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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用新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复合型相互依存为理论框架，来探讨信息时代世界全球化与宗教普世化的关系。笔者尝试运用“网络封建主义”、“散居共同体政治”、“散”“合”同步性、从“广播”到“窄播”、“丰富的悖论”等概念对影响国际关系的网络宗教现象加以剖析，从而认为单纯的“技术决定论”无法解释复杂的宗教、政治、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需要运用多元方法论视角以及跨学科知识结构所构成的学术整合能力。
【关键词】全球化 宗教管理 网络政治
【作者简介】 新西兰籍留学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如果说，相互依存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语（buzzword），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那么全球化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语。时近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末，全球化并未停止其席卷全球的脚步，而是以一种更深刻、更微妙的形式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触角不仅影响了人类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健康在内的物质生活，也影响到了人类包括思想、文化、信仰、宗教在内的精神生活。各种社会科学开始对全球化这一现象展开系统的思考与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或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也提出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中，宗教全球化问题吸引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公共政策学家等各类学者的注意力，并逐渐进入国际政治学领域。
早在1985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便在和琼•奇里克（JoAnn Chirico）合著的论文中，将基要主义的复兴、各国政教关系的冲突和新兴宗教的繁生，列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具有政治意味的三大宗教现象。 21年后，提摩太•沙恩（Timothy Samuel Shah）和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在以《神何以胜出？》为题的文论中更是直言，“全球政治越来越带有或可称之为先知性政治（prophetic politics）的印记” 。 除了众所周知的“9•11事件”、巴以冲突和科索沃冲突外，两位学者列举了一系列影响国际政治议程的宗教运动，或具有普世宗教意味的政治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战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复兴、南非由大主教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穆罕默德的卡通风波、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核试验、美国福音派对美国选举与外交的影响等。难怪有学者认为，不深悉宗教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关系。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但已有几位资深学者从不同的方法论进路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长所撰一系列论著《“全球化”与当代宗教》、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 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问题与中国境内的宗教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近年亦发表了很多以全球化为视野的论著，包括《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 《当代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等。 而将全球化、宗教、国际政治、信息时代加以综合考察的学术性论著则更为罕见，复旦大学硕士生谢洁与黄平合撰的《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兼论美国宗教的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文做了可贵的尝试。2005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学术研讨会，其中与美国宗教和国际关系有关的论文被收入《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 这本论文集可以说是国内这一领域当前阶段性的成果。在该论文集代序中，作者指出，“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坐标，没有空间区隔，没有上下权力关系，但又充满无限横向联系的超文本，这种网络特性造就了相应的宗教”。 该研讨会从三大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网络对宗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的个人化与自由化，宗教多元主义以及宗教社区的虚拟化。第二，与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来剖析网络宗教现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一方面增强了原有宗教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普通信徒的平等主义和民主特性。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而言，网络既有助于建构超宗派、跨国界的宗教性认同，也可以成为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攻击他国人权状况的技术工具。而网络言论自由的无限扩大，也引发了伦理学方面的争议。第三，研讨会也涉及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网络宗教管制、世界各地不平衡状态的宗教网络化以及对国际安全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而言，宗教普世价值观导致了宗教全球化的必然性。宗教的普世性体现在两大方面：功能性的和地理性的。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宗教可以定义并指导人类生活与社会有关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福利、医疗、伦理、文化、传媒、娱乐、家庭等方方面面。因此，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不存在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划分。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导致宗教功能日益边缘化，退缩到只能处理主流系统残留的或由主流系统造成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启蒙主义以来，现代主义的神话一直宣称，宗教将因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私人化（privatization）而走向衰亡。