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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曾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老区，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状况面临着特殊的情形。本文以湖北省红安县为调查对象，显示了老区农民今年收入状况和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情形，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 老区 农民收入 调查
一、调查背景及目的方法
革命老区在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老区人民经济状况面临着特殊的情形。一方面，他们融入全国的经济发展大潮，经济建设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因为老区绝大多数处在边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或者发展很不平衡。老区的发展一直为党和国家所关注，为全国人民所关心。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尤其提出要把加快贫困老区发展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点。
农民收入问题是老区经济状况的基本问题。本着了解革命老区农民收入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的愿望，笔者奔赴有将军县之称的红安革命老区进行农民收入专项调查，并提出一些建议。
本次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先以红安县各村落名称为抽样框，随机抽取村落三个，分别为：七里镇对天河村、八里镇毛张坞村和城关镇河坎村。以家庭为单位、以调查问卷为主要途径对这三个村庄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访问。考虑到一部分农民不识字的因素，笔者主要以访问的方式填答问卷，对文化条件允许的家庭，同时也结合了自填问卷的方法。调查问卷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主要了解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情形、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支出和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及对老区经济前景的各种看法等情况。除了对当地农民进行直接调查访问取得一手资料以外，笔者还对红安县统计局翟局长进行了访谈，向他主要了解全县农民收入情况和农民生活状况，由此取得二手数据。
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向上述三个村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份(有效回收率为74%），其中24份是山区农民（对天河村和毛张坞村的村民），13份是县城郊区农民（河坎村村民）。从总体来看，被调查的三个村子中，劳动力占总人数的46.95%，还不到一半。从总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被调查的村民家庭年总收入有37.84%的人在收入段为2000元～5000元内，另外有32.43%的居民在收入段为5000元～10000元内，极少数农民收入在20000元以上(此收入段内的百分比仅为8.11%）。如上图所示：
也就是说，被调查的农村居民中,一共有70.27%的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10000元，而从“基本信息”中可以了解到,被调查居民家庭人口绝大多数在4口或4口以上（占86.49%）,即便家里只有4口人,他们的年人均收入也不过在500元～2500元之间。
分开来叙述,被调查的山区农民中，劳动力占有率为50%，而城郊农民仅为41.94%。虽然山区农民的劳动力占有率比城郊农民高，但山区农民的家庭年总收入明显比城郊农民的家庭总收入要低。数据显示,山区农民中,45.83%的家庭年总收入在2000元～5000元之间，在其余收入段的家庭则分布得较为均匀，且最高百分比不超过17%;而城郊农民中大多数家庭年总收入在5000元～10000元收入段内(占61.54%）。在家访过程中，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城郊农民的居家比山区农民的居家条件要优越许多。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占有率相对较高的山区农民的收入反而没有城郊农民的收入水平高这种情况呢？这就涉及到这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问题了。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来，接受调查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两部分，其一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二是外出打工收入,两者分别占百分比为70.27%和45.95%。这点可以从下图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超过半数,为56.76%。分开来看,山区农民选择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占87.50%,而城郊农民的此数据仅为38.46%;山区农民以进城打工為主要收入来源的百分比比城郊农民的也较大,分别是50.00%和38.46%。我们将这种情形图示如下：
山区村民大多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这并不能为他们带去太多的收入。在我们走访的山区居民家庭中，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因为红安土地贫瘠，作物产量不高，除了以种茶叶、制茶、卖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少数村民以外，其余村民种的粮农作物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山区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百分比较城郊农民的偏多，却仍不能弥补两地收入差值的缺口。值得一提的是，种植和经营茶叶的村民，生活条件在当地都相对较好，可见在商品经济社会，哪怕是在欠发达的农村，产品也只有经过交换才能体现其价值，从而为人们带去更高的经济效益。城郊农民以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百分比以种植业为收入主要来源的要高,而山区的这一数据则反之,且相差悬殊(分别是:种植业为79.19%,养殖业8.33%）,造成这种情况，主要与地理位置有关。山区农民出山不易,若以养殖业为主,卖出产品和买进饲料都不方便，流通消息闭塞，造成山区农民养殖成本较高。而城郊农民因为离县城近,买卖就比较简易了。养殖业的收益较种植业要高(特别是今年猪肉价格的飙升,为当地养猪户带去了不小的收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城郊农民家庭较山区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更高的原因。
