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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生银行前总裁八城政基(Yashiro Masamoto)，退休后虽然还担任着该行的最高顾问，但已经将家小从东京移到了北京，每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
“到2004年8月为止，我对中国所知甚少。中国建设银行当时需要一位独立董事，找到了我。金融改革方面我算是正在日本实践的一个人，估计中国金融业也是要我从这个侧面为银行出一些主意，我就答应了。”八城对本刊记者说。
未想到的是，那以后中国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将八城牢牢地吸引了过来，不仅让他在中国找到了发挥其金融才干的机会，而且还让他对技术与企业革新的理念更加完美地发挥出来。年轻的时候，八城最憧憬的国家是美国，东渡美国在那里奋斗多年后，回到日本操刀金融，在日本金融改革大潮中出尽了风头，老了老了，最终看好的却是中国。
八城说：“我现在是大展 (Achievo) 集团的董事，我看到了软件开发中，日中两国间、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而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让大展集团在组织形态上、运营方式上与国际企业接轨，是这位金融家目前最感兴趣的一项任务。大展集团正在日本等国积极拓展软件开发的外包业务。
同样在北京，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中大三郎(Yamanaka Daisaburo)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在中国有数百名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开发规模在过去几年中增加了9倍。”
世界制造体系正在从发达工业国向最适宜地区转移，发达工业国已经不再是生产组装的据点。和工业技术紧密相关的软件开发，更是以极快的速度从技术使用国直接开发，向外包其他国家企业转变。
IT技术在改变世界
八城政基在接下新生银行以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重新调整该行的服务方式，再一件是率先在该行导入新的IT技术，用于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与速度。
“顾客签的一年保险，到了半年的时候，顾客需求会出现变化，顾客本身也会有很多变化。银行应该及时与顾客沟通，提供最适宜的服务。”八城回忆自己刚到新生银行以后立即做的工作时说。那以前，日本的银行在保险没有到期的时候是不会“打搅”顾客的，不能实现最及时贴切的服务，银行的信誉无从说起。
这需要新的IT系统来后台支持。“当时日本并没有现成的IT服务系统，让日本的公司开发起来费时费力。我当时决定向印度购买现成的软件。”八城说。拿其他国家的系统来为日本的银行服务，风险很大，特别是绝对不允许失败。八城是一点一点地试用，在能确保绝对不出问题后，才一举用新服务体制取代了旧的方式。
“我自己并不是技术专家，为了能确保在转换过程中不出问题，我每周要拿出一天时间专门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及时掌握技术发展的最新特点，让技术能立即服务于银行的工作。”八城说。
新生银行在以后的几年里，能区别于日本其他银行获得较高的美誉，与八城在技术层面上积极推进导入新系统是分不开的。对IT技术的评价能力、挑选眼力提高后，八城看到了IT技术推动革新的实力，知道日本有大量的软件开发需要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在离开新生银行后，当大展集团在日本开拓外包业务，找到八城时，他欣然地接受了该集团的邀请，并且把家都搬到了北京。
将近半数的软件需求在美日
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使用国。记者目前找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数字是：2004年，在全世界大约6000亿美元的软件市场规模中，美国占有40.2%的市场，日本是13.3%。德英法虽然也有个位数的份额，但相对都比较小，中国能排在法国的后面，拿到3.1%的份额，印度虽然号称是软件开发大国，但实际上在世界信息服务产业组织的统计中，尚连个位数的消费额度都没有拿下。估计在2004年以后市场份额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美日占绝大多数份额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那么，在全世界如果能横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组建一家软件开发机构，无疑将能获取很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企业的发展。
大展集团日本事业集团总裁李锦成(James Li)对本刊记者说：“大展集团在美国硅谷设有总部，在加拿大、德国、中国、日本有很强的开发队伍，今后正准备向其他国家拓展自己的据点。”
1800名中国雇员，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地的开发中心负责软件的开发工作。Java及网络技术、Web应用技术等多种语言的开发、手机软件的开发、系统工程搭桥等的设计支援、测试的提供，这些是大展集团的拿手业务。
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很强。对于这个既成概念，李锦成没有给予太多的评论，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在向技术教育大量投资，每年能有数十万的编程人员、开发人员、工程师在中国产生。光看看每年从中国的大学里毕业的IT方面人才的人数，就是印度的两倍。”李锦成言谈话语中显示了对中国本土软件开发能力的信心。多年在硅谷工作的李锦成，并没有向记者多说在美国、中国出生的软件工程师的人数、能力状况，谁都能对那里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
