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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转学南开大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难以忘怀的一大转折。
步入南开园
我原在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历史,所以转学南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因为当时南开已是国立大学,学术声望很高。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承认的海外学历的大学中,中国有七所,南开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六所分别是北大、清华、中央、浙大、武大和协和医学院)。按牛津的规定,上述七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如赴牛津研究院深造,可免试入学。这一规定令人向往。所以1948年南开招收插班生时,我认为是一绝佳机会,就前来应试。犹还记得英语作文题是“内战”,对我这个反内战反饥饿分子来讲,作答时没有任何困难。当时的历史试卷也是用英语作答的。那年8月,《大公报》公布了录取名单,我榜上有名。真是喜出望外。
我来南开时,恰值国共两军鏖战华北,解放军已兵临平津城下。为了防止共产党人的潜入,学校当局规定非本市户口入学者,必须持有资产者担保的保证书。这对我来说是一大难题。幸好,得到先一年由辅仁转来南开的席潮海(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外交部、国家旅游局,20世纪80年代初任西藏大学副校长,建议并襄助南开大学建立了旅游专业)的帮助,找到在鼓楼做生意的同乡签了字,才完成注册手续,顺利入学,我的注册号是37019。
复校后的局势和艰难历程
初到南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很新鲜。尔后的年年岁岁,许许多多的故事,以及我所经历之事,竟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都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这里叙述的都是具体且真实的记忆。
1946年,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代表张伯苓校长主持了复校工作。10月初,黄抵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也于此时抵达北平,分发到三校,由申泮文主要负责押运的西南联大图书仪器200余箱,存于北大红楼,亦开箱分配。11月1日为西南联大纪念日,三校联合举行了纪念会,人们盛赞联大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及三校的合作精神,联大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校长宣告西南联大正式解散。11月17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胜利楼举行复校典礼,由秘书长黄钰生、教务长陈序经主持,并宣布正式开学,20日开始上课。
南开原有校址在八里台(距鼓楼8里),“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燃至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今行政楼所在地)、秀山堂(今幼儿园所在地)及第一学生宿舍均遭日军飞机轰炸,被夷为一片废墟。沦陷八年间,校园成为日军兵营,饱受践踏、毁坏,马蹄湖原为哑铃型,被填平一半(今小花园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毁建筑的残垣断壁仍清晰可见。可以想见,南开复校的艰难程度。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园亦随之扩大,接收了六里台日本的中日中学(今日本爱知大学有的教师曾是中日中学教师)及甘肃路原日本建立的国民学校和工业学校旧址。从“六里台”到“八里台”之间的大片土地均成为南开校园。这片新的校址多系稻田,也有苗圃,还有一惹人注目的棒球场(今天津大学一村一带)。校园没有围墙,极为开阔,东面以墙子河(今称卫津河)为界,向西可延伸一里多路,墙子河水清澈见底。“六里台”南开校门外河上还有一户三口人的水上人家。
