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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11日下午，《红旗》杂志科教文编辑室主任李友滨紧急召开文艺组的同志开会，传达总编辑熊复的指示。他说：“今天上午，熊复同志在编委会讲：昨天的《中国**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批评性的报道，说天津市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为名，演出了一些乌七八糟的节目。熊复说，这是文艺的堕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要求文艺组认真调查，并写出批判文章，予以配合。”随后大家就讨论如何落实熊复的指示。但是，有的同志一听说又要写批判自由化的文章，立即表示不愿意参加，有一位同志首先表示反对。他说：“这个事件中宣部早就知道了，文艺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有的是。批判文艺商品化、自由化的文章，《红旗》已经接连发了三篇，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写。”其他同志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听同志们这么一说，李友滨便有些犹豫，不那么坚决了。他明显放低了调门说：“那就把这些情况和意见向熊复同志反映，最后由他定吧！”
第二天，李友滨向熊复作了汇报。但是熊复仍然坚持要派人到天津去实地调查，并且坚持要写出一篇批判自由化、商品化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李友滨便决定派我前去天津进行调查，要求我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一篇批判文艺上的自由化、商品化的文章。
1983年7月26日至30日，我奉命专程去天津进行调查。天津市委宣传部接待了我。他们态度认真，积极配合，当天下午便召开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随后我又找到多位观看过那场演出的同志进行调查，包括《天津日报》文艺部、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音协等单位的同志。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对此次演出的评价褒贬不一。针锋相对，分歧很大。
天津市委宣传部基本上肯定这场演出。7月27日上午，天津市委宣传部向我详细介绍了天津文艺演出的经过和看法，并写了书面材料。他们认为：那场演出的节目主要内容是健康的，是配合《讲话》精神的，只是少数节目与纪念《讲话》内容不大协调，略嫌杂乱了一些，个别演员的台风不够严肃。市委宣传部还认为，《中国**报》的那篇报道有片面性，存在夸大和失真之处。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们还建议我多找几位看过演出的同志谈谈，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演出情况。当天下午，我到《天津日报》文艺部，找到两位观看过演出的同志调查，他们都同意市委宣传部的意见。认为这场演出主流是好的，缺点是次要的。
天津市音协则基本否定了这场演出。7月28日，我到天津音协会见了孙副秘书长。他们对这场演出的评价与市委宣传部截然相反。他认为这场演出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内容不好，演员台风不正，问题很多，应当予以否定。
7月29日，我又来到天津市文化局，陈副局长接待了我。他对这台演出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与音协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措辞没有那么激烈，语气比较缓和。
7月30日回来之后，我对北京有关单位和个人又进行了调查。8月2日，我来到《中国**报》文艺部，他们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天津演出代表了当前文艺界商品化、自由化的倾向，应当予以彻底批判。今后他们对这一类现象还要继续开展批评。
当天下午，我按事先约好时间来到金紫光家参加了一个小型调查会。金紫光是这场演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参加调查会的有金紫光夫妇、《延安丛书》编委会工作人员陈胜利、参加天津演出的工作人员习诚。他们四人先后发言，详细介绍演出情况，澄清事实，驳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那篇报道基本失真，已经引起了相关演员的愤怒。
和金紫光等见面不久，我接到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电话，说《中国**报》的报道严重失实，她在演出中没有“双手不停地捻动”，“叭叭作响”地打响拍，说这是对她的人身攻击。
根据在天津、北京两地调查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我基本上同意天津市委宣传部的评价。并于8月3日写了《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提出建议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
友滨同志并请转熊复同志：
