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亨先生是瓜州近代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红军西路军最为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也曾为了保护国宝——象牙佛被马步青的匪兵毒打火烧致残，为此，他受到国家的表彰和人们的尊敬。但也有人以他和一个地主寡妇有所谓的暧昧关系而称他是风流道士，并反对为他立传，一些相关的文章更无中生有，说他和地主寡妇生有一个私生子，或说当年马匪兵用火烧掉了他的下身……近日，在一位文人的大作中也写到：“马匪兵往他裤裆里浇了一勺烧滚的清油……但那被滚油烧坏的下身慢慢干死，最后结痂脱落”，如此等等。郭元亨先生早在1976年便去世了，我曾有幸和他在特殊的年代相处过一些时日，因此，觉得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真相讲出来。
　　1960年，一场被称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馑迅速在全国蔓延，瓜州也未能幸免，连我们这些所谓吃官饭的国家职工的粮食定量也从每月30斤降到了20多斤，一度甚至降到了15斤（几个月后又增加到22斤）。中央发出了“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号召，但在瓜菜也成了稀缺物品以后，人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一切能揎起空瘪肚皮的东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仅我吃过的代食品就有榆树叶面、榆树皮面、沙枣树叶、蓬棵籽、碱柴籽、土珠子等。同年10月25日，县政府（当时叫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从所有在政府食堂吃饭的部门和事业单位抽调一些人组成野粮队下滩打（采）野粮，原本已安排下乡的我（当时在县畜牧兽医工作站任技术员）也忽然被通知去打（采）野粮。我们一行30多人先是到踏实乡（今锁阳城镇）青山子盐池一带采碱柴籽，这是一种生长在盐土荒漠中只有骆驼采食的盐生灌木，土名碱柴的种籽，这期间被当作野粮而倍受青睐。公社食堂也派社员在采，所以不到半个月，这一带的碱柴籽就被采光了。11月8日我们回到县里，在食堂吃了采回来的野粮。已经过多日浸泡卷在面里蒸成的花卷咸苦得难以下咽，县长却一边大口吃着一边晃着脑袋说：“嗯，好吃好吃，要多打些回来。”就在我们准备去西湖乡继续采碱柴籽时，郭元亨来到县里，他带来一些用野粮做的炒面让县领导品尝，就是用生长在榆林窟戈壁上的土珠子和小麦一起炒熟再磨成的粉做的。县领导们尝了都说不错，于是我们一行人于11月11日又来到了榆林窟，就这样，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当时，以郭元亨在县上的名望和身份，像我这样一个进入社会才三两年的毛头小伙只能以敬畏的目光远远看他几眼而已。转眼到了12月份，各单位纷纷以年底总结为名把自己的人招了回去，只剩下我和科文委的张维山两个人看守留下的帐篷、麻袋、灶具等物品。不久，我们口粮告罄，又因为他生性胆小，一个人不敢待，所以只好让他回县去取口粮，但他却一去不返（后来得知他请假回张掖老家结婚去了）。幸好敦煌研究所副所长李承仙（常书鸿先生的夫人）带了10多个人来榆林窟临摹壁画，他们走的时候剩下半袋面粉让我打借条留下了。同时，郭元亨去了省里参加人代会，偌大的榆林窟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此之前，踏实乡曾发生过饥民抢粮站的事件，同时还有土匪在这一带流窜的传闻，我虽自幼就不相信鬼神而敢于独守榆林窟，但匪人流窜的传闻还是让我每天提心吊胆。我不时跑到距榆林窟8公里多远的蘑菇台水文站给县里打电话，催他们快点派车来拉东西，但县里总是一拖再拖。我尝够了孤独和恐怖的滋味，真是度日如年，也体味到郭元亨独自一人几十年守窟的不易。直到1961年1月底，县里终于松口让我等郭元亨先生从省上回来后将东西交代给他后就可以回县里了。那时，我住在睡佛殿小院紧靠河岸的一间小屋里，小院南北各有一扇门，大部分时间我都用石头从里面将两边院门顶上，偎在被窝里看书。这天下午，我正背对着临河的窗户把刚做好的面糊连锅从火上端下来，猛听身后窗外一声：“呵呵，你还在啊！”转脸昏暗中只见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在窗户外对着我笑，我一个冷战，差点将手里的饭锅掉到地上。回过神来，我才看清是郭元亨先生。