校本部及理、工两学院在“八里台”,通称南院,上课教室只有思源堂和胜利楼一部分。理、工学院教师及少数文学院教师住在东西柏树村,如杨石先、黄钰生、冯文潜、萧采瑜等住东村,邱宗岳、陈荫谷等住西村。校内东楼及校外八里台有一院落均为教职工住宅。比如,历史系杨生茂先生住在校内,王玉哲先生就住在校外。现在八里台邮局旁边有一处宅院也是南开属地。文、理、工三院女生住在芝琴楼。西柏树村有一装饰优雅的食堂,供教职工就餐。文学院、经济研究所、体育部均设于“六里台”,通称北院。文、理、工三院男生居住在一座长方形两层楼的工字楼建筑物中,由斋务课郭屏蕃管理。
北院有一湖泊,称和平湖。湖中有游艇十余只,师生常泛舟湖上。湖之北岸是二层楼的西式洋房,多为中、外文系教师所住,如彭仲铎、华粹深、邢公畹、杨善荃等。湖之南岸有一风格别致的别墅,是罗大冈夫妇的“领地”。1947年由重庆迁回的经济研究所独占一座二层楼的建筑。此处有一小节需略述及,经研所所长何廉(后任南开大学校长)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经研所十余名师生及60余吨图书得以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得以北运至天津,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保存学术资源与力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应为南开人时时感念。湖南面尚有一大片空地被辟为南开操场,相当开阔,1947年的全校春季运动会即在此举行。
学校北院有一学生大饭厅,也称“民主厅”,学生吃饭集会均在此处。北院没有教室,三个学院的学生都须去南院上课,大家往返都抄近路,选择走校内稻田的田埂,比走墙子河外的土马路近一点,确实也节省时间,大约20分钟就可到达。
甘肃路校址,通称东院,是政经学院所在地。院中有一U字形大楼,师生上课住宿均在楼中,如王赣愚、杨敬年、吴大业、陶季侃、何启拔、龙吟、傅筑夫、滕维藻等均住在这里。大楼内有一大礼堂,是学校最大的集会场所。院中还有一露天游泳池,靠近游泳池有一座小楼,也是教师住宅。从北院到东院,步行须20分钟。路是石子铺成的,经过墙子河的一座小桥,不远即可到达。
在黄钰生、陈序经、杨石先等人的努力下,南开复校工作初见成效,但仍困难重重。1946年12月3日《大公报》有一报道可以为证,即《无钱无书无煤无米,南大日与贫困挣扎》,文中提到:“南大经敌人炮火洗礼后,壁亦有不存者,图书仪器更不必论。筹备至今,虽已勉强开课,但不论学校、先生、学生均在终日与贫困挣扎,学校无钱,一切计划都成空想。教部所拨经费,无一项充足,即以本年冬季煤火费论,学校预算为1亿6千万元,而教部则只允拨2百万元。两相比较,所差几使人不能相信。”经费缺乏是困扰南开的最大问题。1947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校视察,是时张伯苓已由美返校,主持茶话会,有20余名教授参加。刘晋年、张克忠、吴大任、萧采瑜、汪德熙、袁贤能、冯文潜相继发言,诉抒南开的疾苦,希望政府认识到南开的困境,予以解决。冯文潜讲:“暑假后将有学生1200人,教授150多人,而南开尚没有阅览研究和藏书的地方,我们在精神方面的冻馁可受不了了。”刘晋年说:“现在南开聘教员,简直没地方住。设备方面,不敢希望很好,现在连敷衍都谈不上。”(《益世报》1947年8月19日)与会者从各个方面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诸前辈或为同事,或为邻居,或为挚友,他们都亲口述说那时所遭遇的困难。那是教授穷、学生苦、物价狂涨的年代,人们无不叫苦连天。1948年7月5日,一袋“兵船”牌面粉被卖到1150万元,7月8日涨至1380万元。7月7日,玉米被卖到14万2千元一斤。困难严重到了极点。在严酷的现实环境里,代理校长杨石先、教务长吴大任等人肩负重任、苦心经营,全校师生同舟共济,渡过了难关。
学术传统和校园文化
南开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南开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一向为学术界所瞩目。进入这一学术环境,令人感受颇多。
那是战争年代,八里台校内外碉堡林立。复校初期,每日总有骑兵到校内牧马,各种武装部队在教室外演习,诸多军用设施被架设在操场上,南开师生无不愤叹侧目。“军事气氛弥漫全国,南开地处郊外,亦难成一块清静土。”为使学校有一健康环境,校领导多次向天津市当局交涉,提出抗议,以维护校园的安静,使教学和科研工作得以有序进行。
