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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红军让敌人国民党军撵着走的，是失败的大逃亡，怎么又说是伟大的胜利，是英雄的史诗，是历史的丰碑呢？
长征有没有失败的一面？回答是肯定的。红军长征的确出于无奈，党中央的确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长征也的确是红军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长征使红军丧失了南方的全部战略基地苏区。从1927年秋开始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到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前，我们党和红军已在南方建立和发展了中央苏区、川陕苏区、黔东苏区（后为湘鄂川黔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后为湘鄂川黔苏区）、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其中，中央苏区已达约6万平方公里，拥有350余万人口；川陕苏区为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这7个苏区全盛时拥有近百个县，近千万人口，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苏区的各级地方都有了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乃至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等组织，实行了土地革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它支持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以光明的希望。但这一切都因为红军的被迫撤离开始长征或直接影响而一一丧失，留在苏区的难以计数的干部、红军官兵、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
长征中，红军的力量遭受到严重削弱。红六军团西征出发时共9700余人，到达黔东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合时仅剩下3300余人；中央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出发时共8.7万余人，到达陕北苏区时，不含红五、红九军团和红军总部的一部分人员，仅存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出发时为2980人，途中建立鄂豫陕苏区发展到4000余人，到达陕北苏区时为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号称10万大军，到达会宁会师时，含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和红军总部的一部分，仅剩下4万余人；红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时为1.7万余人，到将台堡会师时，包括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共1.1万余人。其中，各部在途中补充了2万余人，损失约四分之三。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共约3万人，保留下来约为三分之一。
长征的确使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大失败并不为过。
那么，何以又说长征是以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而告结束的呢？而且是伟大的胜利，是英雄的史诗，是历史的丰碑呢？
这就要从战争胜败的一般标准和红军战争胜败的特殊标准来看。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就是胜利，反之为失败。红军的特点是处于严重的敌强我弱，不能苛求它在一次作战中消灭数倍乃至十倍于我的强敌，并且自己不付出一定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小的红军能够突破敌之重兵的围追堵截，保存了队伍且给敌人以一定的打击，就是胜利，而强大的敌军没有能够将红军聚歼，并且自身遭受相当损失，就是失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而，战争总是担负着政治目的，而且重于战争的军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胜利，反之则为失败。红军长征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使党和人民最终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当然是胜利。蒋介石国民党不能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扑灭中国革命，无疑是失败了。
就红军长征的失败和胜利问题，毛泽东也有过专门的评论。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这个大转移（指长征。笔者注），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整个局面中的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他又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毛泽东又着重从政治意义方面评说长征的伟大胜利。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战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从政治意义上看，长征无疑义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
一、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航船，从此乘风破浪，顺利地走向胜利。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党就一直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政治路线，选择一代英明的领导集体。
然而，这一寻求和选择历经了14年的曲折过程，经过了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党的首任领袖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主观上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到1927年的嚴重失败；此后，党虽然经受了这次痛苦的考验，转入了武装革命，但党中央又犯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所幸的是两次错误时间不长，而且没有得以强化推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战斗在第一线的党的领导，普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于是开创了发展了新局面。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但不幸的是从1931年开始，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并从1932年春开始强化推行。他们在政治上反复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在军事上强行推进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从此走着曲折的道路。1933年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控制了党政军领导权，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引发了红军战争大局的动摇，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又陷于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之中。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终于使党和中央红军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教条主义的统治，于是，有了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的统治，选择了毛泽东为党的领导核心。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仅率领中央红军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并且战胜了党内张国焘分裂主义，成功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接着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领导党和红军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争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实现。从而，使党和红军经受了一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卓越表现，毛泽东被全党全军公认为领导核心，形成了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杰出领袖组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这是优化组合的领导集体。自此，党和革命事业的航船乘风破浪，顺利地走向胜利。