我打开院门把他让进来并对他说：“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他说：“小伙子，你胆子真不小，一个人竟敢在这里待这么久，现在连我都有些怯火。”我急着要给他交代东西，他却说不忙，让我给他做几天伴，他把有些事料理一下，然后送我下山。在以后相处的10多天里，我们白天往河岸边的地里送粪、修树，榆林窟地处深谷，又是隆冬，白天很短，入夜后，我们便坐在热炕上闲聊。他说他是高台南华人，自幼家里穷，学了个织土布的手艺，靠给人织土布和打短工维持生活，倒也勉强过得下去，后来为了躲避抓兵，辗转逃到了安西，没想到安西也在抓兵，想去新疆，听说新疆也不安稳，他便逃到踏实给人打短工，可是没消停几天，也传出要抓兵的消息，这让他觉着无路可走便一咬牙进山出家了。但出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说：“在这深山沟里，除了刮风的声音和河里的水声，连个鹰雀、老鸹都看不见，你说我这几十年活得有多孽障（可怜）？”
　　有一天，我们往地里抬粪抬得热了，他不经意撸起了袖子，我忽然看见他的左肘弯肌腱挛缩，像是被火烧伤后留下的疤痕，之前见他的左臂总是弯着也没怎么在意，这时我才有些好奇地问他咋回事。他叹了口气说：“晚上慢慢给你说吧。”这天晚上，他给我讲述了自己那段骇人听闻的遭遇：“民国二十九年（1940）夏天的一个大后晌，来了四个买卖人，说是去南山收羊毛，天晚了想借宿，以前也常有过往的买卖人和金客子（挖金子的人）借宿，所以我也没多问就答应了。他们住下以后，到我房里没话找话地跟我闲聊，聊着聊着他们就问起象牙佛来。象牙佛是榆林窟的一宝，听师傅马荣贵说，他的师傅和师傅的师傅都是为此被人杀害在这洞子里的。后来，师傅给一队要去昌马的队伍带路，将象牙佛交给了我，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收藏好，还说现在世道乱得很，等太平了再拿出来。师傅这一去再没回来，听说是死在了路上。眼前这几个人一提起象牙佛，我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几个人来意不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套我的话，我都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什么象牙佛，也没听师傅说起过。四人见套问不出来，一下就翻了脸，齐刷刷从腰里掏出盒子枪顶住我的脑袋，恶狠狠地说他们是马长官派来专门取象牙佛的，要我乖乖交出来，我要是不交他们就不客气了。我说我真不知道更没见过，交不出来，他们便把我绑在柱子上，在我头上缠上纤子（细）麻绳，用一根红柳棍穿进去，抓住两头狠劲拧，就像孙猴子的紧箍咒一样，疼得我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但我还是咬住牙说不知道。他们又把我反手吊在房梁上，在我的脊背上摞上整把子蘸满清油的香点着了烧，这会子我也豁出去了，破口大骂，但不一会就昏过去了，那四个人兴许以为我死了，便悄悄溜走了，底下干活的人把我放下来时看我还有气，就把我送到了踏实，也是我命大，缓了大半年才活过来。”说着，他掀起衣服让我看他背上的伤疤，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后来，我和当年救治郭元亨的桥子乡兽医站梁克仁先生（甘肃省榆中人，早年流落瓜州踏实乡当乡土医生）聊起郭元亨，他说：“当时刚看到他的伤势，我都吓傻了，脊背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皮，还烧了一个洞往外冒气，我赶紧给涂了伤药，抓了一只鸡活把鸡皮扒下来贴上，送到和我一个村的一农户家养伤，那家女人心细，照顾得也周到，算是把他的命救下了。打那以后，他每回下山，都在那女人家歇脚，后来那家男人没了，郭道士看她们孤儿寡母的可怜，少不了时时给些照顾。”我想，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郭元亨的风流韵事吧。“文革”期间，他因此受到冲击，省政协委员的资格也被取消。随后，张大千和于右任来榆林窟时，也都打问过象牙佛，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了，张大千曾许诺如果他交出象牙佛，给他2000大洋，并送他到四川峨眉山去修行。郭元亨故意装傻说可惜他没这个福份。为了象牙佛的安全，他将象牙佛藏到卡房子山上的一个小洞子里，直到解放以后才交给了人民政府，从此，他再也不用为象牙佛提心吊胆了。