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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
万里于1916年12月出身在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万里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值得记录和总结的事迹很多。《中国民商》特遴选他在中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一些事迹，纪念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追思老一辈改革家的丰功伟绩，珍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能为新一轮改革找到历史刻度。
农村改革的先锋
万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是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主政安徽后，万里首先将目光投向农业。他一头扎进基层调研，半年走了3000里路。在安徽期间，他跑遍了当时的74个县市，对当地的贫困现状和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面对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的状况，万里心急如焚。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六条规定》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
这些内容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还要“鼓励”；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过去一直是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中却规定要“尊重”，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万里的政治勇气和魄力。
《六条规定》突破种种禁区，出台后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这与万里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1979年5月21日和12月13日，万里两次来到安徽肥西县山南小井庄，主持召开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大包干”，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探索，与万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力挺是分不开的。在面对“禁区”和来自多方的质疑和压力之时，万里具有一名政治家的担当。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将改革推向深入
万里对于农村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大包干”。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全国改革、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取得突破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当年，他主导颁布了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万里延续“搁置所有制问题争论，尊重群众意愿”的思想，提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直接促成了包产到户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1981年10月，在准备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
1982年1月，由万里领导起草的第2个“中央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其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万里积极倡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模式基本形成。
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和提高，万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1982年11月，在同记者的谈话中，万里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4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在讲话中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把改革引向深入，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敢于丢掉陈腐的东西，改变那些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作风上不适应的东西，冲破那些阻碍改革的东西，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精心指导，并善于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针对当时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万里也及时进行了引导。针对1983年、1984年短时间内增加的大量商品粮，他要求各级干部抓紧粮多棉多的有利时机，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比如多搞农、工、商综合经营，特别是粮食要搞多层次的加工增值，促进粮食转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各类产业的比重，逐步把务农的劳力转移到第二、第三类产业中。
针对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一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不能让它们发展”的错误看法，万里明确指出，对乡镇企业应该一视同仁，给予鼓励和支持；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不允许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物资；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力挺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要求，乡镇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善于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严品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继续成长壮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万里要求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他提出：“希望各级领导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农村新产业同城市工业协作、联营，釆取有效措施建立多成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改善农村新产业的发展条件，使城乡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开放式的经济网络。”
1985年1月2日，万里视察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肯定了大邱庄的生产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乡镇企业要善于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看准城里的弱点，发扬乡镇企业的优势。
万里认为，农村的优势也要靠搞市场经济，“城里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高价就生产什么”，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可以对口发展。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要学会经营，瞄准城市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发展农村的特色产业，生产特色产品，提高乡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
对于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万里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他强调，搞好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搞好了，对国家是贡献，也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法制为改革护航
1986年，是中国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关注的一个改革切入点。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他郑重提出：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在《人民日报》刊发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万里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的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做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做了修改。
2016年12月5日，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理想、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诚于党、坚持真理的坚强党性”、“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攻坚克难的政治担当”、“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我们纪念老一辈改革家，让改革精神薪火相传，用改革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是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新京报》、《炎黄春秋》等相关报道）
万里于1916年12月出身在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万里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值得记录和总结的事迹很多。《中国民商》特遴选他在中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一些事迹，纪念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当下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追思老一辈改革家的丰功伟绩，珍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能为新一轮改革找到历史刻度。
农村改革的先锋
万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是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主政安徽后，万里首先将目光投向农业。他一头扎进基层调研，半年走了3000里路。在安徽期间，他跑遍了当时的74个县市，对当地的贫困现状和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
面对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的状况，万里心急如焚。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
1977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六条规定》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
这些内容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还要“鼓励”；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过去一直是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中却规定要“尊重”，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万里的政治勇气和魄力。
《六条规定》突破种种禁区，出台后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都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达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遭遇如此严重旱灾，但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这与万里及时做出这一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1979年5月21日和12月13日，万里两次来到安徽肥西县山南小井庄，主持召开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大包干”，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探索，与万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力挺是分不开的。在面对“禁区”和来自多方的质疑和压力之时，万里具有一名政治家的担当。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将改革推向深入
万里对于农村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大包干”。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全国改革、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取得突破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当年，他主导颁布了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万里延续“搁置所有制问题争论，尊重群众意愿”的思想，提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直接促成了包产到户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1981年10月，在准备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
1982年1月，由万里领导起草的第2个“中央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其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明确“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万里积极倡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模式基本形成。
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和提高，万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1982年11月，在同记者的谈话中，万里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4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在讲话中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把改革引向深入，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敢于丢掉陈腐的东西，改变那些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作风上不适应的东西，冲破那些阻碍改革的东西，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精心指导，并善于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针对当时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万里也及时进行了引导。针对1983年、1984年短时间内增加的大量商品粮，他要求各级干部抓紧粮多棉多的有利时机，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做法，比如多搞农、工、商综合经营，特别是粮食要搞多层次的加工增值，促进粮食转化；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各类产业的比重，逐步把务农的劳力转移到第二、第三类产业中。
针对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一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不能让它们发展”的错误看法，万里明确指出，对乡镇企业应该一视同仁，给予鼓励和支持；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不允许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物资；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力挺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要求，乡镇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善于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严品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继续成长壮大”。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万里要求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他提出：“希望各级领导以积极的态度引导农村新产业同城市工业协作、联营，釆取有效措施建立多成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打破条条块块的限制，改善农村新产业的发展条件，使城乡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开放式的经济网络。”
1985年1月2日，万里视察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肯定了大邱庄的生产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指出，乡镇企业要善于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看准城里的弱点，发扬乡镇企业的优势。
万里认为，农村的优势也要靠搞市场经济，“城里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高价就生产什么”，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可以对口发展。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要学会经营，瞄准城市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发展农村的特色产业，生产特色产品，提高乡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
对于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万里也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他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他强调，搞好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搞好了，对国家是贡献，也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用法制为改革护航
1986年，是中国改革狂飙突进的年代。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为党内关注的一个改革切入点。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他郑重提出：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在《人民日报》刊发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万里在讲话中强调，“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的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做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做了修改。
2016年12月5日，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定理想、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忠诚于党、坚持真理的坚强党性”、“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攻坚克难的政治担当”、“我们纪念万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立场”。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我们纪念老一辈改革家，让改革精神薪火相传，用改革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是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新京报》、《炎黄春秋》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