尽管调查的数据显示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最多，但是认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最高的人却很少，仅占被调查家庭的8.33%。认为外出打工能带来最高收入的人最多,占44.44%,然而村民们依然以种植业为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家中有老有小,不可能都外出务工,在家中要有田地可种;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讲，农田是他们的资本,是一笔成本较小且风险也较小的投资,因而他们也愿意长期拥有一块利润并不丰厚的田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认为从事旅游、餐饮、运输、商业等服务行业工作收入最高的人占被调查家庭的27.78%。虽然接受调查的家庭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并不多，但从这里可以看到村民们对第三产业在老区兴起并给村民带去可观的收入的前景是很看好的。这得益于老区红色旅游的开发。红安是有名的将军县,出了两百多位将军，于是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的基地,也是省内外游客来此进行红色旅游的宝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革命烈士陵园，来烈士陵园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红色旅游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绿色旅游,红安天台山漂流就是很好的一例。当地人自豪地说,天台山漂流已经为当地不少人带去可观的收入，红安县政府正在努力把这里的漂流建设成“湖北第一漂”。
在支出方面，有70.27%的家庭的主要支出在食品上。被调查的村民，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只能用于解决温饱。这里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在50%左右。其次，在生产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为45.95%，山区农民的生产支出更高，因为他们以种植业和养殖业(特别是种植业)为主，饲料、生产资料价格偏高，且价格上涨快。与此相反，城郊农民因为大量土地被征用，几乎没有生产方面的支出。再次，选择供子女上学的费用支出的家庭也不少，占总数的35.14%，特别是城郊农民,选这一项的占接受调查家庭总数的61.54%。城郊农民经济条件较好,毗邻县城，信息灵通，更加感受到受教育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迫切性，对受教育程度高低的重视程度比山区农民更高。
数据显示，老区农民普遍感到生活压力较大。70.27%的家庭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其中50.00%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疾病时医疗费用不足,“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农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另外，供子女上学费用不足也构成不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占23.08%）。在访谈中了解到，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后，能够继续供孩子读书的家庭就不多了。不少家里除吃穿以外，几乎所有的家庭收入都在供子女读书,但仍感到入不敷出。
在山区和城郊两份调查数据中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尽管整体收入水平城郊农民较山区农民的要高，然而被调查的城郊农民中有92.13%的家庭遇到过经济困难，而山区农民的这一数据仅为58.33%，并且城郊农民家庭中有25.00%遇到生活费不足的困难，山区农民家庭仅有7.14%选择了该项。出现这种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却较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更容易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况与物价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山区农民收入水平虽然很低，但他们的物价水平也同样不高，城郊农民虽然相对富裕一些，但由于靠近县城，物价水平也相对较高。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收入较山区村民高的城郊家庭，仍会感到生活费用不足。另外，山区农民大多以种植业为主，产品几乎是自给自足，再加上他们75%的家庭支出几乎都在吃穿上，因而在维持基本生计上他们遇到的困难较少。
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况下，65.38%的家庭会靠自己的力量，更努力的赚钱、省吃俭用，或者是向邻居朋友或亲戚借钱，只有3.58%的家庭向农村信用社借钱，而依靠国家或当地政府补助或社会人士捐助的几乎没有。国家或地方政府补助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困难。在对天河村笔者了解到，国家对于他们的种田补贴是一亩田每年补贴36元，补贴自然鼓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这样的补贴金额，离解决他们的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当地36元只能购买大半包复合肥）。
村民们经济上时常遇到困难，自然希望县、乡政府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总的调查数据来看，希望在教育质量方面和水利、交通方面得到改善的家庭百分比最高，分别占48.65%和43.24%,这一方面更进一步表明了老区人民越来越重视教育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老区人民感到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心情，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老区中仍有一些村庄有如与世隔绝一般，还是过着较为原始的农耕生活。数据显示，城郊农民中认为政府应在环境问题上做出改善的家庭百分比最大，为76.92%。显然城郊居民对当地环境很不满意，接受访谈的村民告诉笔者,村中惟一一口水塘因为富营养化长满了浮萍,成了一潭死水,村中垃圾也是随处可见，空气质量也不好。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城郊居民和山区居民的不同期待，笔者将上述情况图示如下：
老区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益起色不大，其制约因素有很多，在被调查的居民中，有51.35%的家庭认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生产技术落后，45.95%的家庭则认为是资源不足。农业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均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能力差。红安土地贫瘠，种植单一，没有诸如矿山、石油等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刚起步。地理位置闭塞，交通和信息不畅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整体情况调查