然而，继现代性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反而引发了宗教复兴和宗教虔敬（religiosity），恰恰与现代主义的预言相反，宗教开始走向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前沿。罗伯逊最初在和奇里克合撰的论文里提到神学与宗教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神学化， 继而在《全球化、政治和宗教》一文中用更为精炼的语词表述两大相互促进的现象：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和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前者指现代国家如何逐步卷入人类生活中原来只由宗教处理的深层问题，并在不同层次上成为崇敬和“深层”认同的目标。后者则指宗教团体（尤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基要主义为典型）对政府问题关注的升温，以及宗教群体和世俗意识形态打破“圣”“俗”之分在利益合作上的膨胀。 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现象，不如说后现代时期（post-modern）的宗教正在恢复其前现代时期的整合性或普世性。与其说宗教开始变得“政治化”和“公共化”，不如说宗教传统的“再政治化”和“再公共化”。
第二，宗教的普世性还体现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几乎所有传统宗教都具备“世界主义”的教义基因，并各有一部前现代时期跨国、跨海或者跨洲传播史。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更使其外延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西方主导宗教之南下与东方主导宗教之北上的互相交叉，还体现在传统东方宗教信徒的西方化与传统西方宗教信徒的非西方化。亚非拉国家中基督徒人数的飞速增长和各类佛教分支在欧美影响日隆都是典型案例。不论是基督宗教“传到地极”的使命、伊斯兰教的“泛突厥主义”，还是佛教“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都呈现出一种宗教无疆界的态势。很多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从一开始便强调其非民族性、非地域性，甚至在教义上也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综上所述，世界全球化和宗教普世化是一对具有天然亲和力的佳偶，而全球化处境下的宗教普世化，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地理性的，都对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信息革命与全球主义的紧密关系已成为学者共识，但目前国内结合 “世界全球化”与“宗教普世化”的相关研究仍未将信息技术的因素纳入主要学术关怀。而这一蹒跚起步的课题若要渐入佳境，仍需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提供更为明晰的路线图，本文尝试运用国际关系大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复合型相互依存、全球化以及信息革命三者之间关系的剖析，演绎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全球化世界视角下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宗教事务的挑战，希望对推进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有所助益。
全球化进程不仅关系到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也改变了包括国内、国际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的运作。国际关系领域首次系统地建构全球化理论，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要进路。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中，约瑟夫•奈对全球化的探讨超越了政经当家的套路，既具有前瞻性，也更展示了学术拓展潜力。奈与基欧汉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于1977年初版时，虽已提出复合型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但尚未与当时隐而未显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而在该书2001年第三版时，则增加了包含两章内容的第五部分“全球主义和信息时代”（Glob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约瑟夫•奈独立撰写的《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这一教材性著作中， 也将“全球化和相互依存”（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独立列为一章内容，以显示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其内容与《权力与相互依存》既有重叠的部分，也有新发展的例证。
基欧汉和奈将“相互依存”界定为“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互惠性效应为特征的态势”， 并进一步提出“复合型相互依存”必须符合三大条件：军事力量屈居次位；进入国家间议事日程的各类问题之间不具等级性；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 在界定“全球化”之前，两位学者先引出“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概念，并界定其为相互依存的形式之一，以多个大陆之间网络型连接为特征。 如果说全球主义是一种既可增加也可减少的状态，全球化便是一种逐步增强的发展过程。横向而言，两位学者将全球主义划分为四大方面 ：1）经济全球主义；2）军事全球主义；3）环境全球主义；4）社会及文化全球主义。宗教显然可以被归入第四类。纵向而言，宗教传播可谓伴随着人类历史全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约瑟夫•奈认为，当前的全球化与20世纪之前的全球化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其“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与“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换言之，网络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以至于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会引起整个体系的连锁反应。
