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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哈佛高级领导干部培训项目的名单中，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的工作经历令人注目。他历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质量工程研究所所长，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工业工程系副主任、主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院长，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在国内管理工程特别是质量科学研究领域成就显著。2006年5月，他被任命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07年8月，徐济超参加了哈佛高级领导干部培训项目，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名高级访问学者。作为一名专家型高级领导干部，看待问题的视角和取得的收获令人期待，正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在研究结束之际，我们在哈佛大学对他进行了访问。
硕果累累的科技帅才
徐济超在科研领域取得的众多成就起步于郑州航空工业学院。他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只是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一名普通讲师，后来却迅速跻身国内知名质量工程研究专家的行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徐济超成功申请“只有国内几所名校和科学院系统的大专家们才敢竞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此在科研上的成就接踵而至。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波音在与欧洲空客的竞争中，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建立了“先进质量控制和管理系统”，使用该系统可以节约制造成本24%以上。徐济超率先与民用航空界的同行们将这个先进的质量控制系统引进国内航空行业，并在其他工业领域推广。
徐济超带领他的学术团队，无论是在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在工业实践的应用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质量改进的三层次理论，质量工程的波动理论等众多学术研究成就，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他曾是航空系统、国防科工委系统、总装备部系统特聘的质量可靠性专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徐济超与他所带的团队共完成了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项目和国防科工委系统近20项应用研究项目，在质量科学领域第一个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996年徐济超作为中方会议主席与欧共体的专家在中国郑州发起了第一届质量管理与经济发展国际大会，现在这个大型的国际系列会议已举行到第十一届，遍布欧、亚、美洲多个国家。作为中方主席，他开启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韩国国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联合规范资助的系列双边质量科学家会议，此双边会议已举行到第七届。此外，徐济超还与澳洲、新加坡、日本、丹麦等专家进行过大量的国际合作，在国内国际同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哈佛之行 获益匪浅
如今作为河南省副省长的徐济超，还兼任了河南省科学与技术协会主席的职务，继续在科技领域从事工作。新的平台上必然有新的视野和思路。这次美国之行，正是他成为河南省副省长之后的第一次访学经历，必将对他今后科技领域的工作思路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主管科技的副省长，徐济超对近年来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说，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国家正在进入突出强调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实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历史性转变。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自己就已开始了思考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问题，随着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综合发展质量问题就更加值得关注。这次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研读了大量的发达国家的资料，访问了这里的宏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金融证券、政府管理等许多国际一流的专家教授，实地调研了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现状，在这个过程中既感受到国家在和平崛起中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国家地位在美国社会中的显著提升，同时也深刻感受到我们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要经过艰难的跋涉旅程。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本质
差距在于经济运行质量
徐济超谈到，经济运行的含金量，或者经济运行的质量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不能仅仅看GDP总量。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0%，日本30%，这个数字德国是43%，英国41%，法国51%，而我国还不足20%，不难看出，同样的GDP获得收益大相径庭。英国和法国虽然GDP总量落后于中国，但财政收入却是中国的两倍多。有了高比重的财政收入才能够更好地支撑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建设费用。同时经济运行中产生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也是经济含金量或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大差距，还拿2006年为例，美国的各类税收占GDP的比例为 26%，日本为26%，德国为34%，英国是36%，法国是35%，而中国仅为15%，税收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尤其增值税、所得税，税的比重多少反映了产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的多少。好的高质量的经济运行必然导致高税收、高财政收入。这还是收益方面，在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我们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这种高消耗低收益和发达国家的低消耗高收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经济运行质量的差距，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本质的差距。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影响经济运行质量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经济不仅要有数量的发展，同时还要有质量的保障，当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的运行质量远高于我们时，他们的经济含金量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0%-50%的水平，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第三产业也都在60%-70%，这样的优良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的背后都是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的作用。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许多在我国生产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含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知识产权归属外国，其高端的附加值仍然属于外国，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我们国家，但高额利润仍在国外，我们消耗的是人力物力，得到的是微薄的回报。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受制于
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
徐济超说，科技创新能力影响了我们汇率的确定。人民币的升值从长远来看，对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有益的，但从目前来看，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我们的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随之大幅度上扬，由于产品缺乏相应的科技创新支撑，产品的质量、性价比还不能适应相应的高价位，其过分升值的结果是让出或丢掉国际市场份额。如果我们的产品含有足够的科技创新领先水平，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毫不犹豫地升值。一些发达国家正是看到我们产品的科技创新水平不足，看到由此而决定的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竞争能力迫使我们升值，使我们让出现有的市场份额。科技创新水平不高，汇率确定不得不人为做出重大牺牲，既不得不贬低我们的劳动价值，同时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是我们不愿看到也不愿承受的尴尬局面，要摆脱这种窘迫，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水平。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是要加强研究成果转化的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要加强。在我国的现阶段，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科学研究都要用生产力转化的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即便是基础研究也不能离我们的生产实践太遥远。我们科技界的突出问题是高校研究院所的产业化针对性不强，成果的转化率甚低，企业产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强，主动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机制、体制还不健全。最近访问了美国佐治亚工学院，这是个出色的不仅产学研而且还是官产学研结合非常成功的典范。州政府派公务员进驻学校与学术界、产业界一起构成创新中心或研究所，州政府要拿出种子基金与投资者、特别是风险投资家、学术界一起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多少年来风险投资机制是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育发展的有效平台，这方面我们虽然出台了文件但运作的情况还不理想，我们和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市场机制相比，还远不完善。我们的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中西部省份来讲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激励，并还要分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区别于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这样风险投资才可能在我国稳健推进，健康地发育、发展。