那几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席卷全国,南开人在这一运动中曾有突出表现。学校的学术空气仍然很浓厚,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摇篮。各个学科都扎实地稳步发展,理、工科的教学与实验运作正常,人文、社会科学诸科也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和影响。《大公报》、《益世报》经常登载南开师生的各种类型的文章。如我同寝室的好友蔡美彪,高我两级,学习成绩突出,当时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益世报》、《大公报》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宋辽金元方面的学术文章,获得了杨石先祖母“珠麘奖学金”及国际奖学金。学校还经常举行学术讲演,内容丰富,有校内教师如黄钰生讲“大学的功能”、鲍觉民讲“战后之英国”、吴大任讲“理学”等;也有校外学者如清华大学戴世光讲“中国人口问题”、费孝通讲“美国大学”、英籍教授史宾凯(Von de Sprankal)讲“现代英国”(十余次)等。
南开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社团种类多样、形式不一,有全校性的,有跨院系的,有同一学科志同道合者组织的,等等。社团名目繁多,开展了各种活动。如老资格的虹光剧艺社和初露头角的世纪风社都曾到南院组织联欢活动;最大的南星合唱团指挥韩里和组织者穆青因一曲“黄河颂”而声名鹊起,誉满津门。如今在校的谷书堂、李万华、王端菁等都曾是该团成员。1947年4月9日,新诗社在北院成立,导师卞之琳、李广田、邢公畹、刘恩荣均参加并致词,即日晚就举行了新诗朗诵会,新诗社相当活跃。南开还经常举行联欢活动,像歌咏、昆曲、京戏是常见的活动形式。学校还放映过《英国公主伊丽莎白婚礼》、《列宁在十月》等影片。这些活动一般在东院大礼堂举行,也对外开放,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那个时代的南开人,不会忘记1948年3月的学生会竞选、五四运动纪念会。在东院大礼堂举行的竞选活动初步体现出了校园民主的氛围,近千名学生与20位候选人到会,竞选人相继发表讲演,阐发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人拥有竞选团队,有的是个人登台竞选,热情极高,学生们喻其为“南开的华莱士”、“南开的杜鲁门”,这些竞选者无不强调“民主”、“自由”。竞选之余,助选者还组织了卡通剧、马戏、歌咏等表演,形式多样,影响颇巨。而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更具声色,活动持续了三天,由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三校学生自治会在南开大学南院联合举办,邀请到严仁颖等多位教授讲演科学与民主,北大、清华等校的许德珩、张奚若等教授则由北平发来书面讲稿请人代为宣讲,南开鲍觉民教授做总结发言。在东院另有集会,与会者竟达2000余人,是时台上高悬“科学属于人民,科学服务人民”的标语。纪念活动伴随有游艺活动,其中节目有合唱“青春战斗曲”、“铁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有由名家作曲的朗诵剧“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提琴独奏等等。北院则由新诗社、文艺社及中文系学生会主办,会场民主厅墙上嵌有“人民的方向就是文艺的方向”字样,外文系罗大冈、中文系邢公畹及北大冯至教授应邀前来讲演,学生会还组织了划船、球类、游泳比赛,以资助兴。每一项活动的主题思想都很明确,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南开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学生会的话语权很大,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群众,国民党公开活动,共产党则在“地下”较劲,学生会竞选激烈,选举结果,进步力量占据上风,学生会积极活动组织学术演讲,建立图书馆,搜集了千余册图书,20余种杂志,借此来宣传革命思想。
时事座谈会是非常有益的活动。1948年,在北院民主厅召开的“反对美国扶日座谈会”很有影响,丁洪范、杨生茂两位教授曾参加演讲。
