别希望“四重奏”成为家长的一面镜子，如果家长看完之后更焦虑了，这不是我的初衷。其实你看或不看书/剧，焦虑都在那里。走出家门，没走几步就有培训机构的招牌;疫情之后，我小区附近的很多实体店关门了，取而代之的是培训机构、房产中介。这些都是焦虑。
现实你直面它，内心会痛苦，你回避它，痛其实还在。小“系列”只是直面了教育的痛點，这个过程可能让有些人开始真正关注自己的焦虑，但焦虑并不是小说或者电视剧带来的。在一个大范围引起反思、讨论，这其实有可能已是良性循环的开端，即使改变无法立竿见影，但已经有所启动。 我在采风的时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只要你有好的交流方式，那么很多人会愿意与你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有的聊着聊着，突然表示感谢，因为说了这些，他好过一些了。
剧火了之后，其实各种声音都有，比如也有人说，“教育四重奏”可以归为亲子书，因为它让身处其中的家长和孩子都感觉到被理解，而且会一起借着聊书中或者剧里的情节，开始把话题引向自身，双方有了进一步的沟通。这种声音，让我挺欣慰的。
家长在书里，剧里看到自己，然后看到那么多的舆论，感觉自己不孤单，感觉有很多人都想有所改变，这会开始形成一个积极的场。
Q：您的小说，给我的观感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来提出问题。但现在的读者大多很注重方法论，就是总想通过某本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有人感慨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道理过于抽象，能直接运用到生活的人不多。所以我捕捉到这个社会痛点以后，以故事的形式呈现问题，提供各种三观，让大家在阅读中联系自身经历，进行一番沉浸式思考。这是一种迂回的让大家关注问题的方式。
问题常会变化，每个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教育其实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别离》播出后，95%以上留言的人问我的是要不要出国留学。到了《小舍得》，很多人问我该不该给孩子报补习班拼民办，家长的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现实、很直接，他希望取得方法论。可是，如果我直接能说得出走还是不走、报或者不报的话，小说写作的动力都没有了。我其实提供不了答案，提供了也不一定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更希望读者通过小说里人物的三观，然后与自己的心灵、与孩子真诚地做一次对话，自己摸索出接下来要走的路。
现在的孩子，让人心疼
Q：小说中涉及的很多教育问题，大体上给人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共鸣感——对这种感受的铺排，您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采风后得出的感觉？
A：我自己孩子的教育经验，到今天其实不够用了，这种感受的铺排是采风后得出的。
比如写到那些培训机构，或者某些幼升小、小升初名校招生的情况，不经过实地采风，真想象不出那种场景，写不出那种感觉的。上海、北京的冬天，晚上，非常冷，我走进那些高楼大厦，发现那些孩子像小胖猪一样，被关在房间里，考语文、数学、英语。因为要选拔。但是这种选拔往往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因为减负了，不能放在学校里考的。于是有时候就在培训机构考，或者在外面哪个地方考，家长闻风而动，因为多考一次就多一个机会，谁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在还是不在，但是绝对不想错过。
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门开了，小孩子一个个出来考得鼻青脸肿的感觉，然后就走了，满走廊都是家长在寒冷中等待。
我是难得去一趟，但这些家长听说是晚上哪考都会去考的。真的让人非常心疼。
创作一定要来自于生活，不只让人心有戚戚焉，采访时会发现某种生活的逻辑，规律来自于老百姓心里的渴望。提前对孩子进行智力开发是违背自然规律的，18个月的孩子去学游泳，这就是违背规律。只要不符合人性和规律的一定要调整，于是不期然还有了神预测。
比如小说《小舍得》里写道，孩子在奥数杯赛现场怒掀桌子，这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当时写完小说，生活中还没有发生要整顿补习班这样的事情，但没有想到图书出版当年，“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之后很多城市开始整顿清理奥数杯赛。
在小说《小欢喜》里也有类似的神预测，关于考试和选课，这种选择里有很多功利。违背规律的东西一定得改变，我用小说的方法提前写了理想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一年后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了。
Q：很多家长都很感慨，覺得自己上学时，似乎很少让家庭背负这么重的负担。您觉得这是社会的原因、教育的原因，还是孩子的原因？
A：我采访过程中，接触的大量的感性情况就是说，社会发展太快了，很多人无所适从，这时候都想要寻找一个安全感，于是找到了所谓的阶层、分数，但很多东西却被异化了。
国家是为了减负，提倡就近入学，但没想到这个问题被房产商接盘了，就近入学，结果一套学区房价格暴涨。有的地方房子一平方米从几千变到十几万，它里头有多少喜怒哀乐在。
这时候，民办学校出来了，这比单纯用钱去决定谁进哪个学校，似乎更胜一筹，结果民办学校进行筛选，这环节又被培训机构接盘了。
倘若照此下去，我们的接班人是补课的一代吗？一代人倘若命中那种野性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在这个内卷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补课，农村孩子几乎没有机会考清华、北大。《小舍得》小说里写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米桃，也是想探讨这个问题。
社会发展了，我们现在教育资源比以前多，但另一方面，你又会觉得教育资源更稀缺了。这是悖论，也是现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Q：您觉得当下学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最大的问题，但倘若孩子学了很多知识，没有转化成智慧，而转化成考试能力，这是个问题。
Q：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越来越多家长抱怨自己家的孩子承受能力太弱了，而且新闻也时不时有孩子因为挫折或批评做出过激反应的报道。现在的孩子是真的经受不住挫折，还是说只不过是网络放大了我们的认知？
A：我们常常会觉得今天孩子太脆弱，其实不对的。如果把所有的关注度集中在一个点上，考学、升学、补课、培训，学校讲这个，家长讲这个，甚至即使不讲，你都让他感觉到这种标准的单一，他就容易因为挫折或批评做出过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