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前溯到党的建立，后延到新中国的建立，刚好是前后各14年。前14年，党为寻求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代英明领导集体，不仅走着曲折的道路，而且到底又陷入严重危机；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又走过14年发展的历程，终于到达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彼岸。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又是何等万幸，而这个转折点是长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长征迫使党选择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党和中国革命则将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二、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促使主力红军实现了由分散各自为政到集中统一指挥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最大地发挥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
红军从各地武装起义中诞生后，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苏区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到1930年春，已有了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的20多支队伍，分布在北至江苏中部南到海南岛，东起浙江南部西到广西西部的广大区域内。为了改变这种高度分散严重制约于战争规模发展和部队建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建立中央军委，力图以此为统帅部对全军实行“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在这一方针下，许多地区的红军合并组成正规兵团，开始由游击军游击战到正规兵团正规战之运动战的转变，到1932年春形成为6支主力红军6个战略区格局；此后，又经过发展变化，形成为8支红军8个战略区格局。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有些部队稍前几个月，红四方面军至稍后的反“六路围剿”胜利后），这8支红军的总兵力已达约25万人，战略基地苏区的总面积达近百个县，人口近千万人。姑且不论军队的性质，仅其总兵力和控制区域的总面积和人口而言，虽然不及当时中国军队中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但不亚于国民党军中的桂军、粤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滇军、黔军等任何一个派系，甚至比它们中的许多派系的兵力还要大。如果它是全军集中在一个区域统一领导和指挥，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可是，由于历史成因，由于被敌分割包围而分散；又因为从建立到长征前的整个期间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不甚正确甚至错误的影响，存在着4个严重弊端。一是各部有很强的独立性，缺乏全局意识，产生“山头”主义观念，甚至可以不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我行我素。长征中发生的张国焘一再不听党中央的战略指导甚至领导，除了张国焘个人意识外，也带有这种历史的现状养成的弊病。二是被敌包围分割在各自的贫困地区各自为战，制约了其队伍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制约了作战规模的扩大。三是过分依赖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稳定，过分地依赖于全国形势的变化。四是极大地削弱了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反而利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分散不能形成合力，又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全部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是无奈的，使红军蒙受了严重削弱和丧失了南方的所有战略基地苏区，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它使主力红军保留了对全军实行统一领导、指挥的可能。虽然其集中的时间不到一年又分散各自奔赴抗日前线，但在此短暂的集中中，一方面给此前高度分散我行我素弊端给予教训，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力挽狂澜事实的教育，使全军官兵迅速地强化了全局观念，自觉地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指挥，真正地实现了全军的一致性。这是观念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走向成熟的根本标志，它为夺取更大的胜利，并且走向突破性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
正因为有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根本性的变革，才有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和全国解放战争中，虽仍然处于分散、各自为政，但全军统一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最大地发挥了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于是，有了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了让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骄傲的500万大军。
三、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保存了红军的骨干，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好了善于治党治军乃至治国的人才。
长征虽然使红军遭受到严重削弱，但保存了红军的主力队伍。周恩来曾把这比喻成为大树遭到暴风雨的摧残，虽然叶子被打落了，有些枝条被折断，但树杆依然屹立。有了树杆的保留，就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待到雨过天晴春光明媚时，他还会是枝繁叶茂。同样的，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虽然没有经历万水千山的磨难，但也遭受到敌之重兵的一再“清剿”，经受了深山野岭的风餐饮露的苦楚，一样如大树遭到了暴风雨的摧毁，也如主力军一样，被打掉了枝叶，也保留了树杆。
有了主力红军队伍的保存，有了南方红军游击队队伍的保存，就有了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中，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下，在敌后的广阔战场上，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支持援助下的迅速发展。在此后的8年抗战中，由主力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92万人的正规军，组织了120多万人的民兵，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和95%的伪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接踵而来的以革命的内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准备了力量，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大发展，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800万重兵，夺取了全国政权。
长征和南方游击战争的暴风骤雨，使党和红军的干部战士，在逆境中从革命意志到斗争能力等方面，得到长期的磨砺和锻炼，并把他们早就成为善于治党、治军乃至治国的人才。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大学校。
四、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把红军的本色和传统集中升华为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红军从建立开始，就根植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沃土上，奉行全心全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决定了它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并且确立了相应的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制度，以体现并确保其人民军队的本色。在长期的建设，在与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战斗中，染就了它的本色，这就是：树立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观念；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观念；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念；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观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观念。
长征是人间的炼狱。天上，每日都有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上，每日都有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脚下，是万水千山给予的艰难险阻；更那堪酷暑、严寒、狂风、暴雨、饥饿、疾病的交迫。我们的红军，就是靠着人民军队本色，靠着他的精神意志，蹚过这人间的炼狱。
红军以他的本色完成了长征任务，长征则把红军的本色集中升华为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的新长征，又如80多年前红军走出苏区一样，才迈开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万里征途上，也會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也会有万水千山的阻碍。但是，我们有前人的精神推动，必将实现宏伟的目标，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全文完）