根据熊复同志批示，我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去天津市对今年五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文艺晚会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调查。回京之后，又走访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现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演出筹备经过
据主办单位《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们介绍：今年三月初，《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扩大《丛书》的影响，决定在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之际，组织几场文艺演出。国家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李刚批准了他们的请示报告。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也参加主办。由中国音协常务理事苏阳和《丛书》主编金紫光具体负责。吕骥、金紫光、侯宝林担任演出顾问。中国文联党组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都同意演出。
二、演出情况
经过一番筹备，文艺演出在天津共演出三场（各场的节目略有变化），属于内部预演性质，同时也是为了酬谢赞助单位（天津一轻局系统二十余工厂）。
参加演出的单位和人员有：中国歌舞剧院李元华；空政歌舞团金曼；海政歌舞團苏小明；北京军区歌舞团马国光、张振富、耿莲凤、李晓梅；海政文工团常宝华、常贵田；人民武装部队文工团鹿云金；北影《明姑娘》剧组张瑜、张国民；京剧演员李鸣盛；北京武术队王珏等六人。
这些演员参加演出都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同意，并代表各自单位参加演出。
演出之前，他们作了规定：凡上台演出的歌唱演员至少要演唱一首延安时期的节目或歌颂延安精神的节目，其它节目自定。
五月十七日晚，在天津第一文化宫举行了首场演出，共演唱了三十七首音乐曲目，内容大体可分三部分：
一、延安时期的曲目和歌颂延安精神的曲目有七首，占19%，其中有：《白毛女》序曲《北风吹》《想延安》《延安，我献给你一首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逼上梁山》选段等。
二、革命歌曲或比较健康的抒情歌曲以及黄梅戏《天仙配》等，计有二十首，占54%。 三、台湾校园歌曲（三首）、日本歌曲（四首）和其它外国歌曲（三首）。
此外，还有武术、相声和杂技表演。
从整个晚会演出的节目来看，绝大多数曲目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演出的主调是健康的。其中，天津歌舞剧院演出的管弦乐合奏歌剧《白毛女》序曲，《北京喜讯传边寨》，李元华的《北风吹》，马国光的《我是一个兵》、《勘探队的小伙子睡着了》《祖国的明天多美好》，孙振富、耿莲凤的《兄妹开荒》，金曼的《想延安》，李鸣盛的《逼上梁山》选段等，这些节目演出时，演员态度认真、情绪饱满，感情真挚，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但是，有的观众对个别演员的节目和台风提出了批评，指出：在纪念《讲话》这样严肃的晚会上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应该有的。
三、不同的看法
对于这场演出，在有关同志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文艺演出活动，演出的节目基本上是健康的，多数演员的台风是正派的，许多好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例如马国光演唱《我是一个兵》时，全场观众随着歌曲的节奏热烈鼓掌，台上台下互相呼应，观众与演员的感情融为一片，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但作为纪念《讲话》的文艺晚会，延安时期的歌曲数量少了一些，某些流行歌曲占了一定的比例，晚会节目比较杂乱；个别演员台风欠佳，与《讲话》精神不相符。
中国音协天津分会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演出应该彻底否定。天津音协分会孙副秘书长陪同正在天津市讲学和访问的一位澳大利亚作曲家观看了演出。他对演出提了不少批评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杂烩的晚会。演出内容与晚会的主题不相符，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目不多，外国歌曲不少。有些东西在西方属二流音乐。他还对一些演员的服饰、唱法和个别曲目提出了批评。
演完之后，天津文联和天津音协曾把这位作曲家的这些看法整理成内部材料《情况反映》，报市委宣传部，并将这份材料连同他的一封批评演出的信一起寄交《文艺报》编辑部。《文艺报》又转寄给了中国音协。《中国**报》收到音协提供的材料后，派记者在天津和北京进行了采访，并于七月十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批评性的报导。
《中国**报》批评天津演出的报道发表之后，《中国日报》据此也发表了批评文章，英国《每日电讯报》也作了相应的报道，国内一些文摘报也摘要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晚会主办单位《丛书》编委会、有关演员及其所在单位，对上述批评不认同、不服气，纷纷写信、打电话、走访有关报社和领导机关，提出了质疑和反批评。金紫光等同志为此走访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文化部长、团中央和报社，向有关领导和部门说明实际情况，澄清事实。