调查后期，红安县统计局做进一步调查。访谈中得知，红安全县有65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54万。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28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5.1%，其中现金收入1460元，增长2.8%。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该收入比上年增加165元，增长21.0%；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加35元，增长2.7%。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8.1%，恩格尔系数相对于我们调查后得出的数据有所偏低，48.1%恩格尔系数表明村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就笔者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来，大多数村民还仅仅停留在解决温饱的水平。这种差异的产生也许与样本的抽取有关，譬如山区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相对于城郊农民的就会偏大。
红安县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比黄冈市年人均纯收入低500元左右，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条件的限制。统计局翟局长告诉笔者，红安县土地约50万亩，平均下来，每人不到一亩田地，再加上这里多是丘陵、半丘陵地带，土地远不如平原地区的肥沃。另外因为信息不灵通，科技引进速度太慢，也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他告诉我们，红安想从种植业方面突破经济增长希望不大，而畜牧业可成为一个突破口。当谈及免征农业税是否为农民带去好处的时候，翟局长对免征农业税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的事实给与高度评价，然而由于免征前向农民征收的税收数额很低，因而即便减免了税收，也不能使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大的改善。
可以看到，紅安县人民纯收入每年都在增长，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赶不上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这导致两者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红安人民增长的收入中，约有60%～70%的增长源自打工收入的增长（目前红安全县共有10万劳动力出外打工，其中全家出外打工的有17000多户，这一数目还在增长），约20%的增长源自种植业收入的增长（但仅仅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会有这么高的百分比），另外还有10%左右源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这与笔者取得一手资料的情况相似。
翟局长为我们讲述全县基本情况,以及红安县2006年的统计年鉴的数据反映的情况与我们实地调查取得一手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老区人民收入水平较低，虽然每年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但物价的较快增长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困难。旅游业越来越兴旺是个好兆头，但旅游业还没有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发展教育仍是农村人民的一块心病，师资水平低，村内办不起学校，村外上学消费太高，不解决好这一问题，教育机会均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几点建议
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的一手数据和从红安统计局得到的二手资料分析的情况看，红安老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尽管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但这些措施仍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一些想法和建议:
1.广泛开辟老区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譬如红安虽然土地贫瘠，但有很多土壤适宜种茶，如果能够投资开发，有望让一部分农民种茶创收。另外，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中来，红色旅游的开发就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资源，在农村大力推广科学技术应用。我们在红安见到的农民耕种方式方法还是传统式的，在农村没有见到种植、养殖方面的科普推广活动。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不仅仅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
3.大力推进老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这为农村家庭子女顺利地完成义务教育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仅仅减免学费还是不够的，政府应当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采取鼓励措施让优秀人才进入农村教师队伍，补充薄弱的师资力量，提高老区农民孩子受教育的质量。
4.改善老区医疗制度。遇到疾病，医院要求做不必要的检查、药费昂贵，让收入不高的老区农民愁眉不展，看医生的成本之高成为他们的心病。对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对老区农民看病费用作适当的减免，以减轻农民看病的负担，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控制医院医药费收取不合理的现象。
5.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通过这次实地调查，特别是对典型家庭的深入访问，笔者感到这一点对于一部分特困老区农民来讲尤为重要。
6.政府采取调控措施控制农村物价严重不稳定的局面。可以看到，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为老区人民增收，物价的增长过快都会让这些成果功亏一篑。农村物价自由上涨，这不仅对农民本身，甚至对整个县、整个社会的不稳定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政府不应仅仅控制城市的物价上涨，也应该多过问农村的情况。
7.改善老区水利、交通现状。地理位置闭塞是导致革命老区与外界不通的主要原因，要为老区人民增收，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要发展老区经济，交通方便通畅是前提。现在红安县村村通的公路基本有了，但是路面过窄，多数地方两辆小车不能相错，有的死角不能相通。天台山漂流热线的公路就有这个缺点。
