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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绕过腹部,在右边裤袋里掏出一包烟,再用左手抽出香烟,用左手打燃火机,这一系列动作,在旁人看来有些别扭,但对祝强来说已经很自然。
他没有右手。他的右臂止于腕关节前。
祝强面色黝黑,双眼略显浮肿,一脸乡村中年男人的沧桑,很难想到他只有23岁——1982年出生。
2000年,18岁的祝强高中毕业,从老家四川南充农村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工作。
工作不到两星期,就出事了。
“刚进去时什么都做,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14个小时,最早晚上11点下班,最晚凌晨3点下班。第二天早上7点就要起床。”
祝强出事前做的工作是高温融化次品,即将生产出来的不合格产品放在一个传送带上,送进炉内高温熔化,终于有一天,“疲劳,神情恍惚,加上机器老化,没培训就上岗,见别人操作都没有几次”,祝强的右臂随着塑料卷进炉内,抽出来时,右手已经全部烧死,送往医院,必须截肢。
然后是向工厂索赔,打官司。2000年开打,2003年才结束。“企业开始说赔7000元,这显然太少,”祝强说,“我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问朋友老乡,从几万到上百万的说法都有。”
高中毕业的祝强开始学习有关法律知识,“我的目的是与厂方谈判,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喜欢上了法律。”
打官司,要钱,没有,找朋友借!可朋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仔,手头拮据,有时候只要一上门,朋友就知道他来借钱了,弄得祝强很没面子。但他铁了心要把官司打下去。
谈判桌上,祝强提出赔偿15.6万元,厂方不干,拖着不给。接下来是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在给法院的民事起诉书中,祝强索赔30多万元,法院最终判赔4.8万元。三年官司下来,这笔赔偿金除去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剩无几。
2002年時,生活陷入困窘的祝强做起了销售,几个月后收入达到了每月四五千元,接近深圳白领的收入。祝强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他本来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但一个想法在他心中始终萦绕不去。在打官司过程中,祝强了解到,在珠三角像他这样的工伤致残的打工仔还有许多,而他们的索赔道路几乎都遭遇重重阻碍,进城农民工普遍不了解自身权利。起初,祝强下到各工厂,把劳动站的电话抄给工人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侵权事件他们可以投诉。后来,他萌发了做一个劳工维权组织的想法。
2003年,这个名为“残疾人协作服务部”的机构成立。祝强的拍档、另一名成员袁云祖也是一名残疾人,在工伤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另一只手也掉了几个手指。机构的两名负责人,加起来只有祝强的左手一只完整的手。后来,这家NGO更名为“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机构宗旨是: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劳资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企业与工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人的观念。”祝强说,有些工人朋友之间欠5元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工厂欠他们500元,他们都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祝强也希望通过机构的工作来转变资方的态度,促进他们重视工人权益,最终达到劳资关系的和谐。“现在工厂不到20岁的工人很多,社会、工厂都应该提供一个提升他们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文化知识、公民道德、权利义务方面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
2002年以来,立志从事劳工维权事业的祝强得到了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他一直接受各大学、NGO的培训,自己也参加了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
祝强和他的同事袁云祖都不住地抽烟,他说这是他们文字和知识功底不济带来的后果,现在的事业带给他们大量的思考和文书工作,但囿于学识,他的表达很不通畅,于是每当写文章的时候就拼命抽烟提神。
23岁的祝强,24岁的袁云祖,两人都是残疾人,都是恶劣劳动环境的受害者,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都碰到了钦佩自己的女孩,都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