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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 蹭饭独战队
我读大学那阵儿，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那时候不用交学费，每个月也还有那么几十块钱的国家补助，加上每学期开学从家里带过来的那点碎银子，按说也足够糊口了。但由于生活严重缺乏规律，脑子一热就屁颠屁颠举着小钞票喝酒或者买套套去了，一夜胡吃海喝或者胡搞之后就完全陷入了赤贫。那时候我特别瘦，眼睛还凸得跟一对大灯泡似的，怎么看怎么像“动物世界”里面那些嗷嗷待哺却怎么也喂不饱的小鸟。在连食堂都吃不起的情况下，蹭饭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一开始我老往学校里各个省同乡聚会的饭局里钻，因为我碰巧会模仿好几个省的方言，混到饭桌上随便炫几句“家乡话”扯一扯“家乡”的风物常识，就开始埋头吃饭，等旁边人想起来问我哪个中学毕业、同一届还有谁在京等关键细节的时候，我已经打着彬彬有礼的饱嗝以有事为由告退了。那一年年底，我光是混各省的同乡会饭局就混了18个省之多，按说应该适可而止了，因为第九个省以后的方言我基本上都是头天跟人现学的，发音极其惨烈，可是万恶的饥饿驱使我在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蹭饭路上越陷越深，我终于忍不住去了第十九个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的饭局。且不说我那几个从相声里学来的上海词儿是何等寒碜而我混在一群“的啦的呀”里面又是何等无助，最要命的是刚刚找到地儿坐下还没来得及夹菜就有人过来管我要“票子”——原来这上海同乡会兴的是和上海人民的气质浑然一体的AA制，还是饭前结清，跟前面那十八个省的免费吃喝大不一样。这次雪上加霜的蹭饭行动最终断送了我把祖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同乡会饭局一一蹭完的伟大理想。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国际会议中心经常在会后把所有人招呼到旁边的大堂里去吃自助餐，取餐的时候似乎也不用看脖子上挂的会议代表证，于是我就隔三差五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跑去鼓几下掌，然后满面学术笑容地跟随与会代表们鱼贯进入吃饭的大堂，拿着大盘盘在等候取餐的队伍里操着一口土鳖英语跟国际学者们有模有样地谈论着北京的天气。那段时间我蹭过从分子化学、量子力学、小行星到中亚考古、大熊猫繁殖等跨度极其巨大的会议饭，为了避免露馅，取到餐以后我总是绕开国内学人，直接和国际学者们坐在一桌，假装是香港过来交流的该领域研究生，在桌上的话题缓慢地从故宫、颐和园进入到专业领域之前，我一般都能迅速地把自己填饱而后消失。
自打上了研究生开始卖文为生以后，我基本上就结束了凄惨却快乐无比的蹭饭生涯，到后来成了家,天天和妻子在厨房里切磋厨艺，就更是由当年的蹭饭者变成了被蹭的人，常常要接待一茬又一茬以各种神奇的理由在吃饭的钟点登门造访的人。但蹭饭时代留下的影响还是难以消除的：我到现在吃饭的速度依然快得令妻子极为震惊，大概是因为每到吃饭的时候，我都还会不自觉地幻想自己正置身于某个遥远省份的同乡会或者某个深奥的国际学术会议的饭桌上。
局风 饭局金锁链
受邀参加饭局或者酒局，却带了没有受邀请的朋友去，在兰州方言里，叫“拉骆驼”——戈壁滩上的骆驼，总是一个牵一个，形成一大串，以防走失。这也说明，以兰州人的性格，拉朋友赴饭局，是件并不唐突的事，以至于会形成专用名词，但，我的朋友包子有次请吃饭，而且是在市中心最昂贵的自助海鲜，请的是四个人，来的却是十二个！这次史上最过分的“拉骆驼”事件，让包子极为恼火，他当场宣布，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座的每个人，都要轮流请客，请原班人马再吃一顿。每顿饭的预算，不得低于今天吃海鲜的费用！而且，他当场排好了班次，一个人一天，每个人都无法抵赖。
