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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对玉情有独钟，赋之深厚，使之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这种极端的爱玉情结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
在研究中国古玉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如果说史前玉器在治玉工艺上还显粗糙，纹饰造型较为抽象神秘；商周玉器多显小巧而程式化，大件器型不多的话，那么战国玉器随着铁质铊具代替青铜铊具，治玉工具逐渐改进，玉器制作开始走向变革，造型、纹饰渐为丰富、活泼，直至汉代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高峰。
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其造型、纹饰风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灵动飞扬。出现了许多以往难得一见的较大型器，并广泛见诸于陈设、日常、装饰，甚至丧葬用玉中。如陕西咸阳茂陵出土的四灵兽面纹玉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比之先秦玉器更显大气、宏伟。
汉代不少玉器构图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平衡，如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出廓乳钉纹玉璧(图1)，粗看似左右对称，细审则出廓之龙纹和螭龙纹均不相同，各自伸张有度，扭曲有势。不仅赋予玉器造型极强的灵动感，而且决无失衡之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经典之作——镂雕龙凤璧(图2)，龙矫健威武，凤灵巧婀娜，站在蛟龙伸出的前肢上，回首与之相对，游龙戏凤，含情脉脉。可以说汉玉中许多作品线条极富力度和动感，尤其是各种龙纹、风纹，螭纹的雕刻，其张力实足的肌肉轮廓，“s”形优美的体型，艺术性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S”形曲线，虽源于先秦，但在两汉玉器造型及纹饰中大量出现，不仅龙纹、螭纹、凤纹以此造型，在器物的许多附饰中也多有体现。这种大量出现的S形图案，可能对后来易学太极图中阴阳鱼线条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出现的时代，学界有多种看法，基本认为是道教以后的产物，可能出现于宋。但是太极S运动结构的存在应该早于太极图的存在，《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篹疏》，十三经清人注疏，卷八，系辞上第八，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太极有阴阳、天地、男女、刚柔等多种寓意，大千世界变化均可用太极解释，S形运动可能不仅和《周易》所述的两仪有一定关系，更可能是早于《易经》出现的阴阳思想的直接产物。本人在对玉器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种s形龙凤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且常常为龙首凤尾(图3)。龙凤合体扭曲为s形，更像一阴一阳的代表，凤为阴，龙为阳。阴阳观念成为后来易学的主要观念，故可能玉器造型中“S”形龙凤佩对后世太极图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两汉陈设、装饰用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多玉质优良，咸阳渭陵长寿宫遗址出土的玉辟邪还用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此时，和田玉成为玉器加工材料的主角，并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玉器制作的主要材质。
汉代玉器的丰富多彩，造型的大气磅礴，纹饰的灵动飞舞，首先得益于治玉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在战国治玉技术的基础上，铁质工具的使用更为成熟，得心应手，工匠们熟练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多重镂雕、圆雕、线刻、掏膛、活环、镶嵌等各种技法，可以说极尽雕饰之能事，创造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尽显奢华。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最具代表(图4)，在圆筒，深腹的卮身外，高浮雕、镂雕一朱雀踏虎衔活环，朱雀头伸出卮口沿，口衔绞丝活环，两羽翼向后舒卷，爪踏一虎。虎身姿矫健，张口怒吼，绞丝尾向上翻卷。另侧环耳上附饰一挺胸昂首的熊。两侧还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连绵舒展的卷云纹。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掏膛、活环、浮雕、圆雕、镂雕、阴刻等各种工艺于一身，体现了汉代玉雕的最局水平。
另外，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对玉器艺术的创作均有影响，但难得的是对玉器的创新并不多加限制，工匠琢玉时较少受到形式、纹饰的束缚，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故而汉代出现了大批经典之作，在纹饰和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儒家玉德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正式奠定了统治地位，“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以及许慎对玉“仁、义、智、勇、洁”五德的最后提炼，使两汉玉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从礼器到佩饰、日常用品、丧葬用玉、甚至互相馈赠的礼品都是玉器。但当时玉器的使用仅限于王侯贵族，价值很高，所以传说战国那块可以换十五座城池的“和氏璧”被秦始皇改为传国玺后，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成为各路诸侯都想争夺之物。这种强烈的等级性，使普通百姓不可能随便使用玉器。虽然宋元以后，玉器渐渐走向世俗化，但从古到今，玉属于阳春白雪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汉玉之美使后世推崇备至。宋代已出现仿汉玉之作，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中也认识到一些玉器为汉代玉器(朱德润著：《亦政堂重考古玉图》，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601页)。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仿汉玉作品，如明代青白玉錾耳夔凤纹带盖玉卮，清康熙时期的和田白玉鸡心佩(图5、图6)(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其造型、纹饰显然是仿汉代玉卮和玉韘形佩而来(图7、图8)。
乾隆皇帝可能是最早重视古代玉器研究的帝王，所写涉及玉器的诗文就有八百多篇，并为许多古玉题铭题诗。他也是最早认识汉代玉器的一位皇帝，清代宫廷仿制汉玉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宫中一件镂刻“长乐”的谷纹玉璧，乾隆定其为“汉玉长乐佩”(图9)(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