从政治学的角度，约瑟夫•奈很自然地将信息革命和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并深入剖析了科技发展的政治性后果，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剖析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时所原创或借用的一些概念，也非常适用于对全球化视野下宗教发展的认识。如果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合成品、内燃发动机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20世纪末以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社会变革，可以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独有偶，从宗教学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印刷术带来了“第一次宗教改革”，网络与信息带来了“第二次宗教改革”。 沟通成本的降低和机制速度 的加快戏剧性地加快了宗教传播的速度。历史上的基督宗教自小亚细亚，经欧美传到东方，耗时近两千年；而当代新兴宗教传遍全球可能只需要20年，任何地方性宗教都具有摇身跃为全球性宗教的技术性潜能。
技术、金融以及宗教信息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或“多元化”（pluralization） 也促使更多的人进入各种形式的跨国参与，包括宗教组织，并导致了传统政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的权力分散。随着国际网络日趋复杂，宗教性跨国行为体和经济领域的跨国公司、军事领域的跨国联盟一样，具有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影响力。在“深度全球主义”（thick globalism） 的语境下，“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框架显然已不敷用，需要“世界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概念来替代， 而世界宗教在世界政治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下，约瑟夫•奈提出“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的概念，来形容“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的共同体与管辖权相重叠之现象”。 正如封建主义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同时效忠于地方领主、公爵、国王和教宗一样，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科留学生，可能同时对医药联会、学生会、东道国、母国、国际穆斯林组织、地方清真寺团体等不同权威机构或政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忠诚。能覆盖更远距离、提供更快速度、载送更直接接触的网络，使得宗教信徒可以越过神职人员、地方社团、政府机构等中介（intermediaries）与远程及分散的个体与群体沟通联系。
继信息时代主权与控制的命题之后，约瑟夫•奈还提出“散居共同体政治”（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communities）的概念，来形容“利用互联网施加软权力”的现象。 约瑟夫•奈引用了戴维•博里尔（David Bollier）的话：“互联网……使得那些数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人们，可以组成大的虚拟共同体”。 而散居在世界各地却拥有同样信仰的众多宗教信徒恰好是典型案例。世界上大部分宗教社团都具有普世聚合的传统，天主教的圣统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派制、犹太教的锡安主义便是典型的案例。当地理性和技术性的障碍被网络攻破之后，这些宗教性散居共同体便很自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凝聚力。
然而，网络带来的全球化并非单向的凝聚，约瑟夫•奈进一步借用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原创的语词“散合”（Fragmegration）， 来形容较大认同体的整合过程（integration）与较小团体的分裂过程（fragmentation）同时出现的悖论现象。 在当代宗教运动中，随处可见相反作用矛盾式的并存与同步。例如，网上教会与远程神学院的涌现，一方面形成了新的虚拟共同体，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原有地方教会的组织形态或忠诚度，导致了宗教团体的权力分散。获取新潮神学思想的便捷度，既是对传统建制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锦上添花，也是对新兴膜拜团体或弱势宗教团体的雪中送炭；既有助于教派合一，也会导致教派分裂。当然，网络对宗教的影响力仍有待实证考量，由于退出和加入虚拟社团的社会成本都很低，“网上宗教团体”远比实体宗教团体更为聚散无常。此外，建立在网际沟通的宗教生活也不能完全替代神职人员与信徒的人际沟通或个性对话，因而不宜不加界定地夸大网络的功用。
基于网络的被瓜分和信息的被操纵，约瑟夫•奈将全球化视野下的信息传递分为天女散花式的“广播”（broadcasting）套路与量体裁衣式的“窄播”（narrowcasting）套路。 原则上，人人都能从网络上浏览免费信息，但在实践中所有网站的建设只针对特定的目标受众。由众多“各为其主、互不相扰”的“网络专柜”构成的虚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实世界中原有的认同与分化的延伸：基督徒通常只搜索基督教网站，佛教徒只搜索佛教网站，只有改宗倾向的宗教信徒才会尝试“跨教上网”。从技术接触面而言，网络属于广播，但从社会功能性而言，网络却是窄播。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各类宗教或同一宗教中的各类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商业营销手段，使得网络宗教“商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连上网本身也已形成了心理学所说的“网络拜物教”之类的“准宗教”。
由“广”至“窄”的大众传播反映了信息分类日趋细化甚至剩余的现象。信息曾一度是稀缺资源，冷战结束后，政治开发与技术革命的结合使得大部分人所接触到的信息量陡增，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使得注意力取代信息成为稀缺资源，这即是约瑟夫•奈所强调的全球化时代之“丰富的悖论”（paradox of plenty）。 因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能力将“信息”从“噪音”中区分开的人拥有了某种权力。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使可信度（credibility）成为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与国之间除了军事或经济实力方面的竞争之外，还可以通过创建和破坏可信度进行明争暗斗。 人权外交中对别国宗教自由的攻击便属于贬损对手国际形象的手段之一，而围绕宗教自由的政治争辩，可能最终取决于哪一方的故事更动人或哪一方的信息更可靠。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也常常利用宗教的道德权威建立可信度，成为其合法性来源之一。