接下来的十二天，包子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每天早上，天都没亮，被安排请客的人，就会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他，用一种先声夺人的“我就知道如果我不打电话你就会耍赖”的口吻说：“今天该你了啊，自觉点！你打算在哪里请客？火锅？不行，我上次请的可是海鲜！”他还在十二个人中间建立了一种告密机制，假装和那些先请客的，或者请了比较贵的饭菜的朋友结盟，鼓励他们揭发别人的不满言辞，或者，在探听到了谁打算在较为便宜的地方请客之后，立刻打电话过去：“你好意思吗？我上次请的可是海鲜！”十二个人，从此被他牵住了牛鼻子，活在了饭局纳粹的淫威之下。
当然，曾是生意人的他，也深谙管理之道，知道一张一弛才是饭局之道，在饭局上，他大度地说：“大家也可以拉新的朋友加入嘛，不过，新加入的朋友，也要请大家吃一顿哦！”理论上，这样会导致参加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总有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每局必到，所以，饭局人数，总是奇迹般地维持在十二三个人的水平。这种模糊管理的手法，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佩服得五体投地。
开始我们只是迫于包子的淫威，不愿落下小气的名声而请吃饭，并不断拉新朋友加入，使得饭局一直持续，但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自月初我请了一次客之后，这个月我几乎没再花自己的钱吃过晚饭，每个晚上我都在被回请，而且都是很不错的地方，而且每顿饭都能认识新朋友！请一顿饭=三十顿饭+认识新朋友！原来，曾是生意人的包子不自觉地使用了一种低等的经济形式，对我们进行了组织管理，我们以朴素的“拉骆驼”手法，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饭局金锁链”！
在维持了三个月之后，“饭局金锁链”终于崩溃了，原因是，要想让饭局永远继续，就得永远有新朋友加入并且请客。以正常人交朋友的速度，是不足以维持这个“金锁链”运转的。“金锁链”崩断了，后遗症却留下了，每天下午4点，我都心神不宁地等在电话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印证着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先生那个著名的实验。
我读大学那阵儿，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那时候不用交学费，每个月也还有那么几十块钱的国家补助，加上每学期开学从家里带过来的那点碎银子，按说也足够糊口了。但由于生活严重缺乏规律，脑子一热就屁颠屁颠举着小钞票喝酒或者买套套去了，一夜胡吃海喝或者胡搞之后就完全陷入了赤贫。那时候我特别瘦，眼睛还凸得跟一对大灯泡似的，怎么看怎么像“动物世界”里面那些嗷嗷待哺却怎么也喂不饱的小鸟。在连食堂都吃不起的情况下，蹭饭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一开始我老往学校里各个省同乡聚会的饭局里钻，因为我碰巧会模仿好几个省的方言，混到饭桌上随便炫几句“家乡话”扯一扯“家乡”的风物常识，就开始埋头吃饭，等旁边人想起来问我哪个中学毕业、同一届还有谁在京等关键细节的时候，我已经打着彬彬有礼的饱嗝以有事为由告退了。那一年年底，我光是混各省的同乡会饭局就混了18个省之多，按说应该适可而止了，因为第九个省以后的方言我基本上都是头天跟人现学的，发音极其惨烈，可是万恶的饥饿驱使我在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蹭饭路上越陷越深，我终于忍不住去了第十九个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的饭局。且不说我那几个从相声里学来的上海词儿是何等寒碜而我混在一群“的啦的呀”里面又是何等无助，最要命的是刚刚找到地儿坐下还没来得及夹菜就有人过来管我要“票子”——原来这上海同乡会兴的是和上海人民的气质浑然一体的AA制，还是饭前结清，跟前面那十八个省的免费吃喝大不一样。这次雪上加霜的蹭饭行动最终断送了我把祖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同乡会饭局一一蹭完的伟大理想。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国际会议中心经常在会后把所有人招呼到旁边的大堂里去吃自助餐，取餐的时候似乎也不用看脖子上挂的会议代表证，于是我就隔三差五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跑去鼓几下掌，然后满面学术笑容地跟随与会代表们鱼贯进入吃饭的大堂，拿着大盘盘在等候取餐的队伍里操着一口土鳖英语跟国际学者们有模有样地谈论着北京的天气。那段时间我蹭过从分子化学、量子力学、小行星到中亚考古、大熊猫繁殖等跨度极其巨大的会议饭，为了避免露馅，取到餐以后我总是绕开国内学人，直接和国际学者们坐在一桌，假装是香港过来交流的该领域研究生，在桌上的话题缓慢地从故宫、颐和园进入到专业领域之前，我一般都能迅速地把自己填饱而后消失。
