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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是一篇意义多元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时间的象征。从人物与时间的关系入手，进而分析作者特殊的身份和宗教信仰、宗教倾向以及宗教情感对其小说书写的影响，可以发现，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信仰问题进行了形而上意义的思考，并思考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卡夫卡所特有的否定的因素及其虚无意义上的超然态度在小说中有直接表现。
关键词：卡夫卡?摇 《在流放地》 时间 信仰 历史 现实
卡夫卡的小说是解读的天敌，所有的解读最终都给人隔靴搔痒之感。这与卡夫卡擅长用“严厉冷酷”的叙述抵制情感的狂欢、努力拒斥个人情感直白表露的写作风格是分不开的。卡夫卡小说的这一特质，主要是通过人物没完没了的语言和行动来实现的。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听到卡夫卡自己的声音，因为他的小说是完全寓指性的，寓意被完全包裹并隐藏在了细节（人物的语言与行动）之中。《在流放地》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这一特色：通篇充满荒诞与怪异的色彩，既是以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的，充满着“卡夫卡津津乐道的细节”①，又是一篇意义多元的小说，不同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以往，这篇小说常被看做是“一则有罪恶、刑罚和殉道的寓言”②，但是我们发现，这篇小说中的人物与“时间”密切相关，小说中的人物本身就是各种时间意指的象征，而小说的寓意一定程度上就隐藏在时间意指之后。
《在流放地》中的时间
不难发现，在这篇小说中，人物几无例外地与时间发生关联，是时间的象征。原指挥官是一个过去的存在，他曾是历史荣光的创造者。在流放地，他曾经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他死后，荣光不再了，只有军官还固守着他的传统。军官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如今让人理解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③，这部机器过去所拥有的荣光已难以再现，于是，他勇敢而坚定地将自己作为最后的祭品献给了这部象征着过去荣光的机器。因此，我们可以把军官看做是一个历史荣光的缅怀者、历史残留的坚守者，他活在对往昔的追忆中，与现在进行着坚决但却必然徒劳的斗争，一心试图恢复历史的荣光，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这样一个活在过去的人而停滞不前。新任指挥官对机器——《在流放地》中，最关键的“道具”当然是那台独特的、用于处决“犯人”，并受到争议的机器的漠视，在新任司令官和他的女眷们看来，机器所施的刑罚太过于残忍了。由此可见，新指挥官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是一个执著于现在、活在当下的人物。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旅行者，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他虽然也认为军官所推崇的审判与刑罚是不合理的：“审判程序不公正，处决不人道，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当军官最终决定把自己投进机器，作为机器的牺牲品时，“旅行者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他明知将要发生什么，却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为，如果军官所痴迷的审判程序果真就要被取缔了——或许是由于旅行者的介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那么，军官现在的行为就完全正确；假若旅行者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此时，旅行者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军官对于过去荣光残留的坚守。但我们还是很难断定旅行者在时间问题上的倾向，无从判定他是一个向往历史过往，还是一个忠于现在，抑或未来的人物。事实上，正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夹隙中的人物，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更大张力。他并不是感觉不到他的尴尬处境，也并非对时间的影响一无所知、麻木愚钝，而只是他无能为力，无力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毕竟，旅行者并不是那两个士兵：一个要被处以刑罚，一个作为军官的助手对犯人行刑。对那两个士兵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意味着传统的过去，更无所谓指向所谓“文明”的现代和未来，他们只是对时间没有任何感知的存在而已，无论是对于刑罚机器的漠然还是好奇，抑或是逃脱刑罚后莫名的兴奋，表现出来的只有麻木与愚昧。他们对于机器本身的意味和自身的历史处境完全没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在这样暗含时间的叙述中，卡夫卡一定向我们寓指了什么，虽然这种寓指一定意义上有多义，甚至有无法言说之处。
时间背后的信仰焦虑
卡夫卡出身在一个犹太教家庭，但他本人信仰指向的却是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才是他的归属，但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鉴于宗教信仰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在卡夫卡本人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卡夫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思考了信仰的问题。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原指挥官所精心建造的刑罚机器，在现在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军官为保存旧的信仰，只能选择自我牺牲来维护自己对旧信仰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把旧信仰理解为卡夫卡所认识的犹太教的话，那么，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指明，犹太教的必然失落。但我们却看到，新的信仰却也未能真正在人们心中树立绝对的权威，新指挥官并没能确立他如老指挥官当初在流放地的绝对权威。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旧信仰的影响，作为历史的遗留，旧信仰并没有完全失去，它对现在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军官的话向我们道出了这一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流放地的设施都是他的杰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在他逝世的时候就已知道，流放地的设施是自成一体的，他的继任者即便能想出上千个新规划，至少许多年内不可能对现有的设施有丝毫改变。我们的预见果真应验了；新指挥官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旧信仰失势了，至少已经成为一种潜势，新信仰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就这样，卡夫卡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信仰本身在现代社会出现了问题，宗教的精神普遍失落了。