约瑟夫•奈由以上观察得出结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分散化（decentralizing）和平均化（leveling）并不等同于国际关系均等， 在以下四个方面，全球化并未缩小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导致了强国越强，弱国越弱。首先，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市场壁垒（barriers of entry）以及网络效应有利于本已物阜民丰的大国。 新兴宗教虽然风起云涌，但要与传统宗教竞争地盘和信徒而跃为世界性宗教仍有待时日。其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传播费用虽已大幅降低，但收集、过滤、综合的过程所需之大量投资，仍令小国望而生畏。 以“世界人权警察”自居的美国政府，投入巨额资源“监督”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并发布年度报告作为其人权外交的根据。中国自2000年起便被列为所谓“特别关注国”（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之一，但和大部分“被监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缺乏相应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物力与人才资本进行反控。再次，制定信息系统标准和结构的首创者往往来自科技发达的大国，并因此拥有话语权。 科技领域如此，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之类的 “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大多成立于西方大国，不仅确立了“人权”、“自由”、“民主”甚至“宗教”等概念的定义，也积累了相关的专业传统，使受批判的非西方的国家很难推翻已经被奠定为“国际标准”的西方理念。最后，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所拥有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将使其军事力量仍保持世界第一， 而这一观点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在宗教领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方面）的领导地位。其他国家即便拥有更多的信徒、更大的教会、更强烈的宗教热情、更浓厚的宗教气氛、更密切的政教关系，仍无法超越美国在宗派传承、神学研究、政治参与、立法执法、教会管理、文宣营销、差传财力、人道救援各方面加起来的“宗教综合实力”。
约瑟夫•奈还指出，化约式（reductionist）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往往忽视与人类和社会有关的非科技因素。他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机制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的速度， 信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主权国家管理体系的相对落后，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作为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事务管理法规早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流通，既难以控制所谓“宗教迫害”的流言之传出，也难以防止“外国宗教势力”之渗入。然而在另一方面，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上传”（upload）的任何信息，在具体信息接受者（information taker）的“下载”（download）过程中，都经过了该国文化差异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过滤，而内政制度也可以引导其对全球化变革的回应方向。
如上所述，虽然国内宗教研究者的很多观点和焦点与约瑟夫•奈的学术关怀遥相呼应，但大部分学者似乎都未借鉴其有关信息革命、国际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理论建构。例如，《互联网时代：宗教间对话的重要契机》 一文的作者，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媒介•社会•文化”为背景进行考量，从而认为互联网会给同一宗教内部和不同宗教之间带来单面向的自由、平等、宽容和真诚。但若作者能够借鉴国际政治学的思维进路，将“权力”概念引入“媒介•社会•文化”的组合后，便能更全面、深入、立体地剖析信息时代的宗教现象。基欧汉和奈针对“技术决定论”提醒读者，信息并非在真空中传播，而是在已被占有的政治性空间传播。过去四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世界体系，便是信息革命所处的宏观政治性空间。信息流动需要跨越的不仅是技术障碍，还包括政治性结构下的边界，包括早已存在的政治处境以及持续性的军事张力与冲突。
如表一所示，如果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以武力为主要手段达到安全的目标，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重组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应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跨国行为体，经济、环保等国际机制也相应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手段，最终达到增进福利的目的。在反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宗教性或具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体也会在国际关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传播或构建身份认同的手段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取代或补充武力或财力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议程有时甚至超过军事、经济问题跃居首位。可以说，继国际政治经济学崛起之后，宗教问题对现实主义“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固定分类法形成再一次挑战。
约瑟夫•奈指出，过去只有天主教教会或跨国公司之类的巨型官僚式组织才有能力发展覆盖全球的网络体系，现在，组建网络团体的低门槛与低成本造就了大量跨国行为体，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传教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这些跨国行为体的出现，一方面导致国家、政府、主权的权力分散，甚至改变了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但另一方面，国家管理的复杂化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各国政府完全具备在适应信息时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其对主权管辖和控制含义的能力。
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宗教普世化的过程，两者既是冤家，又是佳偶，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契合。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刺激了全球范围内宗教功能性的普世化，信息技术全球化则促进了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而这两种进程都可以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中找到缩影：体制外宗教团体从私域走向公共空间，宗教团体参与公益事业可以说都是宗教功能性普世化的体现，而不同宗教在非传统地区的扩展（例如：穆斯林的南下、基督教的西进、藏传佛教之东传）则是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从学理上而言，“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宗教现象”本来就是可以由不同学术进路和方法论加以剖析的研究对象，不存在“信息学”或“宗教学”之类的门户划分。国际关系、信息管理和宗教研究在国内都是方兴未艾的热门学科，但是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固守“宗教无用论”，信息专家执拗于“技术决定论”，宗教研究者则缺乏政治学和信息科技方面的知识结构，因而中国学界尚不具备约瑟夫•奈所说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整合能力。虽然约瑟夫•奈并非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但作为国际关系大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网络封建主义”、“散居共同体政治”、“散”“合”同步性、从“广播”到“窄播”，“丰富的悖论”等，都有助于我们在剖析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内政中的宗教因素时，测试其理论的解释力。