大展集团最先成立于2002年，通过并购的形式先后在美、日、德、中等国取得了发展，建立起横跨世界各国的软件开发网点，为的就是在外包业务上拿到市场的大头。
从全球2300名职员中1800名在中国的构成情况看，从公司主要负责经营、开发的组织形式看，大展是以中国人才为核心的团队。这个团队一开始就实现了中国软件智慧与国际需求的接轨，寻找到了与在国际舞台取得发展的模式。
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开发实力
在日本多年从事开发工作，现在在中国负责软件开发组织工作的山中大三郎对本刊记者说：“日本的软件开发能力很强，工程管理也特别优秀，但是金融企业对IT业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后，日本的I T技术人员立即显得不够用，而且日本人口的高龄化、生育率的降低，让日本的IT人才数量更加不足。”日本企业在软件开发方面对成本的控制当然非常严格，企业希望不断消减IT开发的费用，结果，“日本企业不得不将软件开发的一部分拿到中国来。”
与日本媒体把软件开发外包的报道焦点聚集在印度不同，山中谈到日本企业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设立的企业数量时，拿出了一个很冷静的数字：2004年日本大约在中国设立了70余家软件企业，在印度则只有几家。2004年以后虽然有变化，但没有出现日本去印度设立软件企业的数量超过中国的现象。
NEC(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金子肇(Kaneko Hazime)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工作了十余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对本刊记者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日语人才丰富，能直接用日语和中国员工沟通。”到了印度，拿“日本英语”和“印度英语”去努力沟通，其间不知会出现多少误差。日本的很多企业正是看好与中国在语言上的沟通便利，更愿意把软件的外包交给中国企业、中国职员。
中国自身的IT市场规模有多大？按日本CCID咨询公司的估算是，2007年能达到6000亿人民币，其中一大半是硬件的开发，软件开发基本上占到了将近一半。但是软件在整个IT中的比率正在逐年提升。中国的软件开发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用好中国软件开发的能力，自然是外资企业的一大注意点。目前大多数外资企业仅只是用了中国的人才从事部分软件的开发，但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开发，更重要的开发转移到中国来，届时与中国企业共赢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理念。用同等高的视线看中国，将是外资企业不可或缺的观察中国的方法。
中国企业也在开始走出国门。构筑全球化的企业组织体制，将直接关联着企业的成败。大展集团积极引进日本最尖端的人才来参与管理，也许是企业走向强盛的一个重要步骤。
“到2004年8月为止，我对中国所知甚少。中国建设银行当时需要一位独立董事，找到了我。金融改革方面我算是正在日本实践的一个人，估计中国金融业也是要我从这个侧面为银行出一些主意，我就答应了。”八城对本刊记者说。
未想到的是，那以后中国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将八城牢牢地吸引了过来，不仅让他在中国找到了发挥其金融才干的机会，而且还让他对技术与企业革新的理念更加完美地发挥出来。年轻的时候，八城最憧憬的国家是美国，东渡美国在那里奋斗多年后，回到日本操刀金融，在日本金融改革大潮中出尽了风头，老了老了，最终看好的却是中国。
八城说：“我现在是大展 (Achievo) 集团的董事，我看到了软件开发中，日中两国间、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而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让大展集团在组织形态上、运营方式上与国际企业接轨，是这位金融家目前最感兴趣的一项任务。大展集团正在日本等国积极拓展软件开发的外包业务。
同样在北京，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中大三郎(Yamanaka Daisaburo)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在中国有数百名软件开发技术人员，开发规模在过去几年中增加了9倍。”
世界制造体系正在从发达工业国向最适宜地区转移，发达工业国已经不再是生产组装的据点。和工业技术紧密相关的软件开发，更是以极快的速度从技术使用国直接开发，向外包其他国家企业转变。
IT技术在改变世界
八城政基在接下新生银行以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重新调整该行的服务方式，再一件是率先在该行导入新的IT技术，用于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与速度。
“顾客签的一年保险，到了半年的时候，顾客需求会出现变化，顾客本身也会有很多变化。银行应该及时与顾客沟通，提供最适宜的服务。”八城回忆自己刚到新生银行以后立即做的工作时说。那以前，日本的银行在保险没有到期的时候是不会“打搅”顾客的，不能实现最及时贴切的服务，银行的信誉无从说起。
这需要新的IT系统来后台支持。“当时日本并没有现成的IT服务系统，让日本的公司开发起来费时费力。我当时决定向印度购买现成的软件。”八城说。拿其他国家的系统来为日本的银行服务，风险很大，特别是绝对不允许失败。八城是一点一点地试用，在能确保绝对不出问题后，才一举用新服务体制取代了旧的方式。