另一方面，人是生而有罪的，这种“原罪论”，存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有人认为“流放地”本身喻指的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上帝流放犯罪了的人的场所。沃伦在分析这篇小说时，曾指出“地球是块流放地，我们都被判有罪”④。与“原罪论”相对应的是“末世审判论”，即人们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或进入地狱，或进入天堂。原本人们会因此而虔诚地面对上帝，生活在宗教的光辉之中，但随着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地位的下降，在这个“上帝死了”的年代，人的“原罪”意识越来越淡薄，而末世审判的威慑对于他们也失去了意义和效用：当旅行者阅读老指挥官的碑文“老指挥官之墓：其追随者如今隐姓埋名，为其建坟立碑。有预言曰，指挥官数载之后复活，由此屋率众追随者光复流放地。信之，静候”时，围观的人们感到可笑。旅行者对此只能假装没看见。
可以说，“卡夫卡与旅行家的观点比较一致”⑤，但作为一个“严厉冷酷”的叙述者，他只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他面对流放地的一切，感到的只有无可忍受的焦躁不安，这种焦躁一直与旅行者相伴。虽然卡夫卡坚持认为焦躁是人生唯一的主罪：“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們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大主罪：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⑥但在这篇小说中，旅行者的焦躁却跃然纸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旅行者从军官身上看到一种信仰本身的合理性——如果他是军官，他也会像军官那样做，而这种合理性正适应了卡夫卡对于信仰的追寻。但卡夫卡本人精神中的诺斯替式怀疑主义决定了他在信仰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这必然导致信仰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何尝不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上帝死亡、信仰失落、宗教虚弱的现代的普遍情绪呢？
时间寓指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从宗教，特别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考察卡夫卡“时间叙述”背后的意指具有更多形而上的色彩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则可见其背后是卡夫卡意识中深藏的对身份的焦虑感，进而引发他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思考。有论者指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这样的身份尴尬，使他既时时感到犹太传统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影响，又使他在面对现实时，感到选择的无力。传统与现代的两难抉择在《在流放地》中被集中体现出来。
历史的存在往往形成传统，无论其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东西，都会对现代造成影响。正如《论传统》一书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传统的“实质内容或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⑦。卡夫卡在小说中也向我们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茶馆在这个埋着老指挥官的地方，“虽然与流放地的其他房屋——除了指挥部的宫殿式建筑，所有的房屋都破败不堪——无甚差别，却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是一种历史回忆，从中感到了过去时代的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不受历史传统影响的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固守着历史的荣光不放，毕竟，现实才是不可摧毁的存在，历史的荣光可以影响现在，但却永远无法被重现，任何带有这种企图的行动都可能给行动者带来灭顶之灾。军官的最后就刑，就是明证。他并没有因向历史传统的自我献祭而获得他所期许的，他“面容一如生前”，看不出任何他所“期许的解脱的痕迹；所有其他人从机器中获得的解脱，军官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眼睛睁着，恍若生者，目光安详，充满信念，一根大铁钉穿透了他的额头”。由此可见，对于历史传统与现代关系，我们绝无法给出任何偏于一方的结论，而调和二者，又何其难，流放地中的矛盾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旅行者的最终逃离，同样意味着选择与调和的困难。但逃离并不意味着希望的出现，卡夫卡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可以安慰我们的所谓的希望的光亮。这里的逃离只是一种绝望的、无奈的，或无能为力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人唯一得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绝望，唯有绝望是绝对“不可摧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卡夫卡那里，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在人类成长进化之中，那决定性的片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瞬间。终于此故，那些宣称面前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空虚的种种革命性行动都是对的，因为迄今仍然一无变故发生。”⑧犹太教对卡夫卡的影响此时再一次得到显现：“如果你相信任何事都尚未发生，你就离犹太传统不能再远了，犹太人的记忆就像是弗洛伊德的压抑：万事皆已发生，天下再无新事。”⑨
结语
卡夫卡通过这样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寓指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今天从根本上讲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一切的一视同仁，是卡夫卡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是一位孤独的上帝。
注 释：
①④沃伦［美］著，叶廷芳主编：《在流放地》，见《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第121页。
②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③引文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见《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篇小说，不再一一注明。
⑤孙彩霞：《刑罚的意味》，《当代文坛》，2003（3）。