【关键词】全球化 宗教管理 网络政治
【作者简介】 新西兰籍留学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如果说，相互依存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语（buzzword），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那么全球化便是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语。时近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末，全球化并未停止其席卷全球的脚步，而是以一种更深刻、更微妙的形式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触角不仅影响了人类包括经济、军事、环境、健康在内的物质生活，也影响到了人类包括思想、文化、信仰、宗教在内的精神生活。各种社会科学开始对全球化这一现象展开系统的思考与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或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也提出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中，宗教全球化问题吸引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神学家、比较宗教学家、公共政策学家等各类学者的注意力，并逐渐进入国际政治学领域。
早在1985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便在和琼•奇里克（JoAnn Chirico）合著的论文中，将基要主义的复兴、各国政教关系的冲突和新兴宗教的繁生，列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具有政治意味的三大宗教现象。 21年后，提摩太•沙恩（Timothy Samuel Shah）和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在以《神何以胜出？》为题的文论中更是直言，“全球政治越来越带有或可称之为先知性政治（prophetic politics）的印记” 。 除了众所周知的“9•11事件”、巴以冲突和科索沃冲突外，两位学者列举了一系列影响国际政治议程的宗教运动，或具有普世宗教意味的政治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战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复兴、南非由大主教领导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穆罕默德的卡通风波、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核试验、美国福音派对美国选举与外交的影响等。难怪有学者认为，不深悉宗教就无法完全理解国际关系。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但已有几位资深学者从不同的方法论进路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长所撰一系列论著《“全球化”与当代宗教》、 《“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 和《“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 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问题与中国境内的宗教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的徐以骅教授近年亦发表了很多以全球化为视野的论著，包括《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 《当代传教运动研究的“四个跨越”》、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等。 而将全球化、宗教、国际政治、信息时代加以综合考察的学术性论著则更为罕见，复旦大学硕士生谢洁与黄平合撰的《网络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兼论美国宗教的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文做了可贵的尝试。2005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学术研讨会，其中与美国宗教和国际关系有关的论文被收入《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 这本论文集可以说是国内这一领域当前阶段性的成果。在该论文集代序中，作者指出，“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坐标，没有空间区隔，没有上下权力关系，但又充满无限横向联系的超文本，这种网络特性造就了相应的宗教”。 该研讨会从三大方面展开讨论。第一，网络对宗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的个人化与自由化，宗教多元主义以及宗教社区的虚拟化。第二，与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来剖析网络宗教现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网络一方面增强了原有宗教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普通信徒的平等主义和民主特性。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而言，网络既有助于建构超宗派、跨国界的宗教性认同，也可以成为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攻击他国人权状况的技术工具。而网络言论自由的无限扩大，也引发了伦理学方面的争议。第三，研讨会也涉及了网络时代的宗教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网络宗教管制、世界各地不平衡状态的宗教网络化以及对国际安全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而言，宗教普世价值观导致了宗教全球化的必然性。宗教的普世性体现在两大方面：功能性的和地理性的。首先，作为一种世界观，宗教可以定义并指导人类生活与社会有关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福利、医疗、伦理、文化、传媒、娱乐、家庭等方方面面。因此，在前现代（pre-modern）时期不存在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划分。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导致宗教功能日益边缘化，退缩到只能处理主流系统残留的或由主流系统造成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启蒙主义以来，现代主义的神话一直宣称，宗教将因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私人化（privatization）而走向衰亡。