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倘若爱情从小说中退场，就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退场一样，会怎么样？事实上，这已然不是假设，而正在日趋成为一种“现实”。2018年的三部长篇小说，似乎都没有给爱情留下足够的空间。王安忆的《考工记》中，陈书玉独自一人，清明而自知地度过了一生。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似乎与爱情碰撞的机会并不多，唯一“疑似”的一回，是与冉太太之间那抹似有却无的情愫。陈书玉还未来得及与“有情的人”发生点什么，就被告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怜新时代里的旧人物已成惊弓之鸟，迅速缩回到自己的轨道中，从此一别两宽。贾平凹的《山本》里，似乎塑造了知己型的两性关系。说起来，陆菊人确实对一代枭雄井宗秀有所执念。这执念，关乎男女之情，但又不限于此。按照郜元宝的说法，“他们不是夫妻，但感情的牵扯胜似夫妻，然而又发乎情，止乎礼义，行动上从不越雷池一步。维系他们的不止是普通男女之情，更是对于关乎涡镇生死存亡却又不可泄露的天机的共同守护。”“他们之间终于成功地定格为乱世英雄与红颜知己之间一种超脱性爱的男女情谊。”（郜元宝：《“念头”无数生与灭 ——读〈山本〉》，《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到了李洱的《应物兄》，就我目前所看到的部分，应物兄滔滔不绝的言辞与漫漶的思想本身，才是值得被记录的，而情感生活似乎不在叙述范畴。
　　这似乎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要知道，所有伟大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由爱情、婚姻构成的。小说家如此大规模地从爱情里撤退，究竟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一种可能是，小说家敏锐地觉察到，外部社会即将与正在发生世界性大事——AI的到来与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足以让我们瞠目结舌。与之相比，心灵里进行的战争与和平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即使小说人物有可能与爱情相遇，也会被小说家归置在不重要事件中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另外一种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爱情确实在“降维”。这么说的意思是，爱情不再意味着现代自我的觉醒与开启，不再充当民族、国家、权力、性别、身份、道德种种的表征。正如媒体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亲密关系的规则都围绕不稳定性展开，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性邀约如此泛滥，单数的爱情变作自然更替与开放关系。爱情成了最物质主义的契约，或者最玩世不恭的游戏。”（董牧孜：《世道变坏，是从年轻人没空谈恋爱开始的》，《新京报》2018年12月12日）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不再需要自由的个体作为原料，于是，爱情退回到日常生活，退回到属于个人的情感结构中，并日趋晦暗。关于这一点，美国批评家特里林曾有一段不无激愤的评论。他说，“当代小说可以向我们描述性，描述性的交媾，描述相互的作用，以及描述男人与女人之间强烈而细腻的关系;它还能对我们讲述有关婚姻的情形。但是在爱情这个方面，尽管这曾经是小说的首要关注，它却什么也无法向我们提供。”（【美】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
　　但是，爱情依然在小说中不屈不挠地存活着。我们经由爱情这一隐秘的路径去认识小说中的人物，重新感受他们感受到的激情，并由此相信，一个时代，或许依然在爱情中得以辨认、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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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为了对抗爱情的弥散，这一年，张楚发表了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收获》2018年第2期）。小说以编年体的形式，从1992年到2013年，描述了茉莉从窈窕少女到“中年妇女”的一场场恋爱。有意味的是，张楚刻意回避了以往在浪漫主义小说中爱情到来犹如神启的一刻，让爱情回歸到普通与平凡。茉莉的第一次恋爱，发生在1992年，对象是高宝宝。茉莉因为什么爱上了高宝宝呢，在由茉莉的内心叙事中，叙述者偏偏不谈这一点，只是说，“不过高宝宝委实长得好，桃花眼，希腊鼻，还是商品粮”。 （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收获》2018年第2期）