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图266)。一件曾被定为魏晋作品的辟邪，乾隆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认识据现在考古材料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乾隆甚至对先秦玉器也言必称汉玉，此风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收藏鉴赏家。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许多研究玉器及玉器收藏的图谱和汇考之类的书籍，如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瞿中溶著：《奕载堂古玉图录》，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79页)、吴大瀓的《古玉图考》(吴大瀓著：《古玉图考》，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616页)、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刘子芬的《古玉考》、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等(《玉说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第1版)，在断代上也常常将先秦以前古玉识为汉玉。清代的许多仿古玉，其实是仿汉代玉器(图10、图11)，如乾隆时期制作的玉谷纹璧、“长宜子孙”玉佩(图12、图13)等(张广文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1版，图126、127)。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越来越多，人们对两汉玉器有了真正认识。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有三万余座，但出土玉器的墓葬不到千座，且大多集中在已发现的百余座诸侯王及列侯级墓葬中。虽然两汉历代帝王墓葬至今没有正式发掘，故帝王用玉面目目前还不甚明朗，但这百余座王侯级墓葬出土的玉器，也基本反映了汉代玉器的大体情况。
汉代玉器研究是随着这些王侯墓的发现开始的。主要有1959年的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第127－194页)，1968年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1O月第1版)，1969年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5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第820页)。70年代的江苏铜山县龟山一号汉墓(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第21－35页)，河北定县八角廊村中山怀王刘修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第1-10页)，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髓墓(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第471-500页)，江苏扬州甘泉“妾莫书”墓(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妄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第1-6页)。80年代最蘑要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1984年发现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陵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8期，第4-33页)，1986年的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90年代发现的徐州韩山汉墓等等(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2期，地26-43页)。虽然这其中仅满城汉墓、南越王墓等少数王侯墓葬完整无缺，其它多已被盗，但还是残存了数量可观的汉代玉器，如徐州狮子出楚土墓被盗后残余玉器还达200佘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社会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的丧葬风俗中去。所以墓葬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状况、经济制度的兴衰。文化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物，也是社会发展某阶段的实物证据。我们研究汉代玉器，就是要把汉代玉器尽可能的复原至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用汉朝人的习俗、仪式和传统来解释他们的用玉思想，解释汉代玉器造型纹饰的意义，从而能真正的鉴赏和理解汉代玉器。理解了汉代玉器，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精髓。(本文图110、图12、图13源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在研究中国古玉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如果说史前玉器在治玉工艺上还显粗糙，纹饰造型较为抽象神秘；商周玉器多显小巧而程式化，大件器型不多的话，那么战国玉器随着铁质铊具代替青铜铊具，治玉工具逐渐改进，玉器制作开始走向变革，造型、纹饰渐为丰富、活泼，直至汉代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高峰。
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其造型、纹饰风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灵动飞扬。出现了许多以往难得一见的较大型器，并广泛见诸于陈设、日常、装饰，甚至丧葬用玉中。如陕西咸阳茂陵出土的四灵兽面纹玉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比之先秦玉器更显大气、宏伟。
汉代不少玉器构图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平衡，如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出廓乳钉纹玉璧(图1)，粗看似左右对称，细审则出廓之龙纹和螭龙纹均不相同，各自伸张有度，扭曲有势。不仅赋予玉器造型极强的灵动感，而且决无失衡之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经典之作——镂雕龙凤璧(图2)，龙矫健威武，凤灵巧婀娜，站在蛟龙伸出的前肢上，回首与之相对，游龙戏凤，含情脉脉。可以说汉玉中许多作品线条极富力度和动感，尤其是各种龙纹、风纹，螭纹的雕刻，其张力实足的肌肉轮廓，“s”形优美的体型，艺术性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S”形曲线，虽源于先秦，但在两汉玉器造型及纹饰中大量出现，不仅龙纹、螭纹、凤纹以此造型，在器物的许多附饰中也多有体现。这种大量出现的S形图案，可能对后来易学太极图中阴阳鱼线条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出现的时代，学界有多种看法，基本认为是道教以后的产物，可能出现于宋。但是太极S运动结构的存在应该早于太极图的存在，《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篹疏》，十三经清人注疏，卷八，系辞上第八，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太极有阴阳、天地、男女、刚柔等多种寓意，大千世界变化均可用太极解释，S形运动可能不仅和《周易》所述的两仪有一定关系，更可能是早于《易经》出现的阴阳思想的直接产物。本人在对玉器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种s形龙凤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且常常为龙首凤尾(图3)。龙凤合体扭曲为s形，更像一阴一阳的代表，凤为阴，龙为阳。阴阳观念成为后来易学的主要观念，故可能玉器造型中“S”形龙凤佩对后世太极图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两汉陈设、装饰用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多玉质优良，咸阳渭陵长寿宫遗址出土的玉辟邪还用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此时，和田玉成为玉器加工材料的主角，并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玉器制作的主要材质。
汉代玉器的丰富多彩，造型的大气磅礴，纹饰的灵动飞舞，首先得益于治玉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在战国治玉技术的基础上，铁质工具的使用更为成熟，得心应手，工匠们熟练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多重镂雕、圆雕、线刻、掏膛、活环、镶嵌等各种技法，可以说极尽雕饰之能事，创造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尽显奢华。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最具代表(图4)，在圆筒，深腹的卮身外，高浮雕、镂雕一朱雀踏虎衔活环，朱雀头伸出卮口沿，口衔绞丝活环，两羽翼向后舒卷，爪踏一虎。虎身姿矫健，张口怒吼，绞丝尾向上翻卷。另侧环耳上附饰一挺胸昂首的熊。两侧还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连绵舒展的卷云纹。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掏膛、活环、浮雕、圆雕、镂雕、阴刻等各种工艺于一身，体现了汉代玉雕的最局水平。