⑥卡夫卡［奥］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⑦E·希尔斯［美］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⑧卡夫卡［奥］著，张伯权译：《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
⑨哈罗德·布鲁姆［美］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衡水学院中文系讲师）
編校：董方晓
关键词：卡夫卡?摇 《在流放地》 时间 信仰 历史 现实
卡夫卡的小说是解读的天敌，所有的解读最终都给人隔靴搔痒之感。这与卡夫卡擅长用“严厉冷酷”的叙述抵制情感的狂欢、努力拒斥个人情感直白表露的写作风格是分不开的。卡夫卡小说的这一特质，主要是通过人物没完没了的语言和行动来实现的。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听到卡夫卡自己的声音，因为他的小说是完全寓指性的，寓意被完全包裹并隐藏在了细节（人物的语言与行动）之中。《在流放地》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这一特色：通篇充满荒诞与怪异的色彩，既是以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的，充满着“卡夫卡津津乐道的细节”①，又是一篇意义多元的小说，不同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以往，这篇小说常被看做是“一则有罪恶、刑罚和殉道的寓言”②，但是我们发现，这篇小说中的人物与“时间”密切相关，小说中的人物本身就是各种时间意指的象征，而小说的寓意一定程度上就隐藏在时间意指之后。
《在流放地》中的时间
不难发现，在这篇小说中，人物几无例外地与时间发生关联，是时间的象征。原指挥官是一个过去的存在，他曾是历史荣光的创造者。在流放地，他曾经拥有无上的权威。但他死后，荣光不再了，只有军官还固守着他的传统。军官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如今让人理解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③，这部机器过去所拥有的荣光已难以再现，于是，他勇敢而坚定地将自己作为最后的祭品献给了这部象征着过去荣光的机器。因此，我们可以把军官看做是一个历史荣光的缅怀者、历史残留的坚守者，他活在对往昔的追忆中，与现在进行着坚决但却必然徒劳的斗争，一心试图恢复历史的荣光，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这样一个活在过去的人而停滞不前。新任指挥官对机器——《在流放地》中，最关键的“道具”当然是那台独特的、用于处决“犯人”，并受到争议的机器的漠视，在新任司令官和他的女眷们看来，机器所施的刑罚太过于残忍了。由此可见，新指挥官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是一个执著于现在、活在当下的人物。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旅行者，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他虽然也认为军官所推崇的审判与刑罚是不合理的：“审判程序不公正，处决不人道，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当军官最终决定把自己投进机器，作为机器的牺牲品时，“旅行者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他明知将要发生什么，却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为，如果军官所痴迷的审判程序果真就要被取缔了——或许是由于旅行者的介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那么，军官现在的行为就完全正确；假若旅行者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此时，旅行者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军官对于过去荣光残留的坚守。但我们还是很难断定旅行者在时间问题上的倾向，无从判定他是一个向往历史过往，还是一个忠于现在，抑或未来的人物。事实上，正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夹隙中的人物，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更大张力。他并不是感觉不到他的尴尬处境，也并非对时间的影响一无所知、麻木愚钝，而只是他无能为力，无力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毕竟，旅行者并不是那两个士兵：一个要被处以刑罚，一个作为军官的助手对犯人行刑。对那两个士兵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意味着传统的过去，更无所谓指向所谓“文明”的现代和未来，他们只是对时间没有任何感知的存在而已，无论是对于刑罚机器的漠然还是好奇，抑或是逃脱刑罚后莫名的兴奋，表现出来的只有麻木与愚昧。他们对于机器本身的意味和自身的历史处境完全没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在这样暗含时间的叙述中，卡夫卡一定向我们寓指了什么，虽然这种寓指一定意义上有多义，甚至有无法言说之处。
时间背后的信仰焦虑
卡夫卡出身在一个犹太教家庭，但他本人信仰指向的却是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才是他的归属，但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鉴于宗教信仰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在卡夫卡本人生活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卡夫卡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思考了信仰的问题。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原指挥官所精心建造的刑罚机器，在现在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军官为保存旧的信仰，只能选择自我牺牲来维护自己对旧信仰的尊严。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把旧信仰理解为卡夫卡所认识的犹太教的话，那么，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指明，犹太教的必然失落。但我们却看到，新的信仰却也未能真正在人们心中树立绝对的权威，新指挥官并没能确立他如老指挥官当初在流放地的绝对权威。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旧信仰的影响，作为历史的遗留，旧信仰并没有完全失去，它对现在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军官的话向我们道出了这一点，“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流放地的设施都是他的杰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在他逝世的时候就已知道，流放地的设施是自成一体的，他的继任者即便能想出上千个新规划，至少许多年内不可能对现有的设施有丝毫改变。我们的预见果真应验了；新指挥官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旧信仰失势了，至少已经成为一种潜势，新信仰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就这样，卡夫卡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信仰本身在现代社会出现了问题，宗教的精神普遍失落了。