10月29日,在民主厅还举行了师生员工生活座谈会,到会者百余人。这个会可以说是个诉苦会,与会者纷纷讲谈生活遭遇之悲苦。我参加了这次会,一位青年讲师的诉说,真是刺人心肺。当时报上也刊载了他的这番话。他说:“现在的生活,就如一个受‘绞刑’的人,被绞得神志不清时,又被喷在脸上冷水。我们不希望政府再喷冷水,清醒过来,但是又被绞下去,一次一次地至死为止。政府一次一次地调整薪水,就如喷在脸上的冷水。所以我们不希望政府再喷冷水,希望把勒在脖子上绳索取下。政府是我们的保护人,所以我们向他求救。如不能则必须自救。”(《益世报》1948年10月30日)
身处艰难境遇中的师生也会得到学生会的帮助。因为学生会还设有福利部,为同学谋福利。在物价暴涨、人怨沸腾的日子里,掌握伙食的配给成为当时最为关键的事情。为防止贪污,北院学生组织了“公能膳团”,监管食堂做饭的每一环节,细致到每一个馒头的分量。现在南开大学的苏驼教授就是该膳团的成员。学校东院男生膳团也发起改善运动,他们每人每20天缴纳膳费120万元,保证一日三餐稀饭、干饭和丝糕的合理搭配。为了能尽可能提高伙食质量,福利部还在和平湖打鱼,分发各食堂用以贴补用餐。尽管学生会想出各种办法来为师生解决生活困难,吃饭仍旧是最严重的问题。
局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天津解放已成定局,指日可待。尽管南京国民政府还在高喊戡乱到底,天津的国民党军政领导陈长捷、杜建时也自诩守城无虑,但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国民党当局已经预感到失败的来临,责令平津高校择机南迁。高校之中响应者寥寥。南开大学也开展了辩论和签名活动,让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教授会数十人中主张南迁者仅四人,学生中到注册科办理休学或退学手续的同学有104人,还有少数人不辞而别。加上回国的英籍教授史宾凯到北平和英侨一起回到他们的国家,离开学校者,仅此而已。全校大多数师生抱定了绝不南迁的信念,发出了最坚强的呼喊——“不搬家”。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南开师生2000多人集中到东院席地聚居,迎接解放。这时,南开南北两院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国民党军队一批一批地要强行进入东院。南开教授怒不可遏,杨石先、邱宗岳、冯文潜、傅筑夫、杨敬年、张清常、王玉哲等44人联名发表紧急代电,文中道:“夫文化经济事业人民之膏血,亦国家之命脉也,楚失楚得,取诸民者应还诸民,孰有继销毁人民之膏血斲丧国家之命脉乎?”他们为捍卫文化事业的独立与尊严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新生。
谨以此文庆贺南开建校九十周年!
步入南开园
我原在北平辅仁大学学习历史,所以转学南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因为当时南开已是国立大学,学术声望很高。194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承认的海外学历的大学中,中国有七所,南开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六所分别是北大、清华、中央、浙大、武大和协和医学院)。按牛津的规定,上述七所大学毕业的学生,如赴牛津研究院深造,可免试入学。这一规定令人向往。所以1948年南开招收插班生时,我认为是一绝佳机会,就前来应试。犹还记得英语作文题是“内战”,对我这个反内战反饥饿分子来讲,作答时没有任何困难。当时的历史试卷也是用英语作答的。那年8月,《大公报》公布了录取名单,我榜上有名。真是喜出望外。
我来南开时,恰值国共两军鏖战华北,解放军已兵临平津城下。为了防止共产党人的潜入,学校当局规定非本市户口入学者,必须持有资产者担保的保证书。这对我来说是一大难题。幸好,得到先一年由辅仁转来南开的席潮海(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外交部、国家旅游局,20世纪80年代初任西藏大学副校长,建议并襄助南开大学建立了旅游专业)的帮助,找到在鼓楼做生意的同乡签了字,才完成注册手续,顺利入学,我的注册号是37019。
复校后的局势和艰难历程
初到南开,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很新鲜。尔后的年年岁岁,许许多多的故事,以及我所经历之事,竟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都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这里叙述的都是具体且真实的记忆。
