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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一名87岁的日本老人驾车在东京池袋发生车祸,事故造成一位母亲与其三岁的孩子死亡,另有十人受伤。在这起令人痛心的交通事故发生后,针对老年人的谩骂充斥了日本的社交网站。
很多人愤怒地指责这名老人杀害了那对母子:“多少得限制下驾驶员的年龄吧?再有老年人害死年轻人的事该怎么办啊!”“那个老人不值得被原谅,怎能无视交通信号灯呢?以后年轻人都会变得讨厌老人了。”
看到网民们的评论,旅日德国作家马雷·门特莱恩在推特上写道:“日本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怨念极深。他们想宣泄这样一种情绪,‘靠年轻人所缴纳税金度日的老年人,反过来却杀害了年轻人,这算什么事!他们倒是有钱得很!’今后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仇恨或许会进一步加深。”
经调查,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那位老年司机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然而他并未因此被逮捕。这一结果再加上老年人的退休金问题,以及关于终身雇佣制即将终结的推测,让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憎恶愈发明显了。
老年人对年轻人施暴或以言语贬低的事件均被打上了“老年危害”标签,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某县立高中当了八年德语老师的马雷对日本的现状感到忧虑:“‘不允许老年人幸福地死去’的想法早就在暗暗积累,并席卷了社会,现在才借机爆发出来。”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他也有所体会。“年轻一代非常清楚,从发达国家的社会产业构造来看,退休金等旧制度的衰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他们才产生了‘无处发泄的憎恶’。我的学生们常常显得缺乏朝气,觉得自己反正是‘宽松世代’,没人对其抱有期待。”马雷说。
| 两代人的隔阂 |
一名21岁的东京女大学生常常对老年人产生嫌恶的情绪,尤其是对男性。她说,她有时因为鞋子磨脚,在地铁站走得比较慢,就会有70岁左右的老年人一边说着“别磨磨蹭蹭的”一边用拐杖打她的腿,或是在上车时拥挤推搡她。
她原本对老年生活抱有强烈不安,以前她时常想,如果自己不结婚会怎样?独自一人会有足够的钱住养老院吗?她会不会孤独地死在家中?后来,了解到退休金的相关政策,并在医院候诊室看到老年人的姿态后,她没了之前的想法。她说:“我的一些朋友就算生了病,也会因为经济拮据而不敢去医院治疗。7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看病,诊疗费却能打到一折。看到他们没什么大病还悠哉悠哉地待在候诊室,我感受到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不公平。”
她也常常在网上看到“厌恶老人”的言论,对此她说:“说实话,我明白这些人的心理。这些言论可以让年轻人处于有利地位,维护自尊,让对方处于下风。”
| 如果不幸也能平摊 |
尽管许多年轻人对老年人抱有负面情绪,但也有人唱反调。一位20多岁的技术工作者在推特上说:“看到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的坏话,真是烦,你们是不是缺乏想象力啊?”他还反驳了其同事认为上文所述的事故中那位老年肇事司机应该获刑的观点:“我无法想象自己老年时发生事故该怎么办。仅仅因为是老年人,就会被年轻人说‘这人该死’‘他必须去死’,这种思想真是相当危险。”
他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总被贴上“宽松世代”标签的他们常会招致年长者的厌恶。为宣泄心中的怨愤,他们也反过来给年长者贴标签。
在导演早川千绘拍摄的电影《十年日本》中,十年后的日本正推行“75计划”,即75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被建议安乐死。早川之前就感受到,除了老年人,日本社会对低保户等弱势人群同样苛刻。她准备将《十年日本》改为长篇制作。在对老年人进行采访时,她问道:“如果日本真的实施类似‘75计划’的安乐死制度,你们有何感想?”大部分老年人的回答是“我觉得很好”。他们的理由是:“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我想自主选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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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感觉自己被拖累,老年人则不想拖累别人,那隔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早川说:“两代人接触的机会太少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对方。如果能将养老院和幼儿园相邻而建,或给中学生安排照顾老年人的必修志愿活动,又或是鼓励老年人多照顾孩子们,或许年轻人就不会把‘老人该死’‘年纪大了就知道添麻烦’的话挂在嘴上了。”
消除社会上的憎恶情绪是个漫长的过程。马雷对此感到悲观:“我认为这件事没有捷径。只有大家都‘公平’地过着‘不幸的生活’,才能消除仇恨。但如果这样,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何其恐怖!”
|“孤独死”现场再现 |
房间里堆成山的垃圾,去世主人遗留下的宠物,浸染了体液的榻榻米……制作精巧的房間模型重现了惨不忍睹的死亡现场,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27岁的小岛美羽是该模型的制作者,她完全靠自学掌握了模型制作方法。其本职工作是遗物整理和特殊清扫,闲暇时才动手制作模型。
起初,她制作“孤独死现场模型”是为了参加“葬礼产业展”。每年夏季,日本丧葬业界都会举办这样的展会。过去,关于“孤独死”,会上展出的只有现场照片,它们给观者带去了极大的冲击力,但照片一旦在媒体上发布,却只能打上马赛克。小岛想将“孤独死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想法传达给大众,却苦于没有表达途径,于是她想到了制作模型的方式。
所谓“孤独死”,是指人在无人看护的状态下死于家中,数日后才被发现的情况。日本每年孤独死的人数约为3万人。小岛的年工作量大约是整理370处住宅,其中四成属于孤独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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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清扫小组包含五六名成员,工作时间为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两三点,没有午休时间。死者遗体被移走后,小岛的工作就开始了:将榻榻米等覆盖在地面上的物件挪走,清洁遗体渗出的体液,去除房间的异味与害虫,搬出家具。不论天气多么炎热,他们都必须穿全套防护服,戴防毒面具。为了不影响附近住户的生活,清扫全程不能开窗。小岛说:“做清扫时,我会将亡者想象成我的父亲,这样我就不会产生厌恶的情绪,也不会嫌脏。”
小岛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其父母已分居两个月,母亲在去找父亲办离婚手续时,才发现他已经身亡了,母亲也因此当场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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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小岛父亲整理遗物的丧葬人员不但收费颇高,而且工作马虎,弄坏了父亲的东西。小岛觉得他们根本不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于是下定决心踏入这一行业。她读了许多业内前辈的书,还说服了母亲,终于在两年后加入了ToDo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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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工作,她就发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她以为死者家属都会因失去家人而悲伤,但其实更多的人只会将目光投向遗产。小岛感到日本社会正变得越来越薄情,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死者安息,并让更多的人理解可能会遭遇孤独死的老人等弱势群体。
[编译自日本《AERA》周刊]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