然而，继现代性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反而引发了宗教复兴和宗教虔敬（religiosity），恰恰与现代主义的预言相反，宗教开始走向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前沿。罗伯逊最初在和奇里克合撰的论文里提到神学与宗教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神学化， 继而在《全球化、政治和宗教》一文中用更为精炼的语词表述两大相互促进的现象：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和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前者指现代国家如何逐步卷入人类生活中原来只由宗教处理的深层问题，并在不同层次上成为崇敬和“深层”认同的目标。后者则指宗教团体（尤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基要主义为典型）对政府问题关注的升温，以及宗教群体和世俗意识形态打破“圣”“俗”之分在利益合作上的膨胀。 与其说这是一个新现象，不如说后现代时期（post-modern）的宗教正在恢复其前现代时期的整合性或普世性。与其说宗教开始变得“政治化”和“公共化”，不如说宗教传统的“再政治化”和“再公共化”。
第二，宗教的普世性还体现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几乎所有传统宗教都具备“世界主义”的教义基因，并各有一部前现代时期跨国、跨海或者跨洲传播史。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更使其外延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体现在西方主导宗教之南下与东方主导宗教之北上的互相交叉，还体现在传统东方宗教信徒的西方化与传统西方宗教信徒的非西方化。亚非拉国家中基督徒人数的飞速增长和各类佛教分支在欧美影响日隆都是典型案例。不论是基督宗教“传到地极”的使命、伊斯兰教的“泛突厥主义”，还是佛教“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都呈现出一种宗教无疆界的态势。很多新兴宗教（如巴哈伊教）从一开始便强调其非民族性、非地域性，甚至在教义上也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综上所述，世界全球化和宗教普世化是一对具有天然亲和力的佳偶，而全球化处境下的宗教普世化，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地理性的，都对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信息革命与全球主义的紧密关系已成为学者共识，但目前国内结合 “世界全球化”与“宗教普世化”的相关研究仍未将信息技术的因素纳入主要学术关怀。而这一蹒跚起步的课题若要渐入佳境，仍需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提供更为明晰的路线图，本文尝试运用国际关系大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复合型相互依存、全球化以及信息革命三者之间关系的剖析，演绎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全球化世界视角下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宗教事务的挑战，希望对推进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有所助益。
全球化进程不仅关系到人类的每一个个体，也改变了包括国内、国际不同层面的社会群体的运作。国际关系领域首次系统地建构全球化理论，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要进路。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中，约瑟夫•奈对全球化的探讨超越了政经当家的套路，既具有前瞻性，也更展示了学术拓展潜力。奈与基欧汉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于1977年初版时，虽已提出复合型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但尚未与当时隐而未显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而在该书2001年第三版时，则增加了包含两章内容的第五部分“全球主义和信息时代”（Glob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约瑟夫•奈独立撰写的《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这一教材性著作中， 也将“全球化和相互依存”（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独立列为一章内容，以显示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其内容与《权力与相互依存》既有重叠的部分，也有新发展的例证。
基欧汉和奈将“相互依存”界定为“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互惠性效应为特征的态势”， 并进一步提出“复合型相互依存”必须符合三大条件：军事力量屈居次位；进入国家间议事日程的各类问题之间不具等级性；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 在界定“全球化”之前，两位学者先引出“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概念，并界定其为相互依存的形式之一，以多个大陆之间网络型连接为特征。 如果说全球主义是一种既可增加也可减少的状态，全球化便是一种逐步增强的发展过程。横向而言，两位学者将全球主义划分为四大方面 ：1）经济全球主义；2）军事全球主义；3）环境全球主义；4）社会及文化全球主义。宗教显然可以被归入第四类。纵向而言，宗教传播可谓伴随着人类历史全过程，也是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约瑟夫•奈认为，当前的全球化与20世纪之前的全球化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其“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与“体系效应”（system effects），换言之，网络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以至于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会引起整个体系的连锁反应。
从政治学的角度，约瑟夫•奈很自然地将信息革命和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并深入剖析了科技发展的政治性后果，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剖析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时所原创或借用的一些概念，也非常适用于对全球化视野下宗教发展的认识。如果说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合成品、内燃发动机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20世纪末以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社会变革，可以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无独有偶，从宗教学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代印刷术带来了“第一次宗教改革”，网络与信息带来了“第二次宗教改革”。 沟通成本的降低和机制速度 的加快戏剧性地加快了宗教传播的速度。历史上的基督宗教自小亚细亚，经欧美传到东方，耗时近两千年；而当代新兴宗教传遍全球可能只需要20年，任何地方性宗教都具有摇身跃为全球性宗教的技术性潜能。