（责编 侯春奇）
长征有没有失败的一面？回答是肯定的。红军长征的确出于无奈，党中央的确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长征也的确是红军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长征使红军丧失了南方的全部战略基地苏区。从1927年秋开始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到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前，我们党和红军已在南方建立和发展了中央苏区、川陕苏区、黔东苏区（后为湘鄂川黔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后为湘鄂川黔苏区）、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其中，中央苏区已达约6万平方公里，拥有350余万人口；川陕苏区为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这7个苏区全盛时拥有近百个县，近千万人口，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苏区的各级地方都有了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乃至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等组织，实行了土地革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它支持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以光明的希望。但这一切都因为红军的被迫撤离开始长征或直接影响而一一丧失，留在苏区的难以计数的干部、红军官兵、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
长征中，红军的力量遭受到严重削弱。红六军团西征出发时共9700余人，到达黔东印江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合时仅剩下3300余人；中央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出发时共8.7万余人，到达陕北苏区时，不含红五、红九军团和红军总部的一部分人员，仅存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出发时为2980人，途中建立鄂豫陕苏区发展到4000余人，到达陕北苏区时为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号称10万大军，到达会宁会师时，含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和红军总部的一部分，仅剩下4万余人；红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时为1.7万余人，到将台堡会师时，包括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共1.1万余人。其中，各部在途中补充了2万余人，损失约四分之三。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共约3万人，保留下来约为三分之一。
长征的确使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大失败并不为过。
那么，何以又说长征是以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而告结束的呢？而且是伟大的胜利，是英雄的史诗，是历史的丰碑呢？
这就要从战争胜败的一般标准和红军战争胜败的特殊标准来看。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就是胜利，反之为失败。红军的特点是处于严重的敌强我弱，不能苛求它在一次作战中消灭数倍乃至十倍于我的强敌，并且自己不付出一定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小的红军能够突破敌之重兵的围追堵截，保存了队伍且给敌人以一定的打击，就是胜利，而强大的敌军没有能够将红军聚歼，并且自身遭受相当损失，就是失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而，战争总是担负着政治目的，而且重于战争的军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凡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胜利，反之则为失败。红军长征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危机，使党和人民最终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当然是胜利。蒋介石国民党不能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扑灭中国革命，无疑是失败了。
就红军长征的失败和胜利问题，毛泽东也有过专门的评论。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这个大转移（指长征。笔者注），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整个局面中的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他又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毛泽东又着重从政治意义方面评说长征的伟大胜利。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战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从政治意义上看，长征无疑义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
一、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航船，从此乘风破浪，顺利地走向胜利。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党就一直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政治路线，选择一代英明的领导集体。
然而，这一寻求和选择历经了14年的曲折过程，经过了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党的首任领袖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主观上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到1927年的嚴重失败；此后，党虽然经受了这次痛苦的考验，转入了武装革命，但党中央又犯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所幸的是两次错误时间不长，而且没有得以强化推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战斗在第一线的党的领导，普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于是开创了发展了新局面。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但不幸的是从1931年开始，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并从1932年春开始强化推行。他们在政治上反复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在军事上强行推进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从此走着曲折的道路。1933年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控制了党政军领导权，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引发了红军战争大局的动摇，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又陷于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之中。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终于使党和中央红军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教条主义的统治，于是，有了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和红军的统治，选择了毛泽东为党的领导核心。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仅率领中央红军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并且战胜了党内张国焘分裂主义，成功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接着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领导党和红军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争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实现。从而，使党和红军经受了一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卓越表现，毛泽东被全党全军公认为领导核心，形成了包括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杰出领袖组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这是优化组合的领导集体。自此，党和革命事业的航船乘风破浪，顺利地走向胜利。