他们认为，《中国**报》的报道基本失真，特别是涉及到几位演員的声誉的事，作了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不审慎的。他们还认为，《中国**报》并未派人亲临演出现场，而是以一个外国作曲家的不正确的观点作基调来报道和评价这场晚会，背离了事实。
目前，两种不同的意见仍处于尖锐对立和热烈争议之中。
四、我们的态度
经过京津两地多方面的调查，我基本上同意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晚会的评价，认为这场晚会主调上是好的，演出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的，缺点是对个别演员的返台节目有些控制不严或失去控制，表演了一些与纪念《讲话》的主题、气氛和格调不协调的节目，内容杂乱了一些，个别演员台风欠佳。这些表现，应当从事实出发加以批评教育，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改正。
这台晚会，并未公演。在天津仅是内部预演性质的，主要是为了酬谢赞助单位，在社会上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即使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与那些公开把演出作为赚钱的手段、一味“向钱看”的商品化和自由化倾向，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各执己见。有的演员说自己受到人身攻击，扬言到法院去起诉，有的上书中央领导提出了控诉，分歧很大，争论激烈。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认为不宜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直接涉及“天津文艺演出”这个事件，不宜介入这场论争。当然，对文艺上的商品化、自由化倾向仍然要展开批评，在批评时要注意多从正面讲清道理，充分阐明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批示。
科教文编辑室文艺组
雷声宏
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这份调查报告写完之后，首先交到李友滨那里，他看完便送交熊复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熊复同志：
雷声宏同志去天津调查了五天，返京后又向有关同志作了一些调查，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向您汇报。据雷声宏同志说：天津那次演出的主要节目是好的，问题是有些节目与演出的主题不相符，表演方面个别演员有缺点。如果是普通晚会，属一般性问题，但在纪念《讲话》的晚会上，就不应该了。但这和宣传自由化与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倾向，是不同的。雷声宏同志还提出了建议，请您考虑是否可行。
李友滨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
熊复看了李友滨的信和我写的《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并不像《中国青年报》报道的那样严重，便改变了态度，采纳了我的意见，不再坚持写批判文章了，说明熊复在处理问题上是注重调查研究，是求真务实的。于是，他对调查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同意雷声宏同志的意见
熊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根据这次调查，熊复取消了原来的决定。他要求文艺组以“天津文艺演出”事件为由头来撰写批判文艺上的自由化和商品化文章的动议，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李友滨向熊复作了汇报。但是熊复仍然坚持要派人到天津去实地调查，并且坚持要写出一篇批判自由化、商品化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李友滨便决定派我前去天津进行调查，要求我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一篇批判文艺上的自由化、商品化的文章。
1983年7月26日至30日，我奉命专程去天津进行调查。天津市委宣传部接待了我。他们态度认真，积极配合，当天下午便召开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随后我又找到多位观看过那场演出的同志进行调查，包括《天津日报》文艺部、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音协等单位的同志。经过调查，发现他们对此次演出的评价褒贬不一。针锋相对，分歧很大。
天津市委宣传部基本上肯定这场演出。7月27日上午，天津市委宣传部向我详细介绍了天津文艺演出的经过和看法，并写了书面材料。他们认为：那场演出的节目主要内容是健康的，是配合《讲话》精神的，只是少数节目与纪念《讲话》内容不大协调，略嫌杂乱了一些，个别演员的台风不够严肃。市委宣传部还认为，《中国**报》的那篇报道有片面性，存在夸大和失真之处。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他们还建议我多找几位看过演出的同志谈谈，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演出情况。当天下午，我到《天津日报》文艺部，找到两位观看过演出的同志调查，他们都同意市委宣传部的意见。认为这场演出主流是好的，缺点是次要的。
天津市音协则基本否定了这场演出。7月28日，我到天津音协会见了孙副秘书长。他们对这场演出的评价与市委宣传部截然相反。他认为这场演出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内容不好，演员台风不正，问题很多，应当予以否定。