1946年,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代表张伯苓校长主持了复校工作。10月初,黄抵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也于此时抵达北平,分发到三校,由申泮文主要负责押运的西南联大图书仪器200余箱,存于北大红楼,亦开箱分配。11月1日为西南联大纪念日,三校联合举行了纪念会,人们盛赞联大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及三校的合作精神,联大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校长宣告西南联大正式解散。11月17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胜利楼举行复校典礼,由秘书长黄钰生、教务长陈序经主持,并宣布正式开学,20日开始上课。
南开原有校址在八里台(距鼓楼8里),“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火燃至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今行政楼所在地)、秀山堂(今幼儿园所在地)及第一学生宿舍均遭日军飞机轰炸,被夷为一片废墟。沦陷八年间,校园成为日军兵营,饱受践踏、毁坏,马蹄湖原为哑铃型,被填平一半(今小花园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毁建筑的残垣断壁仍清晰可见。可以想见,南开复校的艰难程度。
抗战胜利后,南开校园亦随之扩大,接收了六里台日本的中日中学(今日本爱知大学有的教师曾是中日中学教师)及甘肃路原日本建立的国民学校和工业学校旧址。从“六里台”到“八里台”之间的大片土地均成为南开校园。这片新的校址多系稻田,也有苗圃,还有一惹人注目的棒球场(今天津大学一村一带)。校园没有围墙,极为开阔,东面以墙子河(今称卫津河)为界,向西可延伸一里多路,墙子河水清澈见底。“六里台”南开校门外河上还有一户三口人的水上人家。
校本部及理、工两学院在“八里台”,通称南院,上课教室只有思源堂和胜利楼一部分。理、工学院教师及少数文学院教师住在东西柏树村,如杨石先、黄钰生、冯文潜、萧采瑜等住东村,邱宗岳、陈荫谷等住西村。校内东楼及校外八里台有一院落均为教职工住宅。比如,历史系杨生茂先生住在校内,王玉哲先生就住在校外。现在八里台邮局旁边有一处宅院也是南开属地。文、理、工三院女生住在芝琴楼。西柏树村有一装饰优雅的食堂,供教职工就餐。文学院、经济研究所、体育部均设于“六里台”,通称北院。文、理、工三院男生居住在一座长方形两层楼的工字楼建筑物中,由斋务课郭屏蕃管理。
北院有一湖泊,称和平湖。湖中有游艇十余只,师生常泛舟湖上。湖之北岸是二层楼的西式洋房,多为中、外文系教师所住,如彭仲铎、华粹深、邢公畹、杨善荃等。湖之南岸有一风格别致的别墅,是罗大冈夫妇的“领地”。1947年由重庆迁回的经济研究所独占一座二层楼的建筑。此处有一小节需略述及,经研所所长何廉(后任南开大学校长)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经研所十余名师生及60余吨图书得以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得以北运至天津,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保存学术资源与力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应为南开人时时感念。湖南面尚有一大片空地被辟为南开操场,相当开阔,1947年的全校春季运动会即在此举行。
学校北院有一学生大饭厅,也称“民主厅”,学生吃饭集会均在此处。北院没有教室,三个学院的学生都须去南院上课,大家往返都抄近路,选择走校内稻田的田埂,比走墙子河外的土马路近一点,确实也节省时间,大约20分钟就可到达。
甘肃路校址,通称东院,是政经学院所在地。院中有一U字形大楼,师生上课住宿均在楼中,如王赣愚、杨敬年、吴大业、陶季侃、何启拔、龙吟、傅筑夫、滕维藻等均住在这里。大楼内有一大礼堂,是学校最大的集会场所。院中还有一露天游泳池,靠近游泳池有一座小楼,也是教师住宅。从北院到东院,步行须20分钟。路是石子铺成的,经过墙子河的一座小桥,不远即可到达。