硕果累累的科技帅才
徐济超在科研领域取得的众多成就起步于郑州航空工业学院。他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只是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一名普通讲师，后来却迅速跻身国内知名质量工程研究专家的行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徐济超成功申请“只有国内几所名校和科学院系统的大专家们才敢竞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此在科研上的成就接踵而至。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波音在与欧洲空客的竞争中，为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建立了“先进质量控制和管理系统”，使用该系统可以节约制造成本24%以上。徐济超率先与民用航空界的同行们将这个先进的质量控制系统引进国内航空行业，并在其他工业领域推广。
徐济超带领他的学术团队，无论是在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在工业实践的应用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质量改进的三层次理论，质量工程的波动理论等众多学术研究成就，得到了国际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他曾是航空系统、国防科工委系统、总装备部系统特聘的质量可靠性专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徐济超与他所带的团队共完成了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项目和国防科工委系统近20项应用研究项目，在质量科学领域第一个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996年徐济超作为中方会议主席与欧共体的专家在中国郑州发起了第一届质量管理与经济发展国际大会，现在这个大型的国际系列会议已举行到第十一届，遍布欧、亚、美洲多个国家。作为中方主席，他开启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韩国国家科学与工程基金会联合规范资助的系列双边质量科学家会议，此双边会议已举行到第七届。此外，徐济超还与澳洲、新加坡、日本、丹麦等专家进行过大量的国际合作，在国内国际同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哈佛之行 获益匪浅
如今作为河南省副省长的徐济超，还兼任了河南省科学与技术协会主席的职务，继续在科技领域从事工作。新的平台上必然有新的视野和思路。这次美国之行，正是他成为河南省副省长之后的第一次访学经历，必将对他今后科技领域的工作思路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主管科技的副省长，徐济超对近年来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说，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国家正在进入突出强调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实现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历史性转变。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自己就已开始了思考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问题，随着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综合发展质量问题就更加值得关注。这次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研读了大量的发达国家的资料，访问了这里的宏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金融证券、政府管理等许多国际一流的专家教授，实地调研了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现状，在这个过程中既感受到国家在和平崛起中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国家地位在美国社会中的显著提升，同时也深刻感受到我们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要经过艰难的跋涉旅程。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本质
差距在于经济运行质量
徐济超谈到，经济运行的含金量，或者经济运行的质量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不能仅仅看GDP总量。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0%，日本30%，这个数字德国是43%，英国41%，法国51%，而我国还不足20%，不难看出，同样的GDP获得收益大相径庭。英国和法国虽然GDP总量落后于中国，但财政收入却是中国的两倍多。有了高比重的财政收入才能够更好地支撑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建设费用。同时经济运行中产生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也是经济含金量或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大差距，还拿2006年为例，美国的各类税收占GDP的比例为 26%，日本为26%，德国为34%，英国是36%，法国是35%，而中国仅为15%，税收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尤其增值税、所得税，税的比重多少反映了产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的多少。好的高质量的经济运行必然导致高税收、高财政收入。这还是收益方面，在资源能源消耗方面我们也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这种高消耗低收益和发达国家的低消耗高收益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经济运行质量的差距，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本质的差距。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影响经济运行质量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经济不仅要有数量的发展，同时还要有质量的保障，当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的运行质量远高于我们时，他们的经济含金量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0%-50%的水平，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第三产业也都在60%-70%，这样的优良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质量的背后都是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的作用。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许多在我国生产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含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知识产权归属外国，其高端的附加值仍然属于外国，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我们国家，但高额利润仍在国外，我们消耗的是人力物力，得到的是微薄的回报。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受制于
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
徐济超说，科技创新能力影响了我们汇率的确定。人民币的升值从长远来看，对扩大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有益的，但从目前来看，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我们的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随之大幅度上扬，由于产品缺乏相应的科技创新支撑，产品的质量、性价比还不能适应相应的高价位，其过分升值的结果是让出或丢掉国际市场份额。如果我们的产品含有足够的科技创新领先水平，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毫不犹豫地升值。一些发达国家正是看到我们产品的科技创新水平不足，看到由此而决定的产品的质量性能和竞争能力迫使我们升值，使我们让出现有的市场份额。科技创新水平不高，汇率确定不得不人为做出重大牺牲，既不得不贬低我们的劳动价值，同时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是我们不愿看到也不愿承受的尴尬局面，要摆脱这种窘迫，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水平。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是要加强研究成果转化的能力。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要加强。在我国的现阶段，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科学研究都要用生产力转化的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即便是基础研究也不能离我们的生产实践太遥远。我们科技界的突出问题是高校研究院所的产业化针对性不强，成果的转化率甚低，企业产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不强，主动与科研单位合作的机制、体制还不健全。最近访问了美国佐治亚工学院，这是个出色的不仅产学研而且还是官产学研结合非常成功的典范。州政府派公务员进驻学校与学术界、产业界一起构成创新中心或研究所，州政府要拿出种子基金与投资者、特别是风险投资家、学术界一起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多少年来风险投资机制是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育发展的有效平台，这方面我们虽然出台了文件但运作的情况还不理想，我们和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市场机制相比，还远不完善。我们的风险投资还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中西部省份来讲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激励，并还要分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区别于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风险投资机制，这样风险投资才可能在我国稳健推进，健康地发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