1956年，正在兰州上学的我曾有幸在五泉山的文物展厅里见到这一珍贵文物，也因此第一次知道安西这个地方，为毕业以后主动申请来安西工作埋下了伏笔，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把一生都奉献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品，也曾交给我保管过几天。此后，复制品在展出时发生被盗事件。之后，因为我正负责筹建安西戈壁荒漠自然保护区，经常去北京，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又复制了两件供展出。看来，我与象牙佛真是有不解之缘！ 　　又一天晚上闲聊中，郭元亨忽然问我知不知道程世才这个人，而我正好不久前读过程世才写的《悲壮的历程》和李天焕写的《气壮山河》两本书。我说：“知道，他是装甲部队司令，你认识他？”他拿起手中的旱烟袋吸了一口，才慢悠悠地给我讲述了也许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往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末，红军从山里出来，一个个披头散发，胡子拉茬，穿得更是破衣烂衫，有的裹着被单，有的披着野羊皮，好多人还都光着脚片子。那天，我正在蘑菇台子和伙计们整地，他们来到我面前说他们是红军，让我不要害怕，其中一个20来岁的尕小伙说他叫程世才，旁边一个说是他们的军长。程军长人很和气，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说他们在祁连山里转了40多天，没有吃粮了，问我能不能借点粮食给他们。我说出家人慈悲为怀，贵军有难，贫道理当帮助，便拿出了仅有的两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200余斤面粉、30斤胡麻油、4口袋硝盐、20只羊、2头牛。晚上，程军长和几个当官的挤在磨房里睡，部队在蘑菇台住了一天，说是要上新疆。红军走的时候，我又将一匹马、一头骡子送给他们，并送他们到了卡房子山，红军走之前，程军长给我打了一个收条，说：‘你把这个收条收好，以后我们胜利了，不管我在不在，我们的人都会认这个账并好好感谢你的。’”听到这里，我既感动又兴奋，就问他程军长打的收条还在不在。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不要，程军长一定要我收下，我也没当会事，随手放到房梁上吊的馍馍筐里，谁知，紧跟着马家队伍过来，他们搜了一阵没搜出个啥就走了。可没想到，有两个人又踅回来一顿乱翻，从馍馍筐里搜出了那张条子，二话不说就把我绑起来，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日奶奶的，这杂怂通匪。’这会子，我只好听凭他们处置。他们又翻腾了一阵，没再翻出啥来，其中一个对我说：‘像你这样，送到县上去，免不了是个死罪。我和我的班长都不想吃这碗饭了，你给我们凑个回家的盘缠我们把你放了，咋样？’我把金客子寄放的二两沙金和几块大洋给了他们，他们才把我放了，临走把收条也烧了，说后面还有他们的大部队，条子再被查出来，可没他俩这么好说话。现在，人们都不相信我帮过红军，我想给程军长写封信，可我没文化，你能不能帮我写封信，我不要政府还这个账，只是让程军长证明一下有这么个事就行了。”听了这些，我不由地对他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哪！只是我当时被派出来采野粮，没带纸和笔。我答应他什么时候到县城找我，我帮他写这封信，但我最终没帮上他。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郭元亨用他的毛驴驮着我的被褥送我下了山。回到县里不久，我便请假回了安徽老家看望父母。后来，县电影队队长胡琏帮他给程世才写了信，程世才也及时给他和县政府回了信。1962年，我调到县办桥子国营牧场任技术员。有一天，郭元亨拿着县政府的条子来场里买羊，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俩都非常兴奋，在我的办公室里聊了好久才分手。
　　1976年，先生以八十高龄仙逝，我虽然只和他相处了10多天时间，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莫高窟愚昧的王圆箓比起来，他的高风亮节更值得人崇敬。而一些人用所谓的风流韵事来诋毁他、贬低他，真是可笑、可鄙。套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回应这些人是再合适不过了：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