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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距深圳首次发出创建中国硅谷声音时也已10年。
1997年12月28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与华为总裁任正非访美回国后提出，要把深圳建成中国的硅谷。这也是国内地方政府首次提出要打造中国硅谷。
时光荏苒，深圳的一把手虽几经更迭，却都为深圳创建中国硅谷带来了崭新的气象。至2007年底，深圳的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已率先突破1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高新技術产品产值7598．8亿元，增长20．5%，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58．6%；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3．34%；全市专利申请量达到35808件，其中发明专利19198件，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2170件，占全国总量的39．8%，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８年，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距深圳首次发出创建“中国硅谷”声音时也已１０年
2008年6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在进一步表明加快推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决心的同时，深圳亦释放出新的意愿信号：打造“中国硅谷”的城市标杆。
站在新起跑线上复制已成世界神话的美国硅谷，作为中国改革先锋与创新旗帜的深圳，能否再次杀出一条血路，重现昔日“速度深圳”的辉煌？硅谷成功的源泉是什么？深圳离硅谷有多远？
政府角色
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根据特曼教授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在校园内创办了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斯坦福研究园，即硅谷的前身。美国国防部一直维持着对硅谷半导体器件稳定的订货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其定货额一度占硅谷总产值的40%。
随后的朝鲜战争和冷战更加刺激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在1958年到1974年间，仅五角大楼就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许多大公司纷纷来硅谷设点，硅谷一时成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
然而，硅谷的崛起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却绝不是政府有计划地打造成形的，也不是由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投资项目或是招商引资而成，而是靠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只是建立游戏规则，对园区的发展实行合理指导，如加强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等。
在深圳，自决心创建中国硅谷以来，深圳市政府也曾多次利用特区的优势出台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种文件及相应优惠政策。
1998年2月，深圳在财税等经济政策上进行首次突破尝试，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在全国率先出台一些针对高科技的突破性的扶持政策，涉及税务、财政、国土、人事、劳动、住宅、外事、银行等多部门。之后，深圳再次打破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为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深圳创业、实现技术入股等提供了法律环境，更好地促进了人才聚集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深圳共出台了50多部科技方面的重要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事实上，一方面深圳目前的市场机制仍无法自发形成中国硅谷，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兴起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成型的高科技产业，而深圳今天所处的境况已经完全不同，因此，政府有策略地进行政策上的推动无疑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尝试。
只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实行20多年的特区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也随之消失，加之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告别“特殊政策”时代的深圳特区在获得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资格之后能够有什么新的优势？再次争取到国家新的政策倾斜？
投资主体
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沙丘大街（Sandhill Road）3000号有几幢小楼房，据说云集着多达几百家的风险投资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大约美国一半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Intel、Yahoo、思科、Sun等公司的成长都得益于这几幢小楼。
显然，风险资本是硅谷壮大的经济引擎。硅谷的风险投资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天使投资，投资人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向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种子资金，一次性的投资额在5万至50万美元之间；第二类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规模从50万到500万美元不等，资金来自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各类基金会、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及一些富裕的家庭和私人等；第三类是战略投资基金，是由一些大公司建立，专门投向与本企业业务发展相关联的公司。
在硅谷，风险资本的投资决策是快速的，但筛选十分严格。一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一年可以收到5000份申请，能够接受面谈的申请者在200人左右，而最后能够得到资金的常常不足20人。当然，最后的成功者不过几人而已，而且平均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资，回报是投资成本的数十倍乃至更高。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硅谷的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此外，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认为，投资之后决不能听天由命，而是有很多事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值服务，比如帮助公司进行流动资金的融资运作，向公司推荐人才，为公司经营进行咨询服务和指导等。
在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方面，由于起点和创业环境的不同，深圳比较强调政府的保障职能，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长远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
由于起步早、市场环境好、开放度高，深圳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机制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包括资金市场、各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以及服务中介和监督中介、项目市场这些要素有机组合在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
与此同时，由于深圳与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的风险投资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已有了充分的了解，深圳活跃的民间投资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交易活跃的创业板等也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
科技、人力资源