自打上了研究生开始卖文为生以后，我基本上就结束了凄惨却快乐无比的蹭饭生涯，到后来成了家,天天和妻子在厨房里切磋厨艺，就更是由当年的蹭饭者变成了被蹭的人，常常要接待一茬又一茬以各种神奇的理由在吃饭的钟点登门造访的人。但蹭饭时代留下的影响还是难以消除的：我到现在吃饭的速度依然快得令妻子极为震惊，大概是因为每到吃饭的时候，我都还会不自觉地幻想自己正置身于某个遥远省份的同乡会或者某个深奥的国际学术会议的饭桌上。
局风 饭局金锁链
受邀参加饭局或者酒局，却带了没有受邀请的朋友去，在兰州方言里，叫“拉骆驼”——戈壁滩上的骆驼，总是一个牵一个，形成一大串，以防走失。这也说明，以兰州人的性格，拉朋友赴饭局，是件并不唐突的事，以至于会形成专用名词，但，我的朋友包子有次请吃饭，而且是在市中心最昂贵的自助海鲜，请的是四个人，来的却是十二个！这次史上最过分的“拉骆驼”事件，让包子极为恼火，他当场宣布，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座的每个人，都要轮流请客，请原班人马再吃一顿。每顿饭的预算，不得低于今天吃海鲜的费用！而且，他当场排好了班次，一个人一天，每个人都无法抵赖。
接下来的十二天，包子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每天早上，天都没亮，被安排请客的人，就会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他，用一种先声夺人的“我就知道如果我不打电话你就会耍赖”的口吻说：“今天该你了啊，自觉点！你打算在哪里请客？火锅？不行，我上次请的可是海鲜！”他还在十二个人中间建立了一种告密机制，假装和那些先请客的，或者请了比较贵的饭菜的朋友结盟，鼓励他们揭发别人的不满言辞，或者，在探听到了谁打算在较为便宜的地方请客之后，立刻打电话过去：“你好意思吗？我上次请的可是海鲜！”十二个人，从此被他牵住了牛鼻子，活在了饭局纳粹的淫威之下。
当然，曾是生意人的他，也深谙管理之道，知道一张一弛才是饭局之道，在饭局上，他大度地说：“大家也可以拉新的朋友加入嘛，不过，新加入的朋友，也要请大家吃一顿哦！”理论上，这样会导致参加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总有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每局必到，所以，饭局人数，总是奇迹般地维持在十二三个人的水平。这种模糊管理的手法，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佩服得五体投地。
开始我们只是迫于包子的淫威，不愿落下小气的名声而请吃饭，并不断拉新朋友加入，使得饭局一直持续，但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惊奇地发现，自月初我请了一次客之后，这个月我几乎没再花自己的钱吃过晚饭，每个晚上我都在被回请，而且都是很不错的地方，而且每顿饭都能认识新朋友！请一顿饭=三十顿饭+认识新朋友！原来，曾是生意人的包子不自觉地使用了一种低等的经济形式，对我们进行了组织管理，我们以朴素的“拉骆驼”手法，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饭局金锁链”！
在维持了三个月之后，“饭局金锁链”终于崩溃了，原因是，要想让饭局永远继续，就得永远有新朋友加入并且请客。以正常人交朋友的速度，是不足以维持这个“金锁链”运转的。“金锁链”崩断了，后遗症却留下了，每天下午4点，我都心神不宁地等在电话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印证着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先生那个著名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