8.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在调查中看到，在对天河那样的山区，从事茶叶种植与从事一般农作物种植者之间、茶叶加工经销商与一般茶农之间、为天台山漂流提供得天独厚的旅游服务的农民与一般提供小商品服务者之间收入出现很大差异，有的是巨额差异。政府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同时鼓励富裕者反馈社会，扶贫济困，共奔小康。
[关键词] 老区 农民收入 调查
一、调查背景及目的方法
革命老区在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老区人民经济状况面临着特殊的情形。一方面，他们融入全国的经济发展大潮，经济建设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因为老区绝大多数处在边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或者发展很不平衡。老区的发展一直为党和国家所关注，为全国人民所关心。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尤其提出要把加快贫困老区发展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点。
农民收入问题是老区经济状况的基本问题。本着了解革命老区农民收入情况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的愿望，笔者奔赴有将军县之称的红安革命老区进行农民收入专项调查，并提出一些建议。
本次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先以红安县各村落名称为抽样框，随机抽取村落三个，分别为：七里镇对天河村、八里镇毛张坞村和城关镇河坎村。以家庭为单位、以调查问卷为主要途径对这三个村庄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访问。考虑到一部分农民不识字的因素，笔者主要以访问的方式填答问卷，对文化条件允许的家庭，同时也结合了自填问卷的方法。调查问卷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基本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主要了解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情形、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支出和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及对老区经济前景的各种看法等情况。除了对当地农民进行直接调查访问取得一手资料以外，笔者还对红安县统计局翟局长进行了访谈，向他主要了解全县农民收入情况和农民生活状况，由此取得二手数据。
二、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我们向上述三个村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份(有效回收率为74%），其中24份是山区农民（对天河村和毛张坞村的村民），13份是县城郊区农民（河坎村村民）。从总体来看，被调查的三个村子中，劳动力占总人数的46.95%，还不到一半。从总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被调查的村民家庭年总收入有37.84%的人在收入段为2000元～5000元内，另外有32.43%的居民在收入段为5000元～10000元内，极少数农民收入在20000元以上(此收入段内的百分比仅为8.11%）。如上图所示：
也就是说，被调查的农村居民中,一共有70.27%的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10000元，而从“基本信息”中可以了解到,被调查居民家庭人口绝大多数在4口或4口以上（占86.49%）,即便家里只有4口人,他们的年人均收入也不过在500元～2500元之间。
分开来叙述,被调查的山区农民中，劳动力占有率为50%，而城郊农民仅为41.94%。虽然山区农民的劳动力占有率比城郊农民高，但山区农民的家庭年总收入明显比城郊农民的家庭总收入要低。数据显示,山区农民中,45.83%的家庭年总收入在2000元～5000元之间，在其余收入段的家庭则分布得较为均匀，且最高百分比不超过17%;而城郊农民中大多数家庭年总收入在5000元～10000元收入段内(占61.54%）。在家访过程中，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城郊农民的居家比山区农民的居家条件要优越许多。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占有率相对较高的山区农民的收入反而没有城郊农民的收入水平高这种情况呢？这就涉及到这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问题了。
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来，接受调查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两部分，其一是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二是外出打工收入,两者分别占百分比为70.27%和45.95%。这点可以从下图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超过半数,为56.76%。分开来看,山区农民选择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占87.50%,而城郊农民的此数据仅为38.46%;山区农民以进城打工為主要收入来源的百分比比城郊农民的也较大,分别是50.00%和38.46%。我们将这种情形图示如下：
山区村民大多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这并不能为他们带去太多的收入。在我们走访的山区居民家庭中，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因为红安土地贫瘠，作物产量不高，除了以种茶叶、制茶、卖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少数村民以外，其余村民种的粮农作物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山区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百分比较城郊农民的偏多，却仍不能弥补两地收入差值的缺口。值得一提的是，种植和经营茶叶的村民，生活条件在当地都相对较好，可见在商品经济社会，哪怕是在欠发达的农村，产品也只有经过交换才能体现其价值，从而为人们带去更高的经济效益。城郊农民以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百分比以种植业为收入主要来源的要高,而山区的这一数据则反之,且相差悬殊(分别是:种植业为79.19%,养殖业8.33%）,造成这种情况，主要与地理位置有关。山区农民出山不易,若以养殖业为主,卖出产品和买进饲料都不方便，流通消息闭塞，造成山区农民养殖成本较高。而城郊农民因为离县城近,买卖就比较简易了。养殖业的收益较种植业要高(特别是今年猪肉价格的飙升,为当地养猪户带去了不小的收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城郊农民家庭较山区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更高的原因。