从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前溯到党的建立，后延到新中国的建立，刚好是前后各14年。前14年，党为寻求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代英明领导集体，不仅走着曲折的道路，而且到底又陷入严重危机；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又走过14年发展的历程，终于到达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彼岸。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又是何等万幸，而这个转折点是长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长征迫使党选择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党和中国革命则将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二、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促使主力红军实现了由分散各自为政到集中统一指挥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最大地发挥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
红军从各地武装起义中诞生后，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苏区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到1930年春，已有了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的20多支队伍，分布在北至江苏中部南到海南岛，东起浙江南部西到广西西部的广大区域内。为了改变这种高度分散严重制约于战争规模发展和部队建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30年2月建立中央军委，力图以此为统帅部对全军实行“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在这一方针下，许多地区的红军合并组成正规兵团，开始由游击军游击战到正规兵团正规战之运动战的转变，到1932年春形成为6支主力红军6个战略区格局；此后，又经过发展变化，形成为8支红军8个战略区格局。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有些部队稍前几个月，红四方面军至稍后的反“六路围剿”胜利后），这8支红军的总兵力已达约25万人，战略基地苏区的总面积达近百个县，人口近千万人。姑且不论军队的性质，仅其总兵力和控制区域的总面积和人口而言，虽然不及当时中国军队中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但不亚于国民党军中的桂军、粤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滇军、黔军等任何一个派系，甚至比它们中的许多派系的兵力还要大。如果它是全军集中在一个区域统一领导和指挥，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可是，由于历史成因，由于被敌分割包围而分散；又因为从建立到长征前的整个期间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不甚正确甚至错误的影响，存在着4个严重弊端。一是各部有很强的独立性，缺乏全局意识，产生“山头”主义观念，甚至可以不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我行我素。长征中发生的张国焘一再不听党中央的战略指导甚至领导，除了张国焘个人意识外，也带有这种历史的现状养成的弊病。二是被敌包围分割在各自的贫困地区各自为战，制约了其队伍和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制约了作战规模的扩大。三是过分依赖于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稳定，过分地依赖于全国形势的变化。四是极大地削弱了它的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反而利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分散不能形成合力，又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全部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是无奈的，使红军蒙受了严重削弱和丧失了南方的所有战略基地苏区，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它使主力红军保留了对全军实行统一领导、指挥的可能。虽然其集中的时间不到一年又分散各自奔赴抗日前线，但在此短暂的集中中，一方面给此前高度分散我行我素弊端给予教训，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力挽狂澜事实的教育，使全军官兵迅速地强化了全局观念，自觉地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指挥，真正地实现了全军的一致性。这是观念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走向成熟的根本标志，它为夺取更大的胜利，并且走向突破性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
正因为有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根本性的变革，才有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和全国解放战争中，虽仍然处于分散、各自为政，但全军统一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最大地发挥了总体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于是，有了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了让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骄傲的500万大军。
三、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保存了红军的骨干，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好了善于治党治军乃至治国的人才。
长征虽然使红军遭受到严重削弱，但保存了红军的主力队伍。周恩来曾把这比喻成为大树遭到暴风雨的摧残，虽然叶子被打落了，有些枝条被折断，但树杆依然屹立。有了树杆的保留，就有了“病树前头万木春”。待到雨过天晴春光明媚时，他还会是枝繁叶茂。同样的，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虽然没有经历万水千山的磨难，但也遭受到敌之重兵的一再“清剿”，经受了深山野岭的风餐饮露的苦楚，一样如大树遭到了暴风雨的摧毁，也如主力军一样，被打掉了枝叶，也保留了树杆。
有了主力红军队伍的保存，有了南方红军游击队队伍的保存，就有了在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中，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下，在敌后的广阔战场上，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支持援助下的迅速发展。在此后的8年抗战中，由主力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92万人的正规军，组织了120多万人的民兵，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和95%的伪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接踵而来的以革命的内战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准备了力量，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大发展，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800万重兵，夺取了全国政权。
长征和南方游击战争的暴风骤雨，使党和红军的干部战士，在逆境中从革命意志到斗争能力等方面，得到长期的磨砺和锻炼，并把他们早就成为善于治党、治军乃至治国的人才。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大学校。
四、长征是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在于它把红军的本色和传统集中升华为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红军从建立开始，就根植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沃土上，奉行全心全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决定了它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并且确立了相应的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制度，以体现并确保其人民军队的本色。在长期的建设，在与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战斗中，染就了它的本色，这就是：树立了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观念；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观念；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念；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观念；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观念。
长征是人间的炼狱。天上，每日都有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上，每日都有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脚下，是万水千山给予的艰难险阻；更那堪酷暑、严寒、狂风、暴雨、饥饿、疾病的交迫。我们的红军，就是靠着人民军队本色，靠着他的精神意志，蹚过这人间的炼狱。
红军以他的本色完成了长征任务，长征则把红军的本色集中升华为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的新长征，又如80多年前红军走出苏区一样，才迈开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万里征途上，也會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也会有万水千山的阻碍。但是，我们有前人的精神推动，必将实现宏伟的目标，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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