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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强者，欺凌弱者；“皇国史观”被奉为“民族纲领”；随意性的宗教观为政治所用。
当莫斯科、伦敦、巴黎、华沙、奥斯维辛等地的“二战”老兵和战争受害者，欢庆二战胜利５８周年的时候，在东京却有众多右翼阁僚及议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向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历史已跨入２１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有３１年，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不肯反思历史和表示忏悔，且任意大放厥词呢？
民族观：“大和民族”的优越心态
日本民族长期困守海岛，从岛屿上看世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单一的民族结构，以及语言、历史和文明程度的高度同一性。但同时日本又自认为乃“日所出之国”，是“天下第一国”，由狭隘心理衍生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
“大和民族”的优越心态，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明治时期尊崇天皇制的扩张主义者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但日本的各个邻国却不可能认同这种评估。因为在福泽谕吉的所谓西方文明思维模式中，他汲取的多是“征服他人”、“分割世界”之类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族理念中充斥着崇拜强者、欺凌弱者的偏颇意识。福泽曾说，日本的不幸在于其邻国朝鲜和中国太贫穷。因此，日本的出路在于“脱亚入欧”，其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中国总是把日本当做隔海相望的邻邦，始终表示亲情和友善。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曾说：日本民族在上古就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出日本固有的文化。然而，日本一些教材却写道“自天武天皇时起，日本派出遣唐使者，以示国威”，反倒成了日本“大和民族”来中国“教化”汉民族。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宁肯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华民族所败。日本一些右翼政要的排外意识，至今仍十分强烈。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向日本自卫队官兵训话时坚称：在日本发生震灾或动乱时，一定要严格管制“三国人”：“朝鲜人、中国人、台湾人”。更有甚者，时至今日，石原仍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
今天，当中国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后，日本有些人又抛出了“中国威胁论”，这就是说，中国人穷了他们看不起，富起来他们也不顺眼。抱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信奉的正是一种“服膺强者、轻蔑弱者”的价值法则。
历史观：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
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顽固信奉和尊崇天皇制的右翼群体———“皇国史观”论者。“皇国史观”昭示的是要把世界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它是同对外“扩张”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这股势力尽管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万不可低估，他们不仅往往占据舆论主流，甚至能左右日本政坛，主宰日本国家的命运。２００３年１月日本提出的《２１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强调，中国军事力量从中长期看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据此，日本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南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还要加强“同加、澳协调”，改善“日俄间关系”，以此达到“平衡中国势力”之目的。
一些右翼政要甚至撰文提出要“战胜中国，重建日本”，不仅要遏制住中国，使日本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而且为同中国进行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
现任首相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始终回避两个关键性问题：回避战争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区别，回避战犯和一般战争死难者之区分。他辩称参拜是“为了感受和平，不再发生战争”。而实际上，目前在日本知道那场战争的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了解那次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只占三分之一。这就是日本舆论长期误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战”给中国造成了约３５００万人伤亡和约５０００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由“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大东亚战略的总结》一书，竟然声称在南京“没有发现大屠杀造成的尸体累积”，因而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４月公布了有关２００２年度高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依然隐匿侵略史实真相。在慰安妇问题上，施暴的主体“日本军”被隐去，被修正为“许多妇女遭到强制暴行，受到了伤害”。在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中，“强奸”被改写成笼统的“暴行”，降低了犯罪等级。
有些右翼分子甚至称：中国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都应删掉“抗日”二字。还说，日本政府阁僚应更加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直到中国人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抗议为止。
宗教观：“功利性”多于“虔诚性”
在宗教信仰上，日本人多信奉佛教、基督教、神道。日本宗教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性，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种信仰。日本人的葬礼通常在寺院里举行，婚礼却在教堂里进行。大部分日本人家里既有佛坛，也有神龛。
日本一些信徒对宗教的信仰缺乏一种“虔诚如一”的心态，只是作为需要时的一种心情或寻找一种基本感觉。甚至把它作为祈求买卖昌盛、全家安宁、考试及格、升学乃至出生安全等多种多样现世利益的寄托。
与德国相比，德国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新教教规中严格要求每个信徒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过加以“清算”，即“认罪”、“忏悔”，从而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在不少信徒看来，“忏悔不是怯懦，而是良知的闪耀和人格的升华”。
一位日本朋友说：德国人之所以能够比较认真地“忏悔”和“认罪”，与许多信徒们对其信仰的虔诚和比较真心实意的投入不无关系。而日本人的宗教观中恰恰缺乏虔诚性，较多的是功利性，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很难认真地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至于对待历史，按着日本宗教的习俗：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应该忘记它。人一死去，“立地成佛”。一旦成了佛，不能再追打。日本实行“政教分离”，宪法明文规定：政府及其机关不应涉及“宗教活动”。其实在日本，每年８·１５战败日来临，右翼政要都会大摇大摆地参拜靖国神社，以示悼念。靖国神社的根基中是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去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政治家决不是为文化和宗教因素而去，他们是为了拉选票和笼络人心，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可以使政治家在国内得到很大的认可和支持。而靖国神社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就是为军国主义鼓舞士气，日本所谓“文化不同”的辩词是站不住脚的。