“我自己并不是技术专家，为了能确保在转换过程中不出问题，我每周要拿出一天时间专门听取技术专家的意见，及时掌握技术发展的最新特点，让技术能立即服务于银行的工作。”八城说。
新生银行在以后的几年里，能区别于日本其他银行获得较高的美誉，与八城在技术层面上积极推进导入新系统是分不开的。对IT技术的评价能力、挑选眼力提高后，八城看到了IT技术推动革新的实力，知道日本有大量的软件开发需要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在离开新生银行后，当大展集团在日本开拓外包业务，找到八城时，他欣然地接受了该集团的邀请，并且把家都搬到了北京。
将近半数的软件需求在美日
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使用国。记者目前找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数字是：2004年，在全世界大约6000亿美元的软件市场规模中，美国占有40.2%的市场，日本是13.3%。德英法虽然也有个位数的份额，但相对都比较小，中国能排在法国的后面，拿到3.1%的份额，印度虽然号称是软件开发大国，但实际上在世界信息服务产业组织的统计中，尚连个位数的消费额度都没有拿下。估计在2004年以后市场份额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美日占绝大多数份额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那么，在全世界如果能横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组建一家软件开发机构，无疑将能获取很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企业的发展。
大展集团日本事业集团总裁李锦成(James Li)对本刊记者说：“大展集团在美国硅谷设有总部，在加拿大、德国、中国、日本有很强的开发队伍，今后正准备向其他国家拓展自己的据点。”
1800名中国雇员，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地的开发中心负责软件的开发工作。Java及网络技术、Web应用技术等多种语言的开发、手机软件的开发、系统工程搭桥等的设计支援、测试的提供，这些是大展集团的拿手业务。
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很强。对于这个既成概念，李锦成没有给予太多的评论，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在向技术教育大量投资，每年能有数十万的编程人员、开发人员、工程师在中国产生。光看看每年从中国的大学里毕业的IT方面人才的人数，就是印度的两倍。”李锦成言谈话语中显示了对中国本土软件开发能力的信心。多年在硅谷工作的李锦成，并没有向记者多说在美国、中国出生的软件工程师的人数、能力状况，谁都能对那里的大致情况有所了解。
大展集团最先成立于2002年，通过并购的形式先后在美、日、德、中等国取得了发展，建立起横跨世界各国的软件开发网点，为的就是在外包业务上拿到市场的大头。
从全球2300名职员中1800名在中国的构成情况看，从公司主要负责经营、开发的组织形式看，大展是以中国人才为核心的团队。这个团队一开始就实现了中国软件智慧与国际需求的接轨，寻找到了与在国际舞台取得发展的模式。
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开发实力
在日本多年从事开发工作，现在在中国负责软件开发组织工作的山中大三郎对本刊记者说：“日本的软件开发能力很强，工程管理也特别优秀，但是金融企业对IT业的投资迅速增加以后，日本的I T技术人员立即显得不够用，而且日本人口的高龄化、生育率的降低，让日本的IT人才数量更加不足。”日本企业在软件开发方面对成本的控制当然非常严格，企业希望不断消减IT开发的费用，结果，“日本企业不得不将软件开发的一部分拿到中国来。”
与日本媒体把软件开发外包的报道焦点聚集在印度不同，山中谈到日本企业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设立的企业数量时，拿出了一个很冷静的数字：2004年日本大约在中国设立了70余家软件企业，在印度则只有几家。2004年以后虽然有变化，但没有出现日本去印度设立软件企业的数量超过中国的现象。
NEC(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金子肇(Kaneko Hazime)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工作了十余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对本刊记者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日语人才丰富，能直接用日语和中国员工沟通。”到了印度，拿“日本英语”和“印度英语”去努力沟通，其间不知会出现多少误差。日本的很多企业正是看好与中国在语言上的沟通便利，更愿意把软件的外包交给中国企业、中国职员。
中国自身的IT市场规模有多大？按日本CCID咨询公司的估算是，2007年能达到6000亿人民币，其中一大半是硬件的开发，软件开发基本上占到了将近一半。但是软件在整个IT中的比率正在逐年提升。中国的软件开发能力在不断地提高。
用好中国软件开发的能力，自然是外资企业的一大注意点。目前大多数外资企业仅只是用了中国的人才从事部分软件的开发，但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开发，更重要的开发转移到中国来，届时与中国企业共赢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理念。用同等高的视线看中国，将是外资企业不可或缺的观察中国的方法。
中国企业也在开始走出国门。构筑全球化的企业组织体制，将直接关联着企业的成败。大展集团积极引进日本最尖端的人才来参与管理，也许是企业走向强盛的一个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