尽管调查的数据显示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最多，但是认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最高的人却很少，仅占被调查家庭的8.33%。认为外出打工能带来最高收入的人最多,占44.44%,然而村民们依然以种植业为重。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家中有老有小,不可能都外出务工,在家中要有田地可种;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讲，农田是他们的资本,是一笔成本较小且风险也较小的投资,因而他们也愿意长期拥有一块利润并不丰厚的田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认为从事旅游、餐饮、运输、商业等服务行业工作收入最高的人占被调查家庭的27.78%。虽然接受调查的家庭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并不多，但从这里可以看到村民们对第三产业在老区兴起并给村民带去可观的收入的前景是很看好的。这得益于老区红色旅游的开发。红安是有名的将军县,出了两百多位将军，于是这里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的基地,也是省内外游客来此进行红色旅游的宝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革命烈士陵园，来烈士陵园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红色旅游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绿色旅游,红安天台山漂流就是很好的一例。当地人自豪地说,天台山漂流已经为当地不少人带去可观的收入，红安县政府正在努力把这里的漂流建设成“湖北第一漂”。
在支出方面，有70.27%的家庭的主要支出在食品上。被调查的村民，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只能用于解决温饱。这里的恩格尔系数大约在50%左右。其次，在生产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为45.95%，山区农民的生产支出更高，因为他们以种植业和养殖业(特别是种植业)为主，饲料、生产资料价格偏高，且价格上涨快。与此相反，城郊农民因为大量土地被征用，几乎没有生产方面的支出。再次，选择供子女上学的费用支出的家庭也不少，占总数的35.14%，特别是城郊农民,选这一项的占接受调查家庭总数的61.54%。城郊农民经济条件较好,毗邻县城，信息灵通，更加感受到受教育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迫切性，对受教育程度高低的重视程度比山区农民更高。
数据显示，老区农民普遍感到生活压力较大。70.27%的家庭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其中50.00%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疾病时医疗费用不足,“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农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另外，供子女上学费用不足也构成不少家庭的经济负担(占23.08%）。在访谈中了解到，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后，能够继续供孩子读书的家庭就不多了。不少家里除吃穿以外，几乎所有的家庭收入都在供子女读书,但仍感到入不敷出。
在山区和城郊两份调查数据中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尽管整体收入水平城郊农民较山区农民的要高，然而被调查的城郊农民中有92.13%的家庭遇到过经济困难，而山区农民的这一数据仅为58.33%，并且城郊农民家庭中有25.00%遇到生活费不足的困难，山区农民家庭仅有7.14%选择了该项。出现这种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却较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更容易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况与物价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山区农民收入水平虽然很低，但他们的物价水平也同样不高，城郊农民虽然相对富裕一些，但由于靠近县城，物价水平也相对较高。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收入较山区村民高的城郊家庭，仍会感到生活费用不足。另外，山区农民大多以种植业为主，产品几乎是自给自足，再加上他们75%的家庭支出几乎都在吃穿上，因而在维持基本生计上他们遇到的困难较少。
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况下，65.38%的家庭会靠自己的力量，更努力的赚钱、省吃俭用，或者是向邻居朋友或亲戚借钱，只有3.58%的家庭向农村信用社借钱，而依靠国家或当地政府补助或社会人士捐助的几乎没有。国家或地方政府补助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困难。在对天河村笔者了解到，国家对于他们的种田补贴是一亩田每年补贴36元，补贴自然鼓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然而这样的补贴金额，离解决他们的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当地36元只能购买大半包复合肥）。
村民们经济上时常遇到困难，自然希望县、乡政府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总的调查数据来看，希望在教育质量方面和水利、交通方面得到改善的家庭百分比最高，分别占48.65%和43.24%,这一方面更进一步表明了老区人民越来越重视教育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老区人民感到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心情，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老区中仍有一些村庄有如与世隔绝一般，还是过着较为原始的农耕生活。数据显示，城郊农民中认为政府应在环境问题上做出改善的家庭百分比最大，为76.92%。显然城郊居民对当地环境很不满意，接受访谈的村民告诉笔者,村中惟一一口水塘因为富营养化长满了浮萍,成了一潭死水,村中垃圾也是随处可见，空气质量也不好。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城郊居民和山区居民的不同期待，笔者将上述情况图示如下：
老区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益起色不大，其制约因素有很多，在被调查的居民中，有51.35%的家庭认为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生产技术落后，45.95%的家庭则认为是资源不足。农业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均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害能力差。红安土地贫瘠，种植单一，没有诸如矿山、石油等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刚起步。地理位置闭塞，交通和信息不畅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整体情况调查
