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幸福”看“幸福悖论”
　　刘正山(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成员)
　　
　　最近，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中国七成半人感到幸福。在被调查者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59.2％，两项相加为74.2％；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这一调查报告一经公开，即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纷纷发表看法，称自己“被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幸福悖论”。
　　应该说，这项由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开展的调查是客观的、可信的。它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课题组，课题组在2010年8月中旬，抽取来自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的4800名居民进行调查。由于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主观上也没有数据造假的动机。
　　当然，超过七成人感到幸福，也只是一个总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例如，我们的报告显示，从不同年龄段看，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高的是61—70岁组，最低的为31～40岁组和41-50岁组。此外，30岁以下的青年人倾向于回答不幸福的比例最高，而7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无人认为自己“不幸福”。这显示出很重要的信号：年轻人的幸福感不高，除了与幸福周期(即不同年龄段的幸福程度天然的不同)因素外，也与“现在就业前景不明朗、房价水平相对较高有关”。
　　又如，在我们设定的19项影响居民幸福的因素中，重要性评分最末的为“社会管理参与”，其次是政府行政、社会交往。但是受访者回答“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比例至少为60％，回答“不太重要”或“不重要”的比例最多为16％。这恰恰说明，我国刚刚开始迈向小康社会，生存和发展还是主题，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但今后，“社会管理参与”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调查研中也发现了这一潜在的规律。从调查结果来看，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对“社会管理参与”、“政府行政”等方面均较为重视。同时，对这些因素，学历越高重视程度越高；城市规模越大，赋予的分值越高。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政府行政服务的要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大城市。
　　(评《南风窗》2011年第7期《2011：去敲幸福的门》)
　　
　　人大代表的职责
　　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人大代表团分组讨论，对人大常委会的报告进行审议，一方面要看报告本身写得怎么样，那些话是否说得好，借用吴邦国委员长的大白话来说，“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好的赞成，不好的不赞成。”另一方面要看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实际工作表现，要看两点：第一点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离宪法要求还有多远，每一届都要有这种评估；第二点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与前一届相比，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进步了多少，退步了多少。前一点有点抽象，不大好评估，后一点则是实实在在的，是容易评估的。
　　人大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的重要内容。因此，第一届人大召开的时候，当时的委员长刘少奇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于如何开展人大工作有一种焦虑感。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人大工作要唱对台戏。这是他于1956年提出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改进人大工作时说：“明年还准备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代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评《南风窗》2011年第7期《一个上会记者的“两会”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