高科技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是创新主导型产业。人才作为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载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硅谷不到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世界一流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等美国一流科研机构。许多大学不但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而且实施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创立科技产业的政策。斯坦福大学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允许他们有1～2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移的，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15%；学校的应用性成果在1年之后仍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收获回报。
这种大学科研和工业界产品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工业界的创新产品提供了人才渠道，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学校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证。
与硅谷相比，深圳在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人才储备、产学研互动等方面还有欠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更是有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技术资源基本依靠外部“空降”。过去，内地科研成果积压的情况比较严重，深圳可以花较低的代价引进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现在，内地的技术产业化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许多好的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已不必舍近求远来到深圳。
好在深圳目前已十分注重加强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深圳清华研究院，与国内外40多所著名大学合作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中兴通讯、华为也分别在南京、上海和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建立了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对科技研发资金的管理做出了重大改革，改变了原来以公务员为主导的项目评审制。公务员从资金分配环节退出，在科研资金管理中的角色转变为监督和评价。
与此同时，深圳着重引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资源配置过程，使科研资金的分配更为合理，同时也避免了经费分配过程中以权谋私现象。
深圳与硅谷的比较
文化环境
硅谷的企业可以在聚集的环境中实现低成本的合作与互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硅谷独特的文化氛围。
简单地讲，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频繁的人才流动等。而支撑硅谷这种文化的则是一整套高效的、市场化的社会体系。
在硅谷，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非常普遍，技术和信息可以被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个人之间很容易交流，不受职位、出身、学历和富裕程度的限制，人们能共享理念并迅速地行动。
在硅谷高科技行业中有一条得到普遍认可的说法：一个硅谷人若是在四五年之内不跳槽，肯定是能力较差或是缺乏魄力。
这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创业文化，提供了公司衍生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创新的持久力，许许多多的小企业也把硅谷视为自己的栖息地（Habitat）。
有观点认为，虽然深圳以人为本，以技术创新为灵魂，努力营造产业生态、人文生态、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三态合一”创新环境，以及树立“冒险不盲目、创新不封闭、激情不浮躁、成功不一时”的创业理念和“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的创新创业文化，与硅谷文化如出一辙，但传统文化与创新价值观念需要一个相互交汇、碰撞、融合的过程。
目前在深圳，乃至整个广东仍存在着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之间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要求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山不容二虎”的文化观念形成冲突；高新技术企业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网络化、扁平式管理模式与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官本位价值观形成冲突；高新技术发展所要求的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与缺乏诚信、侵权盗版等行为形成冲突等。
1997年12月28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与华为总裁任正非访美回国后提出，要把深圳建成中国的硅谷。这也是国内地方政府首次提出要打造中国硅谷。
时光荏苒，深圳的一把手虽几经更迭，却都为深圳创建中国硅谷带来了崭新的气象。至2007年底，深圳的人均GDP在内地大城市中已率先突破1万美元，达到10628美元；高新技術产品产值7598．8亿元，增长20．5%，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58．6%；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3．34%；全市专利申请量达到35808件，其中发明专利19198件，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2170件，占全国总量的39．8%，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
２００８年，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距深圳首次发出创建“中国硅谷”声音时也已１０年
2008年6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在进一步表明加快推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决心的同时，深圳亦释放出新的意愿信号：打造“中国硅谷”的城市标杆。
站在新起跑线上复制已成世界神话的美国硅谷，作为中国改革先锋与创新旗帜的深圳，能否再次杀出一条血路，重现昔日“速度深圳”的辉煌？硅谷成功的源泉是什么？深圳离硅谷有多远？
政府角色
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根据特曼教授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在校园内创办了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斯坦福研究园，即硅谷的前身。美国国防部一直维持着对硅谷半导体器件稳定的订货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其定货额一度占硅谷总产值的40%。
随后的朝鲜战争和冷战更加刺激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在1958年到1974年间，仅五角大楼就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许多大公司纷纷来硅谷设点，硅谷一时成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
然而，硅谷的崛起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却绝不是政府有计划地打造成形的，也不是由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投资项目或是招商引资而成，而是靠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只是建立游戏规则，对园区的发展实行合理指导，如加强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等。
在深圳，自决心创建中国硅谷以来，深圳市政府也曾多次利用特区的优势出台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种文件及相应优惠政策。
1998年2月，深圳在财税等经济政策上进行首次突破尝试，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在全国率先出台一些针对高科技的突破性的扶持政策，涉及税务、财政、国土、人事、劳动、住宅、外事、银行等多部门。之后，深圳再次打破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为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深圳创业、实现技术入股等提供了法律环境，更好地促进了人才聚集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深圳共出台了50多部科技方面的重要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事实上，一方面深圳目前的市场机制仍无法自发形成中国硅谷，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兴起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成型的高科技产业，而深圳今天所处的境况已经完全不同，因此，政府有策略地进行政策上的推动无疑是一种较为现实的尝试。