调查后期，红安县统计局做进一步调查。访谈中得知，红安全县有65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54万。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28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5.1%，其中现金收入1460元，增长2.8%。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源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该收入比上年增加165元，增长21.0%；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加35元，增长2.7%。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8.1%，恩格尔系数相对于我们调查后得出的数据有所偏低，48.1%恩格尔系数表明村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就笔者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来，大多数村民还仅仅停留在解决温饱的水平。这种差异的产生也许与样本的抽取有关，譬如山区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相对于城郊农民的就会偏大。
红安县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比黄冈市年人均纯收入低500元左右，导致这种情况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条件的限制。统计局翟局长告诉笔者，红安县土地约50万亩，平均下来，每人不到一亩田地，再加上这里多是丘陵、半丘陵地带，土地远不如平原地区的肥沃。另外因为信息不灵通，科技引进速度太慢，也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他告诉我们，红安想从种植业方面突破经济增长希望不大，而畜牧业可成为一个突破口。当谈及免征农业税是否为农民带去好处的时候，翟局长对免征农业税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的事实给与高度评价，然而由于免征前向农民征收的税收数额很低，因而即便减免了税收，也不能使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大的改善。
可以看到，紅安县人民纯收入每年都在增长，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赶不上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这导致两者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红安人民增长的收入中，约有60%～70%的增长源自打工收入的增长（目前红安全县共有10万劳动力出外打工，其中全家出外打工的有17000多户，这一数目还在增长），约20%的增长源自种植业收入的增长（但仅仅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才会有这么高的百分比），另外还有10%左右源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这与笔者取得一手资料的情况相似。
翟局长为我们讲述全县基本情况,以及红安县2006年的统计年鉴的数据反映的情况与我们实地调查取得一手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老区人民收入水平较低，虽然每年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但物价的较快增长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困难。旅游业越来越兴旺是个好兆头，但旅游业还没有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发展教育仍是农村人民的一块心病，师资水平低，村内办不起学校，村外上学消费太高，不解决好这一问题，教育机会均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几点建议
通过实地调查取得的一手数据和从红安统计局得到的二手资料分析的情况看，红安老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尽管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但这些措施仍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一些想法和建议:
1.广泛开辟老区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譬如红安虽然土地贫瘠，但有很多土壤适宜种茶，如果能够投资开发，有望让一部分农民种茶创收。另外，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中来，红色旅游的开发就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资源，在农村大力推广科学技术应用。我们在红安见到的农民耕种方式方法还是传统式的，在农村没有见到种植、养殖方面的科普推广活动。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效率，不仅仅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
3.大力推进老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这为农村家庭子女顺利地完成义务教育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仅仅减免学费还是不够的，政府应当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采取鼓励措施让优秀人才进入农村教师队伍，补充薄弱的师资力量，提高老区农民孩子受教育的质量。
4.改善老区医疗制度。遇到疾病，医院要求做不必要的检查、药费昂贵，让收入不高的老区农民愁眉不展，看医生的成本之高成为他们的心病。对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对老区农民看病费用作适当的减免，以减轻农民看病的负担，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控制医院医药费收取不合理的现象。
5.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通过这次实地调查，特别是对典型家庭的深入访问，笔者感到这一点对于一部分特困老区农民来讲尤为重要。
6.政府采取调控措施控制农村物价严重不稳定的局面。可以看到，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为老区人民增收，物价的增长过快都会让这些成果功亏一篑。农村物价自由上涨，这不仅对农民本身，甚至对整个县、整个社会的不稳定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政府不应仅仅控制城市的物价上涨，也应该多过问农村的情况。
7.改善老区水利、交通现状。地理位置闭塞是导致革命老区与外界不通的主要原因，要为老区人民增收，要开发红色旅游资源，要发展老区经济，交通方便通畅是前提。现在红安县村村通的公路基本有了，但是路面过窄，多数地方两辆小车不能相错，有的死角不能相通。天台山漂流热线的公路就有这个缺点。
8.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在调查中看到，在对天河那样的山区，从事茶叶种植与从事一般农作物种植者之间、茶叶加工经销商与一般茶农之间、为天台山漂流提供得天独厚的旅游服务的农民与一般提供小商品服务者之间收入出现很大差异，有的是巨额差异。政府可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同时鼓励富裕者反馈社会，扶贫济困，共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