7月29日，我又来到天津市文化局，陈副局长接待了我。他对这台演出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与音协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措辞没有那么激烈，语气比较缓和。
7月30日回来之后，我对北京有关单位和个人又进行了调查。8月2日，我来到《中国**报》文艺部，他们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天津演出代表了当前文艺界商品化、自由化的倾向，应当予以彻底批判。今后他们对这一类现象还要继续开展批评。
当天下午，我按事先约好时间来到金紫光家参加了一个小型调查会。金紫光是这场演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参加调查会的有金紫光夫妇、《延安丛书》编委会工作人员陈胜利、参加天津演出的工作人员习诚。他们四人先后发言，详细介绍演出情况，澄清事实，驳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那篇报道基本失真，已经引起了相关演员的愤怒。
和金紫光等见面不久，我接到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电话，说《中国**报》的报道严重失实，她在演出中没有“双手不停地捻动”，“叭叭作响”地打响拍，说这是对她的人身攻击。
根据在天津、北京两地调查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我基本上同意天津市委宣传部的评价。并于8月3日写了《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提出建议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
友滨同志并请转熊复同志：
根据熊复同志批示，我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去天津市对今年五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文艺晚会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调查。回京之后，又走访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现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演出筹备经过
据主办单位《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们介绍：今年三月初，《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为了继承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扩大《丛书》的影响，决定在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一周年之际，组织几场文艺演出。国家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李刚批准了他们的请示报告。后来中国音乐家协会也参加主办。由中国音协常务理事苏阳和《丛书》主编金紫光具体负责。吕骥、金紫光、侯宝林担任演出顾问。中国文联党组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都同意演出。
二、演出情况
经过一番筹备，文艺演出在天津共演出三场（各场的节目略有变化），属于内部预演性质，同时也是为了酬谢赞助单位（天津一轻局系统二十余工厂）。
参加演出的单位和人员有：中国歌舞剧院李元华；空政歌舞团金曼；海政歌舞團苏小明；北京军区歌舞团马国光、张振富、耿莲凤、李晓梅；海政文工团常宝华、常贵田；人民武装部队文工团鹿云金；北影《明姑娘》剧组张瑜、张国民；京剧演员李鸣盛；北京武术队王珏等六人。
这些演员参加演出都得到本单位领导的同意，并代表各自单位参加演出。
演出之前，他们作了规定：凡上台演出的歌唱演员至少要演唱一首延安时期的节目或歌颂延安精神的节目，其它节目自定。
五月十七日晚，在天津第一文化宫举行了首场演出，共演唱了三十七首音乐曲目，内容大体可分三部分：
一、延安时期的曲目和歌颂延安精神的曲目有七首，占19%，其中有：《白毛女》序曲《北风吹》《想延安》《延安，我献给你一首歌》《抗大校歌》《兄妹开荒》《逼上梁山》选段等。
二、革命歌曲或比较健康的抒情歌曲以及黄梅戏《天仙配》等，计有二十首，占54%。 三、台湾校园歌曲（三首）、日本歌曲（四首）和其它外国歌曲（三首）。
此外，还有武术、相声和杂技表演。
从整个晚会演出的节目来看，绝大多数曲目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演出的主调是健康的。其中，天津歌舞剧院演出的管弦乐合奏歌剧《白毛女》序曲，《北京喜讯传边寨》，李元华的《北风吹》，马国光的《我是一个兵》、《勘探队的小伙子睡着了》《祖国的明天多美好》，孙振富、耿莲凤的《兄妹开荒》，金曼的《想延安》，李鸣盛的《逼上梁山》选段等，这些节目演出时，演员态度认真、情绪饱满，感情真挚，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但是，有的观众对个别演员的节目和台风提出了批评，指出：在纪念《讲话》这样严肃的晚会上出现这种现象是不应该有的。
三、不同的看法
对于这场演出，在有关同志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文艺演出活动，演出的节目基本上是健康的，多数演员的台风是正派的，许多好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例如马国光演唱《我是一个兵》时，全场观众随着歌曲的节奏热烈鼓掌，台上台下互相呼应，观众与演员的感情融为一片，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但作为纪念《讲话》的文艺晚会，延安时期的歌曲数量少了一些，某些流行歌曲占了一定的比例，晚会节目比较杂乱；个别演员台风欠佳，与《讲话》精神不相符。