　　这是解读中年妇女茉莉恋爱史的密码。显然，茉莉不再渴求简·爱式的灵魂的平等与相知，而是将外表与经济放在了爱情的首位。当然，同时失去的还有爱情的坚守与坚贞。在叙述者降低了音量的讲述中，茉莉没有任何内心的纠葛，一次次轻而易举地放弃了爱情，转眼投奔另外的爱情而去。放弃高宝宝，选择高一亮，是因为高宝宝的小，“又能指望上他什么？”而高一亮呢？“虽说高一亮在城乡结合部，也是农业粮，好歹说起来是县城的，人长得清俊，又在县轧钢厂上班。”可见，是同一法则主导了茉莉的选择。很快，婚后的茉莉又背叛了高一亮，与高一亮知心知底的哥们儿黎江有了夫妻之实。张楚的叙事，妙就妙在从来不肯单刀直入地揭开谜底，而是曲径通幽，从小小的细节泄露一二。当黎江拿出了闪烁着青光并透明如膏的玉镯之时，再加上巴音布鲁克之类的“远方”作为遮掩，故事的未来走向就已然决定了。背叛的成本如此之低，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不管是男人的背叛，还是女人的背叛，都让茉莉的故事一路在同一个轨道上向前滑行：遇到不同的男人，互相背叛，直到尽头。这些背叛与被背叛，仿佛都没有在茉莉心里激荡起涟漪，直到蔡伟的消失，让她意识到她让蔡伟帮忙投资的八十万块钱打了水漂，“终于还是忍不住，没得声息哭了起来”。
　　《中年妇女恋爱史》的故事不禁让我们疑惑，发生在茉莉身上的，真的是爱情吗？如果是，这种爱情形态显然迥异于一切伟大的经典小说所教给我们的爱情。当茉莉无动于衷地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或许，我们把欲望混淆于爱情。只有欲望，才会这般不知餍足;也只有欲望，才能让人轻易投入又轻易抽离。人对人甚至都来不及付出一点真心，甚至远不如对金钱的感情。所谓“恋爱”云云，不过是障眼法。
　　浅薄的情欲，映照出同样浅薄的时代。但我们依然自欺欺人地把欲望认作爱情，以安慰枯竭的心灵。宋尾的《完美的七天》（《收获》长篇专号，2018春卷）也讲述了一个将欲望混同于爱情的故事。小说的楔子部分，是一个模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爱情”故事。一对已婚男女，在成为笔友的十年之后，决定见面，在一起度过七天，模拟一次完整的“婚姻”。这就是小说题目的来历。但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什么“完美的七天”，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在小说的叙述者“我”读完了这“完美的七天”的主人公李楚唐的叙述之后，第一反应是，“乍看有点悱恻，实则惊悚——再好的爱情也不能越过伦理的底线，无论描述得多么唯美。”（宋尾：《完美的七天》，《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春卷）这是对这场“爱情”的一般性看法。可是，所有的伟大小说大概都不会同意。伟大的小说描述的大多是不伦的爱情，除了奥斯汀。小说家们相信，只有非婚姻状态下的激情，才能充分显示人性的复杂与微妙。作为被李楚唐雇佣的调查者，当“我”深入到这场爱情的双方之中，“爱情”暴露出其不堪的一面。这“完美的七天”不过是一个女人在婚姻中觉得乏味，又遇到疑似暴力事件的恐吓之后给自己寻找的偶然出口。这七天因为其偶然性，以及戏剧性，在当事人的叙述中必然会被夸张，被修饰，因而显得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某种程度只存在于想像之中。在杨柳的想像中，李楚唐十分美好，他是一个诗人，对文学有深刻的见识，具备一切优秀的品质，善于倾听，温情而善良。事实上，杨柳的丈夫在与李楚唐实际接触之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很敏感，脾气暴躁。他也并不细腻，相反，十分草率。草率到随时可以作出承诺——哪怕无法办到的。她说他是诗人，但他身上没有一丝诗人的气息，他不耐烦倾听，总是在描述，那种夸张地讲话方式。”（宋尾：《完美的七天》，《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春卷）欲望的潮水退去之后，日常生活破败的本相就露出来了。幻觉消散，情人就变成了一个勒索者，不仅是情感上的，还是金钱上的。究其根本，杨柳死于情感和金钱的双重勒索。这还不算完。甚至于杨柳的死也被李楚唐用来作为胁迫妻子、拯救其公司的武器。从头到尾，“完美的七天”是被叙述被建构的。这一虚构的“故事”，甚至产生了实际的现实效用。因此，李楚唐和杨柳的“完美的七天”，也不是爱情，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欲望。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爱情、欲望和婚姻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