技术、金融以及宗教信息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或“多元化”（pluralization） 也促使更多的人进入各种形式的跨国参与，包括宗教组织，并导致了传统政治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的）的权力分散。随着国际网络日趋复杂，宗教性跨国行为体和经济领域的跨国公司、军事领域的跨国联盟一样，具有越来越不可预测的影响力。在“深度全球主义”（thick globalism） 的语境下，“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框架显然已不敷用，需要“世界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概念来替代， 而世界宗教在世界政治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下，约瑟夫•奈提出“网络封建主义”（cyber-feudalism）的概念，来形容“公民具有多重认同和效忠对象的共同体与管辖权相重叠之现象”。 正如封建主义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同时效忠于地方领主、公爵、国王和教宗一样，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科留学生，可能同时对医药联会、学生会、东道国、母国、国际穆斯林组织、地方清真寺团体等不同权威机构或政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忠诚。能覆盖更远距离、提供更快速度、载送更直接接触的网络，使得宗教信徒可以越过神职人员、地方社团、政府机构等中介（intermediaries）与远程及分散的个体与群体沟通联系。
继信息时代主权与控制的命题之后，约瑟夫•奈还提出“散居共同体政治”（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communities）的概念，来形容“利用互联网施加软权力”的现象。 约瑟夫•奈引用了戴维•博里尔（David Bollier）的话：“互联网……使得那些数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历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人们，可以组成大的虚拟共同体”。 而散居在世界各地却拥有同样信仰的众多宗教信徒恰好是典型案例。世界上大部分宗教社团都具有普世聚合的传统，天主教的圣统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派制、犹太教的锡安主义便是典型的案例。当地理性和技术性的障碍被网络攻破之后，这些宗教性散居共同体便很自然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凝聚力。
然而，网络带来的全球化并非单向的凝聚，约瑟夫•奈进一步借用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原创的语词“散合”（Fragmegration）， 来形容较大认同体的整合过程（integration）与较小团体的分裂过程（fragmentation）同时出现的悖论现象。 在当代宗教运动中，随处可见相反作用矛盾式的并存与同步。例如，网上教会与远程神学院的涌现，一方面形成了新的虚拟共同体，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原有地方教会的组织形态或忠诚度，导致了宗教团体的权力分散。获取新潮神学思想的便捷度，既是对传统建制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锦上添花，也是对新兴膜拜团体或弱势宗教团体的雪中送炭；既有助于教派合一，也会导致教派分裂。当然，网络对宗教的影响力仍有待实证考量，由于退出和加入虚拟社团的社会成本都很低，“网上宗教团体”远比实体宗教团体更为聚散无常。此外，建立在网际沟通的宗教生活也不能完全替代神职人员与信徒的人际沟通或个性对话，因而不宜不加界定地夸大网络的功用。
基于网络的被瓜分和信息的被操纵，约瑟夫•奈将全球化视野下的信息传递分为天女散花式的“广播”（broadcasting）套路与量体裁衣式的“窄播”（narrowcasting）套路。 原则上，人人都能从网络上浏览免费信息，但在实践中所有网站的建设只针对特定的目标受众。由众多“各为其主、互不相扰”的“网络专柜”构成的虚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实世界中原有的认同与分化的延伸：基督徒通常只搜索基督教网站，佛教徒只搜索佛教网站，只有改宗倾向的宗教信徒才会尝试“跨教上网”。从技术接触面而言，网络属于广播，但从社会功能性而言，网络却是窄播。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各类宗教或同一宗教中的各类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商业营销手段，使得网络宗教“商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连上网本身也已形成了心理学所说的“网络拜物教”之类的“准宗教”。
由“广”至“窄”的大众传播反映了信息分类日趋细化甚至剩余的现象。信息曾一度是稀缺资源，冷战结束后，政治开发与技术革命的结合使得大部分人所接触到的信息量陡增，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使得注意力取代信息成为稀缺资源，这即是约瑟夫•奈所强调的全球化时代之“丰富的悖论”（paradox of plenty）。 因此，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能力将“信息”从“噪音”中区分开的人拥有了某种权力。约瑟夫•奈进一步认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使可信度（credibility）成为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与国之间除了军事或经济实力方面的竞争之外，还可以通过创建和破坏可信度进行明争暗斗。 人权外交中对别国宗教自由的攻击便属于贬损对手国际形象的手段之一，而围绕宗教自由的政治争辩，可能最终取决于哪一方的故事更动人或哪一方的信息更可靠。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也常常利用宗教的道德权威建立可信度，成为其合法性来源之一。
约瑟夫•奈由以上观察得出结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分散化（decentralizing）和平均化（leveling）并不等同于国际关系均等， 在以下四个方面，全球化并未缩小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甚至还导致了强国越强，弱国越弱。首先，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市场壁垒（barriers of entry）以及网络效应有利于本已物阜民丰的大国。 新兴宗教虽然风起云涌，但要与传统宗教竞争地盘和信徒而跃为世界性宗教仍有待时日。其次，信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传播费用虽已大幅降低，但收集、过滤、综合的过程所需之大量投资，仍令小国望而生畏。 以“世界人权警察”自居的美国政府，投入巨额资源“监督”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并发布年度报告作为其人权外交的根据。中国自2000年起便被列为所谓“特别关注国”（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之一，但和大部分“被监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缺乏相应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物力与人才资本进行反控。再次，制定信息系统标准和结构的首创者往往来自科技发达的大国，并因此拥有话语权。 科技领域如此，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之类的 “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大多成立于西方大国，不仅确立了“人权”、“自由”、“民主”甚至“宗教”等概念的定义，也积累了相关的专业传统，使受批判的非西方的国家很难推翻已经被奠定为“国际标准”的西方理念。最后，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所拥有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能力将使其军事力量仍保持世界第一， 而这一观点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在宗教领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方面）的领导地位。其他国家即便拥有更多的信徒、更大的教会、更强烈的宗教热情、更浓厚的宗教气氛、更密切的政教关系，仍无法超越美国在宗派传承、神学研究、政治参与、立法执法、教会管理、文宣营销、差传财力、人道救援各方面加起来的“宗教综合实力”。