另外，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对玉器艺术的创作均有影响，但难得的是对玉器的创新并不多加限制，工匠琢玉时较少受到形式、纹饰的束缚，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故而汉代出现了大批经典之作，在纹饰和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儒家玉德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正式奠定了统治地位，“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以及许慎对玉“仁、义、智、勇、洁”五德的最后提炼，使两汉玉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从礼器到佩饰、日常用品、丧葬用玉、甚至互相馈赠的礼品都是玉器。但当时玉器的使用仅限于王侯贵族，价值很高，所以传说战国那块可以换十五座城池的“和氏璧”被秦始皇改为传国玺后，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成为各路诸侯都想争夺之物。这种强烈的等级性，使普通百姓不可能随便使用玉器。虽然宋元以后，玉器渐渐走向世俗化，但从古到今，玉属于阳春白雪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汉玉之美使后世推崇备至。宋代已出现仿汉玉之作，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中也认识到一些玉器为汉代玉器(朱德润著：《亦政堂重考古玉图》，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601页)。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仿汉玉作品，如明代青白玉錾耳夔凤纹带盖玉卮，清康熙时期的和田白玉鸡心佩(图5、图6)(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其造型、纹饰显然是仿汉代玉卮和玉韘形佩而来(图7、图8)。
乾隆皇帝可能是最早重视古代玉器研究的帝王，所写涉及玉器的诗文就有八百多篇，并为许多古玉题铭题诗。他也是最早认识汉代玉器的一位皇帝，清代宫廷仿制汉玉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宫中一件镂刻“长乐”的谷纹玉璧，乾隆定其为“汉玉长乐佩”(图9)(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
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图266)。一件曾被定为魏晋作品的辟邪，乾隆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认识据现在考古材料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乾隆甚至对先秦玉器也言必称汉玉，此风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收藏鉴赏家。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许多研究玉器及玉器收藏的图谱和汇考之类的书籍，如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瞿中溶著：《奕载堂古玉图录》，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79页)、吴大瀓的《古玉图考》(吴大瀓著：《古玉图考》，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616页)、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刘子芬的《古玉考》、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等(《玉说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第1版)，在断代上也常常将先秦以前古玉识为汉玉。清代的许多仿古玉，其实是仿汉代玉器(图10、图11)，如乾隆时期制作的玉谷纹璧、“长宜子孙”玉佩(图12、图13)等(张广文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1版，图126、127)。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越来越多，人们对两汉玉器有了真正认识。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有三万余座，但出土玉器的墓葬不到千座，且大多集中在已发现的百余座诸侯王及列侯级墓葬中。虽然两汉历代帝王墓葬至今没有正式发掘，故帝王用玉面目目前还不甚明朗，但这百余座王侯级墓葬出土的玉器，也基本反映了汉代玉器的大体情况。
汉代玉器研究是随着这些王侯墓的发现开始的。主要有1959年的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第127－194页)，1968年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1O月第1版)，1969年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5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第820页)。70年代的江苏铜山县龟山一号汉墓(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第21－35页)，河北定县八角廊村中山怀王刘修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第1-10页)，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髓墓(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第471-500页)，江苏扬州甘泉“妾莫书”墓(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妄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第1-6页)。80年代最蘑要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1984年发现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陵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8期，第4-33页)，1986年的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编：《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90年代发现的徐州韩山汉墓等等(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2期，地26-43页)。虽然这其中仅满城汉墓、南越王墓等少数王侯墓葬完整无缺，其它多已被盗，但还是残存了数量可观的汉代玉器，如徐州狮子出楚土墓被盗后残余玉器还达200佘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社会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作为意识形态的丧葬风俗中去。所以墓葬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状况、经济制度的兴衰。文化艺术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物，也是社会发展某阶段的实物证据。我们研究汉代玉器，就是要把汉代玉器尽可能的复原至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用汉朝人的习俗、仪式和传统来解释他们的用玉思想，解释汉代玉器造型纹饰的意义，从而能真正的鉴赏和理解汉代玉器。理解了汉代玉器，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精髓。(本文图110、图12、图13源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