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和宗教信仰上的“利欲”特点，是日本右翼坚持错误历史观的深层思想根源。日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应该怎样与亚洲诸国和平相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好：日本要在２１世纪成为亚洲的一个伙伴，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够倾听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反省。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邻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当莫斯科、伦敦、巴黎、华沙、奥斯维辛等地的“二战”老兵和战争受害者，欢庆二战胜利５８周年的时候，在东京却有众多右翼阁僚及议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向甲级战犯顶礼膜拜。历史已跨入２１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有３１年，为什么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不肯反思历史和表示忏悔，且任意大放厥词呢？
民族观：“大和民族”的优越心态
日本民族长期困守海岛，从岛屿上看世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单一的民族结构，以及语言、历史和文明程度的高度同一性。但同时日本又自认为乃“日所出之国”，是“天下第一国”，由狭隘心理衍生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
“大和民族”的优越心态，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明治时期尊崇天皇制的扩张主义者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但日本的各个邻国却不可能认同这种评估。因为在福泽谕吉的所谓西方文明思维模式中，他汲取的多是“征服他人”、“分割世界”之类的思想，因此他的民族理念中充斥着崇拜强者、欺凌弱者的偏颇意识。福泽曾说，日本的不幸在于其邻国朝鲜和中国太贫穷。因此，日本的出路在于“脱亚入欧”，其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中国总是把日本当做隔海相望的邻邦，始终表示亲情和友善。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曾说：日本民族在上古就直接同中国往来，逐渐吸取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培育出日本固有的文化。然而，日本一些教材却写道“自天武天皇时起，日本派出遣唐使者，以示国威”，反倒成了日本“大和民族”来中国“教化”汉民族。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宁肯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却决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华民族所败。日本一些右翼政要的排外意识，至今仍十分强烈。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向日本自卫队官兵训话时坚称：在日本发生震灾或动乱时，一定要严格管制“三国人”：“朝鲜人、中国人、台湾人”。更有甚者，时至今日，石原仍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
今天，当中国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后，日本有些人又抛出了“中国威胁论”，这就是说，中国人穷了他们看不起，富起来他们也不顺眼。抱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信奉的正是一种“服膺强者、轻蔑弱者”的价值法则。
历史观：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
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顽固信奉和尊崇天皇制的右翼群体———“皇国史观”论者。“皇国史观”昭示的是要把世界置于“天皇的统治”之下，它是同对外“扩张”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这股势力尽管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万不可低估，他们不仅往往占据舆论主流，甚至能左右日本政坛，主宰日本国家的命运。２００３年１月日本提出的《２１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强调，中国军事力量从中长期看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据此，日本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南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还要加强“同加、澳协调”，改善“日俄间关系”，以此达到“平衡中国势力”之目的。
一些右翼政要甚至撰文提出要“战胜中国，重建日本”，不仅要遏制住中国，使日本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而且为同中国进行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
现任首相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始终回避两个关键性问题：回避战争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区别，回避战犯和一般战争死难者之区分。他辩称参拜是“为了感受和平，不再发生战争”。而实际上，目前在日本知道那场战争的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了解那次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只占三分之一。这就是日本舆论长期误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战”给中国造成了约３５００万人伤亡和约５０００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由“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大东亚战略的总结》一书，竟然声称在南京“没有发现大屠杀造成的尸体累积”，因而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４月公布了有关２００２年度高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依然隐匿侵略史实真相。在慰安妇问题上，施暴的主体“日本军”被隐去，被修正为“许多妇女遭到强制暴行，受到了伤害”。在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中，“强奸”被改写成笼统的“暴行”，降低了犯罪等级。
有些右翼分子甚至称：中国所有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都应删掉“抗日”二字。还说，日本政府阁僚应更加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直到中国人习惯日本的参拜而不再抗议为止。
宗教观：“功利性”多于“虔诚性”
在宗教信仰上，日本人多信奉佛教、基督教、神道。日本宗教具有多样性和随意性，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种信仰。日本人的葬礼通常在寺院里举行，婚礼却在教堂里进行。大部分日本人家里既有佛坛，也有神龛。
日本一些信徒对宗教的信仰缺乏一种“虔诚如一”的心态，只是作为需要时的一种心情或寻找一种基本感觉。甚至把它作为祈求买卖昌盛、全家安宁、考试及格、升学乃至出生安全等多种多样现世利益的寄托。
与德国相比，德国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新教教规中严格要求每个信徒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过加以“清算”，即“认罪”、“忏悔”，从而得到心灵上的解脱。在不少信徒看来，“忏悔不是怯懦，而是良知的闪耀和人格的升华”。
一位日本朋友说：德国人之所以能够比较认真地“忏悔”和“认罪”，与许多信徒们对其信仰的虔诚和比较真心实意的投入不无关系。而日本人的宗教观中恰恰缺乏虔诚性，较多的是功利性，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很难认真地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至于对待历史，按着日本宗教的习俗：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应该忘记它。人一死去，“立地成佛”。一旦成了佛，不能再追打。日本实行“政教分离”，宪法明文规定：政府及其机关不应涉及“宗教活动”。其实在日本，每年８·１５战败日来临，右翼政要都会大摇大摆地参拜靖国神社，以示悼念。靖国神社的根基中是有一定的文化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去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政治家决不是为文化和宗教因素而去，他们是为了拉选票和笼络人心，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可以使政治家在国内得到很大的认可和支持。而靖国神社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就是为军国主义鼓舞士气，日本所谓“文化不同”的辩词是站不住脚的。
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和宗教信仰上的“利欲”特点，是日本右翼坚持错误历史观的深层思想根源。日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应该怎样与亚洲诸国和平相处？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得好：日本要在２１世纪成为亚洲的一个伙伴，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够倾听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反省。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邻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