约瑟夫•奈还指出，化约式（reductionist）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往往忽视与人类和社会有关的非科技因素。他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机制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的速度， 信息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导致了主权国家管理体系的相对落后，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控制本国信息的权力。作为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公共事务管理法规早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流通，既难以控制所谓“宗教迫害”的流言之传出，也难以防止“外国宗教势力”之渗入。然而在另一方面，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上传”（upload）的任何信息，在具体信息接受者（information taker）的“下载”（download）过程中，都经过了该国文化差异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过滤，而内政制度也可以引导其对全球化变革的回应方向。
如上所述，虽然国内宗教研究者的很多观点和焦点与约瑟夫•奈的学术关怀遥相呼应，但大部分学者似乎都未借鉴其有关信息革命、国际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理论建构。例如，《互联网时代：宗教间对话的重要契机》 一文的作者，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媒介•社会•文化”为背景进行考量，从而认为互联网会给同一宗教内部和不同宗教之间带来单面向的自由、平等、宽容和真诚。但若作者能够借鉴国际政治学的思维进路，将“权力”概念引入“媒介•社会•文化”的组合后，便能更全面、深入、立体地剖析信息时代的宗教现象。基欧汉和奈针对“技术决定论”提醒读者，信息并非在真空中传播，而是在已被占有的政治性空间传播。过去四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世界体系，便是信息革命所处的宏观政治性空间。信息流动需要跨越的不仅是技术障碍，还包括政治性结构下的边界，包括早已存在的政治处境以及持续性的军事张力与冲突。
如表一所示，如果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以武力为主要手段达到安全的目标，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重组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应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跨国行为体，经济、环保等国际机制也相应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手段，最终达到增进福利的目的。在反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宗教性或具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体也会在国际关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化传播或构建身份认同的手段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取代或补充武力或财力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议程有时甚至超过军事、经济问题跃居首位。可以说，继国际政治经济学崛起之后，宗教问题对现实主义“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固定分类法形成再一次挑战。
约瑟夫•奈指出，过去只有天主教教会或跨国公司之类的巨型官僚式组织才有能力发展覆盖全球的网络体系，现在，组建网络团体的低门槛与低成本造就了大量跨国行为体，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传教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这些跨国行为体的出现，一方面导致国家、政府、主权的权力分散，甚至改变了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但另一方面，国家管理的复杂化又不能简单等同于主权受到侵害，各国政府完全具备在适应信息时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其对主权管辖和控制含义的能力。
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宗教普世化的过程，两者既是冤家，又是佳偶，既相互抵触，又相互契合。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刺激了全球范围内宗教功能性的普世化，信息技术全球化则促进了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而这两种进程都可以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中找到缩影：体制外宗教团体从私域走向公共空间，宗教团体参与公益事业可以说都是宗教功能性普世化的体现，而不同宗教在非传统地区的扩展（例如：穆斯林的南下、基督教的西进、藏传佛教之东传）则是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从学理上而言，“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宗教现象”本来就是可以由不同学术进路和方法论加以剖析的研究对象，不存在“信息学”或“宗教学”之类的门户划分。国际关系、信息管理和宗教研究在国内都是方兴未艾的热门学科，但是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固守“宗教无用论”，信息专家执拗于“技术决定论”，宗教研究者则缺乏政治学和信息科技方面的知识结构，因而中国学界尚不具备约瑟夫•奈所说的“将不同系统结合成一个系统”的学术整合能力。虽然约瑟夫•奈并非从事宗教研究的专家，但作为国际关系大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网络封建主义”、“散居共同体政治”、“散”“合”同步性、从“广播”到“窄播”，“丰富的悖论”等，都有助于我们在剖析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内政中的宗教因素时，测试其理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