只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实行20多年的特区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也随之消失，加之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告别“特殊政策”时代的深圳特区在获得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资格之后能够有什么新的优势？再次争取到国家新的政策倾斜？
投资主体
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沙丘大街（Sandhill Road）3000号有几幢小楼房，据说云集着多达几百家的风险投资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大约美国一半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Intel、Yahoo、思科、Sun等公司的成长都得益于这几幢小楼。
显然，风险资本是硅谷壮大的经济引擎。硅谷的风险投资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天使投资，投资人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向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种子资金，一次性的投资额在5万至50万美元之间；第二类是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规模从50万到500万美元不等，资金来自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各类基金会、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及一些富裕的家庭和私人等；第三类是战略投资基金，是由一些大公司建立，专门投向与本企业业务发展相关联的公司。
在硅谷，风险资本的投资决策是快速的，但筛选十分严格。一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一年可以收到5000份申请，能够接受面谈的申请者在200人左右，而最后能够得到资金的常常不足20人。当然，最后的成功者不过几人而已，而且平均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资，回报是投资成本的数十倍乃至更高。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硅谷的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此外，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认为，投资之后决不能听天由命，而是有很多事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值服务，比如帮助公司进行流动资金的融资运作，向公司推荐人才，为公司经营进行咨询服务和指导等。
在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方面，由于起点和创业环境的不同，深圳比较强调政府的保障职能，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风险投资长远发展的公平的市场环境。
由于起步早、市场环境好、开放度高，深圳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机制日趋成熟，基本形成了包括资金市场、各层次的风险投资主体以及服务中介和监督中介、项目市场这些要素有机组合在内的风险投资市场体系。
与此同时，由于深圳与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了充分的接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的风险投资家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已有了充分的了解，深圳活跃的民间投资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交易活跃的创业板等也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
科技、人力资源
高科技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是创新主导型产业。人才作为知识、技术、创新能力的载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硅谷不到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世界一流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等美国一流科研机构。许多大学不但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而且实施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创立科技产业的政策。斯坦福大学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允许他们有1～2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移的，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15%；学校的应用性成果在1年之后仍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收获回报。
这种大学科研和工业界产品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工业界的创新产品提供了人才渠道，另一方面也为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学校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证。
与硅谷相比，深圳在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人才储备、产学研互动等方面还有欠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更是有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技术资源基本依靠外部“空降”。过去，内地科研成果积压的情况比较严重，深圳可以花较低的代价引进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现在，内地的技术产业化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许多好的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已不必舍近求远来到深圳。
好在深圳目前已十分注重加强企业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深圳清华研究院，与国内外40多所著名大学合作建立了虚拟大学园。中兴通讯、华为也分别在南京、上海和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建立了研究所。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对科技研发资金的管理做出了重大改革，改变了原来以公务员为主导的项目评审制。公务员从资金分配环节退出，在科研资金管理中的角色转变为监督和评价。
与此同时，深圳着重引进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参与资源配置过程，使科研资金的分配更为合理，同时也避免了经费分配过程中以权谋私现象。
深圳与硅谷的比较
文化环境
硅谷的企业可以在聚集的环境中实现低成本的合作与互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硅谷独特的文化氛围。
简单地讲，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频繁的人才流动等。而支撑硅谷这种文化的则是一整套高效的、市场化的社会体系。
在硅谷，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非常普遍，技术和信息可以被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个人之间很容易交流，不受职位、出身、学历和富裕程度的限制，人们能共享理念并迅速地行动。
在硅谷高科技行业中有一条得到普遍认可的说法：一个硅谷人若是在四五年之内不跳槽，肯定是能力较差或是缺乏魄力。
这些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创业文化，提供了公司衍生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创新的持久力，许许多多的小企业也把硅谷视为自己的栖息地（Habitat）。
有观点认为，虽然深圳以人为本，以技术创新为灵魂，努力营造产业生态、人文生态、环境生态协调发展的“三态合一”创新环境，以及树立“冒险不盲目、创新不封闭、激情不浮躁、成功不一时”的创业理念和“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的创新创业文化，与硅谷文化如出一辙，但传统文化与创新价值观念需要一个相互交汇、碰撞、融合的过程。
目前在深圳，乃至整个广东仍存在着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之间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要求的团队精神、合作意识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山不容二虎”的文化观念形成冲突；高新技术企业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网络化、扁平式管理模式与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官本位价值观形成冲突；高新技术发展所要求的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与缺乏诚信、侵权盗版等行为形成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