在黄钰生、陈序经、杨石先等人的努力下,南开复校工作初见成效,但仍困难重重。1946年12月3日《大公报》有一报道可以为证,即《无钱无书无煤无米,南大日与贫困挣扎》,文中提到:“南大经敌人炮火洗礼后,壁亦有不存者,图书仪器更不必论。筹备至今,虽已勉强开课,但不论学校、先生、学生均在终日与贫困挣扎,学校无钱,一切计划都成空想。教部所拨经费,无一项充足,即以本年冬季煤火费论,学校预算为1亿6千万元,而教部则只允拨2百万元。两相比较,所差几使人不能相信。”经费缺乏是困扰南开的最大问题。1947年8月1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校视察,是时张伯苓已由美返校,主持茶话会,有20余名教授参加。刘晋年、张克忠、吴大任、萧采瑜、汪德熙、袁贤能、冯文潜相继发言,诉抒南开的疾苦,希望政府认识到南开的困境,予以解决。冯文潜讲:“暑假后将有学生1200人,教授150多人,而南开尚没有阅览研究和藏书的地方,我们在精神方面的冻馁可受不了了。”刘晋年说:“现在南开聘教员,简直没地方住。设备方面,不敢希望很好,现在连敷衍都谈不上。”(《益世报》1947年8月19日)与会者从各个方面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诸前辈或为同事,或为邻居,或为挚友,他们都亲口述说那时所遭遇的困难。那是教授穷、学生苦、物价狂涨的年代,人们无不叫苦连天。1948年7月5日,一袋“兵船”牌面粉被卖到1150万元,7月8日涨至1380万元。7月7日,玉米被卖到14万2千元一斤。困难严重到了极点。在严酷的现实环境里,代理校长杨石先、教务长吴大任等人肩负重任、苦心经营,全校师生同舟共济,渡过了难关。
学术传统和校园文化
南开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南开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一向为学术界所瞩目。进入这一学术环境,令人感受颇多。
那是战争年代,八里台校内外碉堡林立。复校初期,每日总有骑兵到校内牧马,各种武装部队在教室外演习,诸多军用设施被架设在操场上,南开师生无不愤叹侧目。“军事气氛弥漫全国,南开地处郊外,亦难成一块清静土。”为使学校有一健康环境,校领导多次向天津市当局交涉,提出抗议,以维护校园的安静,使教学和科研工作得以有序进行。
那几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席卷全国,南开人在这一运动中曾有突出表现。学校的学术空气仍然很浓厚,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摇篮。各个学科都扎实地稳步发展,理、工科的教学与实验运作正常,人文、社会科学诸科也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和影响。《大公报》、《益世报》经常登载南开师生的各种类型的文章。如我同寝室的好友蔡美彪,高我两级,学习成绩突出,当时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益世报》、《大公报》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宋辽金元方面的学术文章,获得了杨石先祖母“珠麘奖学金”及国际奖学金。学校还经常举行学术讲演,内容丰富,有校内教师如黄钰生讲“大学的功能”、鲍觉民讲“战后之英国”、吴大任讲“理学”等;也有校外学者如清华大学戴世光讲“中国人口问题”、费孝通讲“美国大学”、英籍教授史宾凯(Von de Sprankal)讲“现代英国”(十余次)等。
南开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社团种类多样、形式不一,有全校性的,有跨院系的,有同一学科志同道合者组织的,等等。社团名目繁多,开展了各种活动。如老资格的虹光剧艺社和初露头角的世纪风社都曾到南院组织联欢活动;最大的南星合唱团指挥韩里和组织者穆青因一曲“黄河颂”而声名鹊起,誉满津门。如今在校的谷书堂、李万华、王端菁等都曾是该团成员。1947年4月9日,新诗社在北院成立,导师卞之琳、李广田、邢公畹、刘恩荣均参加并致词,即日晚就举行了新诗朗诵会,新诗社相当活跃。南开还经常举行联欢活动,像歌咏、昆曲、京戏是常见的活动形式。学校还放映过《英国公主伊丽莎白婚礼》、《列宁在十月》等影片。这些活动一般在东院大礼堂举行,也对外开放,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那个时代的南开人,不会忘记1948年3月的学生会竞选、五四运动纪念会。在东院大礼堂举行的竞选活动初步体现出了校园民主的氛围,近千名学生与20位候选人到会,竞选人相继发表讲演,阐发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人拥有竞选团队,有的是个人登台竞选,热情极高,学生们喻其为“南开的华莱士”、“南开的杜鲁门”,这些竞选者无不强调“民主”、“自由”。竞选之余,助选者还组织了卡通剧、马戏、歌咏等表演,形式多样,影响颇巨。