中国音协天津分会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演出应该彻底否定。天津音协分会孙副秘书长陪同正在天津市讲学和访问的一位澳大利亚作曲家观看了演出。他对演出提了不少批评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杂烩的晚会。演出内容与晚会的主题不相符，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目不多，外国歌曲不少。有些东西在西方属二流音乐。他还对一些演员的服饰、唱法和个别曲目提出了批评。
演完之后，天津文联和天津音协曾把这位作曲家的这些看法整理成内部材料《情况反映》，报市委宣传部，并将这份材料连同他的一封批评演出的信一起寄交《文艺报》编辑部。《文艺报》又转寄给了中国音协。《中国**报》收到音协提供的材料后，派记者在天津和北京进行了采访，并于七月十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批评性的报导。
《中国**报》批评天津演出的报道发表之后，《中国日报》据此也发表了批评文章，英国《每日电讯报》也作了相应的报道，国内一些文摘报也摘要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晚会主办单位《丛书》编委会、有关演员及其所在单位，对上述批评不认同、不服气，纷纷写信、打电话、走访有关报社和领导机关，提出了质疑和反批评。金紫光等同志为此走访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文化部长、团中央和报社，向有关领导和部门说明实际情况，澄清事实。
他们认为，《中国**报》的报道基本失真，特别是涉及到几位演員的声誉的事，作了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不审慎的。他们还认为，《中国**报》并未派人亲临演出现场，而是以一个外国作曲家的不正确的观点作基调来报道和评价这场晚会，背离了事实。
目前，两种不同的意见仍处于尖锐对立和热烈争议之中。
四、我们的态度
经过京津两地多方面的调查，我基本上同意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晚会的评价，认为这场晚会主调上是好的，演出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的，缺点是对个别演员的返台节目有些控制不严或失去控制，表演了一些与纪念《讲话》的主题、气氛和格调不协调的节目，内容杂乱了一些，个别演员台风欠佳。这些表现，应当从事实出发加以批评教育，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改正。
这台晚会，并未公演。在天津仅是内部预演性质的，主要是为了酬谢赞助单位，在社会上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即使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与那些公开把演出作为赚钱的手段、一味“向钱看”的商品化和自由化倾向，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各执己见。有的演员说自己受到人身攻击，扬言到法院去起诉，有的上书中央领导提出了控诉，分歧很大，争论激烈。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认为不宜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直接涉及“天津文艺演出”这个事件，不宜介入这场论争。当然，对文艺上的商品化、自由化倾向仍然要展开批评，在批评时要注意多从正面讲清道理，充分阐明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批示。
科教文编辑室文艺组
雷声宏
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这份调查报告写完之后，首先交到李友滨那里，他看完便送交熊复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熊复同志：
雷声宏同志去天津调查了五天，返京后又向有关同志作了一些调查，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向您汇报。据雷声宏同志说：天津那次演出的主要节目是好的，问题是有些节目与演出的主题不相符，表演方面个别演员有缺点。如果是普通晚会，属一般性问题，但在纪念《讲话》的晚会上，就不应该了。但这和宣传自由化与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倾向，是不同的。雷声宏同志还提出了建议，请您考虑是否可行。
李友滨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
熊复看了李友滨的信和我写的《关于“天津文艺演出”的调查报告》，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并不像《中国青年报》报道的那样严重，便改变了态度，采纳了我的意见，不再坚持写批判文章了，说明熊复在处理问题上是注重调查研究，是求真务实的。于是，他对调查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同意雷声宏同志的意见
熊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四日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根据这次调查，熊复取消了原来的决定。他要求文艺组以“天津文艺演出”事件为由头来撰写批判文艺上的自由化和商品化文章的动议，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