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琴家》里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而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则因没有暂住证，惨死广州
　　如果没有非典这件事，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的死，恐怕要成为时下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新闻之一了。
　　简单的背景是，孙志刚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结果，在收容期里莫名而死。后续的新闻是，警方允诺赔偿2000元，家属不干，要追究个水落石出。顺带说一句，我不喜欢有些媒体的标题：“大学毕业生惨死派出所”——我想，即便是乞丐、犯罪嫌疑人，也没有随便被弄死的道理。
　　有个网友名字特别，叫“憎恨劣警”。不知道他受过什么伤害，以至于起了这么个名字出气，现在，孙志刚的死，恐怕又可以为他的憎恨添加新的内容了。
　　你可以说只要是劣警，他怎么都会杀人；而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暂住证制度，起码他可以少一个杀人的借口。其实，除了孙的遭遇外，在坊间广为流传的暂住证与劣警的故事我已经听得太多。所以，我把文章的矛头指向暂住证，而不是劣警，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某个人。
　　关于暂住证，非议不少。我体会，这东西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部分地剥夺了人的迁徙权，而迁徙权被公认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二是以地缘为理由，把人客观上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阶层歧视。而事实上，这种地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和血缘因素上的人群分类一样没有道理。突然想起电影《钢琴家》的一个镜头：那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的悲剧，就是从戴上了一只象征犹太人的蓝星袖标开始的。
　　抛开暂住证，联想一下所有的证件，以及一切象征身份的标识物，我们可能过多地理解了它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们作为一种区别人群和组织社会的负面作用。我想，所谓的证件式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管理，它不仅缘起于人群类别化的歧视观念，而且是组织管理能力低下和缺乏自信的表现。所以，这种管理只能是在最低限度内使用，并且越少越好，将将够用最好。
　　而目前的情况是，证件式管理正在被无限地发扬光大，其结果是，人群歧视越来越严重，人的自由空间感和权利意志被日益挤压——如果我的身份证还足以证明我的法律身份的话，那么，暂住证使我仅仅觉得我在某一地可以从容活动；接着，出入证又把我限制在许多禁区之外；连车证也告诉我，我的车和我一样，身边到处是雷池。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每一个证件都赋予了一部分人以特别的权力，而类似的权力资源又可无限扩大，这样，权力拥有者就可以假这种莫名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并滥用权力，伤害他人。孙志刚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从反对证件式管理的角度讲，我们有理由继续关注此案，并坚决地支持孙志刚的家属将此事追究到底。我认为，我们的态度要像对待非典病毒一样，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是我好事，而是如果不全胜，下一个死去的没准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