另一方面，人是生而有罪的，这种“原罪论”，存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有人认为“流放地”本身喻指的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上帝流放犯罪了的人的场所。沃伦在分析这篇小说时，曾指出“地球是块流放地，我们都被判有罪”④。与“原罪论”相对应的是“末世审判论”，即人们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或进入地狱，或进入天堂。原本人们会因此而虔诚地面对上帝，生活在宗教的光辉之中，但随着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地位的下降，在这个“上帝死了”的年代，人的“原罪”意识越来越淡薄，而末世审判的威慑对于他们也失去了意义和效用：当旅行者阅读老指挥官的碑文“老指挥官之墓：其追随者如今隐姓埋名，为其建坟立碑。有预言曰，指挥官数载之后复活，由此屋率众追随者光复流放地。信之，静候”时，围观的人们感到可笑。旅行者对此只能假装没看见。
可以说，“卡夫卡与旅行家的观点比较一致”⑤，但作为一个“严厉冷酷”的叙述者，他只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他面对流放地的一切，感到的只有无可忍受的焦躁不安，这种焦躁一直与旅行者相伴。虽然卡夫卡坚持认为焦躁是人生唯一的主罪：“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們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大主罪：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⑥但在这篇小说中，旅行者的焦躁却跃然纸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旅行者从军官身上看到一种信仰本身的合理性——如果他是军官，他也会像军官那样做，而这种合理性正适应了卡夫卡对于信仰的追寻。但卡夫卡本人精神中的诺斯替式怀疑主义决定了他在信仰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这必然导致信仰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何尝不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上帝死亡、信仰失落、宗教虚弱的现代的普遍情绪呢？
时间寓指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从宗教，特别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考察卡夫卡“时间叙述”背后的意指具有更多形而上的色彩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则可见其背后是卡夫卡意识中深藏的对身份的焦虑感，进而引发他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思考。有论者指出：“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这样的身份尴尬，使他既时时感到犹太传统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影响，又使他在面对现实时，感到选择的无力。传统与现代的两难抉择在《在流放地》中被集中体现出来。
历史的存在往往形成传统，无论其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东西，都会对现代造成影响。正如《论传统》一书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传统的“实质内容或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⑦。卡夫卡在小说中也向我们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茶馆在这个埋着老指挥官的地方，“虽然与流放地的其他房屋——除了指挥部的宫殿式建筑，所有的房屋都破败不堪——无甚差别，却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是一种历史回忆，从中感到了过去时代的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不受历史传统影响的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固守着历史的荣光不放，毕竟，现实才是不可摧毁的存在，历史的荣光可以影响现在，但却永远无法被重现，任何带有这种企图的行动都可能给行动者带来灭顶之灾。军官的最后就刑，就是明证。他并没有因向历史传统的自我献祭而获得他所期许的，他“面容一如生前”，看不出任何他所“期许的解脱的痕迹；所有其他人从机器中获得的解脱，军官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眼睛睁着，恍若生者，目光安详，充满信念，一根大铁钉穿透了他的额头”。由此可见，对于历史传统与现代关系，我们绝无法给出任何偏于一方的结论，而调和二者，又何其难，流放地中的矛盾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旅行者的最终逃离，同样意味着选择与调和的困难。但逃离并不意味着希望的出现，卡夫卡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可以安慰我们的所谓的希望的光亮。这里的逃离只是一种绝望的、无奈的，或无能为力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人唯一得到的是不可避免的绝望，唯有绝望是绝对“不可摧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卡夫卡那里，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在人类成长进化之中，那决定性的片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瞬间。终于此故，那些宣称面前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空虚的种种革命性行动都是对的，因为迄今仍然一无变故发生。”⑧犹太教对卡夫卡的影响此时再一次得到显现：“如果你相信任何事都尚未发生，你就离犹太传统不能再远了，犹太人的记忆就像是弗洛伊德的压抑：万事皆已发生，天下再无新事。”⑨
结语
卡夫卡通过这样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寓指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今天从根本上讲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一切的一视同仁，是卡夫卡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是一位孤独的上帝。
注 释：
①④沃伦［美］著，叶廷芳主编：《在流放地》，见《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第121页。
②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③引文参见卡夫卡：《在流放地》，见《卡夫卡小说全集》（第三卷），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引文均出自该篇小说，不再一一注明。
⑤孙彩霞：《刑罚的意味》，《当代文坛》，2003（3）。
⑥卡夫卡［奥］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⑦E·希尔斯［美］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⑧卡夫卡［奥］著，张伯权译：《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
⑨哈罗德·布鲁姆［美］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衡水学院中文系讲师）
編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