而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更具声色,活动持续了三天,由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三校学生自治会在南开大学南院联合举办,邀请到严仁颖等多位教授讲演科学与民主,北大、清华等校的许德珩、张奚若等教授则由北平发来书面讲稿请人代为宣讲,南开鲍觉民教授做总结发言。在东院另有集会,与会者竟达2000余人,是时台上高悬“科学属于人民,科学服务人民”的标语。纪念活动伴随有游艺活动,其中节目有合唱“青春战斗曲”、“铁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有由名家作曲的朗诵剧“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提琴独奏等等。北院则由新诗社、文艺社及中文系学生会主办,会场民主厅墙上嵌有“人民的方向就是文艺的方向”字样,外文系罗大冈、中文系邢公畹及北大冯至教授应邀前来讲演,学生会还组织了划船、球类、游泳比赛,以资助兴。每一项活动的主题思想都很明确,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南开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风貌。
学生会的话语权很大,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群众,国民党公开活动,共产党则在“地下”较劲,学生会竞选激烈,选举结果,进步力量占据上风,学生会积极活动组织学术演讲,建立图书馆,搜集了千余册图书,20余种杂志,借此来宣传革命思想。
时事座谈会是非常有益的活动。1948年,在北院民主厅召开的“反对美国扶日座谈会”很有影响,丁洪范、杨生茂两位教授曾参加演讲。
10月29日,在民主厅还举行了师生员工生活座谈会,到会者百余人。这个会可以说是个诉苦会,与会者纷纷讲谈生活遭遇之悲苦。我参加了这次会,一位青年讲师的诉说,真是刺人心肺。当时报上也刊载了他的这番话。他说:“现在的生活,就如一个受‘绞刑’的人,被绞得神志不清时,又被喷在脸上冷水。我们不希望政府再喷冷水,清醒过来,但是又被绞下去,一次一次地至死为止。政府一次一次地调整薪水,就如喷在脸上的冷水。所以我们不希望政府再喷冷水,希望把勒在脖子上绳索取下。政府是我们的保护人,所以我们向他求救。如不能则必须自救。”(《益世报》1948年10月30日)
身处艰难境遇中的师生也会得到学生会的帮助。因为学生会还设有福利部,为同学谋福利。在物价暴涨、人怨沸腾的日子里,掌握伙食的配给成为当时最为关键的事情。为防止贪污,北院学生组织了“公能膳团”,监管食堂做饭的每一环节,细致到每一个馒头的分量。现在南开大学的苏驼教授就是该膳团的成员。学校东院男生膳团也发起改善运动,他们每人每20天缴纳膳费120万元,保证一日三餐稀饭、干饭和丝糕的合理搭配。为了能尽可能提高伙食质量,福利部还在和平湖打鱼,分发各食堂用以贴补用餐。尽管学生会想出各种办法来为师生解决生活困难,吃饭仍旧是最严重的问题。
局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天津解放已成定局,指日可待。尽管南京国民政府还在高喊戡乱到底,天津的国民党军政领导陈长捷、杜建时也自诩守城无虑,但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国民党当局已经预感到失败的来临,责令平津高校择机南迁。高校之中响应者寥寥。南开大学也开展了辩论和签名活动,让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教授会数十人中主张南迁者仅四人,学生中到注册科办理休学或退学手续的同学有104人,还有少数人不辞而别。加上回国的英籍教授史宾凯到北平和英侨一起回到他们的国家,离开学校者,仅此而已。全校大多数师生抱定了绝不南迁的信念,发出了最坚强的呼喊——“不搬家”。
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南开师生2000多人集中到东院席地聚居,迎接解放。这时,南开南北两院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国民党军队一批一批地要强行进入东院。南开教授怒不可遏,杨石先、邱宗岳、冯文潜、傅筑夫、杨敬年、张清常、王玉哲等44人联名发表紧急代电,文中道:“夫文化经济事业人民之膏血,亦国家之命脉也,楚失楚得,取诸民者应还诸民,孰有继销毁人民之膏血斲丧国家之命脉乎?”他们为捍卫文化事业的独立与尊严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新生。
谨以此文庆贺南开建校九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