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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文章发现：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海外教育经历;经管类专业背景;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薪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首次突破了3万元，较2018年名义增长了8.9%。
2006年，Campbell提出了“家庭金融”这一概念，自此开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根据对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1年和2013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来说处于较低水平，仅为9.05%和9.09%，说明我国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方面存在着“有限参与”难题，研究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不少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探索。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实证分析了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复杂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王永海和周为（2013）提出，教育背景可以细分为学历程度、院校属性、专业背景和海外背景四个指标，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海外教育背景作为主要变量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将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背景分为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两个变量分别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的影响。
（一）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1.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教育背景和以此为基础增长的人力资本，是导致家庭及个体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成员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收入和财富水平往往相对较高（许家云等，2014）;基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过对人进行投资，可以增加个体的未来货币收入，胥传孝和林晓棠（2005）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接受海外教育的投资收益上进行分析，发现海外教育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积聚人力资本，提升受教育者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的总体生活水平;此外，海外教育经历具有帮助受教育者能力养成的作用，包括对多国文化的敏感度和包容度、对不同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因此在寻求工作时也可以更多的得到雇主的青睐（Crossman，2010）。教育背景在个人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经历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Cooper，2016），而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史代敏等，2005）。
2.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由于海外教育和国内教育的教育方式存在差异，而且受国外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熏陶，家庭成员是否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在家庭资产投资决策时往往会表现出差异性（Harrison等，2007）。Tubin等（2008）在对以色列在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追踪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在美留学的以色列留学生既接受和拥有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也对以色列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保留。此外，不同文化、思想的融合也会对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产生影响（Hambrick，1984），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个体成员对风险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Harrison等，2007），王永海和周为（2013）在对公司高管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更有助于公司高管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获得稳定的收益。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和海外背景的居民更偏向于持有高风险资产，其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低，而居民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和参与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段军山等，2016）。
3. 家庭成员在家庭投资决策中的干预比分析
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家庭投资决策者中70.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9岁，家庭成员中父母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68.2%，子女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13.88%（甘犁等，2015），由此可见，家庭投资决策者绝大部分以父母为主。由于家庭成员不同个体的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分别对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比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2：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3：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4：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5：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6：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经管类专业背景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理论上说，居民拥有经管相关的专业背景，其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也就越多，越容易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金融知识较少的居民往往储蓄较少，家庭财富积累较低，因此，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较低（Jappelli，2015），而家庭成员关注金融经济信息及提高金融计算能力则会显著降低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排斥，实现家庭金融的有效释放（张号栋等，2016）;孟亦佳（2014）通過实证研究证明，家庭成员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提高家庭的风险资产参与率，而且居民的金融专业知识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金融专业知识的储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股票的占有量增多（张号栋等，2014）。萧端和吕俞璇（2018）将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进行细分，得出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的股市参与率，但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对专业背景的作用力起到约束的效果。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专业背景会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孟亦佳，2014），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的家庭投资决策者其金融素养和金融认知能力更强，因此家庭中对风险资产的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度也会相应提高但是随着家庭成员专业背景的增强，家庭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更注重运用专业知识的分析来进行投资组合的配置，而不仅仅是依赖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萧端等，201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7：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降低家庭成员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正向影响。
H8：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降低家庭成员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正向影响。
三、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風险资产配置的关系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及变量定义
本文样本数据均来源于 CHFS数据库2015年的数据，根据研究需求，本文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筛选处理，最终获得12815个家庭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
具体变量定义如下所示：
1. 被解释变量
（1）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家庭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一种或多种时赋值为1，否则为0。
（2）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家庭中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数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
2. 解释变量
（1）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父母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子女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父母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 调节变量
经管类专业背景：家庭成员是否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二）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研究需求，分别构建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进行分析，各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1.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侧面说明了对子女教育的资金投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家庭对于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积极性，唐珺等（2008）指出，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和教育花费的增多，会挤出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投资;而且，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往往具有利他性，史代敏和宋艳（2005）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支出会减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量。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相关系数为1.147，为三者之中的最大值，说明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方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个及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的正确性。
家庭成员经管类专业背景变量在单独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时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而在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下，却削弱了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变量作用的相互抵消下，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效应下降为0.163，同样，家庭成员经管类专业背景与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两者的影响效应相互抵消后，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下降为0.377，经管类专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作用。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经管类专业背景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在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能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之前的假设7的拟定存在一定偏差，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而家庭中仅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会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2.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假设4、假设5和假设6的准确性。
海外教育经历与经管类专业背景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与其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是一致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之前的假设8的拟定存在一定偏差，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降低家庭中风险资产参与度，而家庭中仅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会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变量法和跨时间样本分析两种方法，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不论是将因变量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替换为家庭股票市场参与，还是将时间样本切换到2017年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都可以得出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背景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父母和子女均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其次是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而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的相关系数最低。在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对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的约束作用上看，经管类专业背景对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存在抑制效应，而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之间实证分析关系的稳健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的12815个家庭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通过构建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分别对海外教育背景对我国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相关结论。
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均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體来说，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均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而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为三者最弱。本文将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与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是却不影响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
参考文献：
[1]王永海，周为.公司最高决策者教育背景与公司风险承受关系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06）：30-35.
[2]王琎，吴卫星.婚姻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14（03）：100-112.
[3]胥传孝，林晓棠.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出国留学成本与收益分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5（06）：96-99.
[4]许家云，刘廷华，李平.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J].经济科学，2014（01）：90-101.
[5]萧端，吕俞璇.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06）：80-95.
[6]孟亦佳.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01）：132-142.
[7]张号栋，尹志超.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6（07）：80-95.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关键词：海外教育经历;经管类专业背景;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薪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首次突破了3万元，较2018年名义增长了8.9%。
2006年，Campbell提出了“家庭金融”这一概念，自此开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根据对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1年和2013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来说处于较低水平，仅为9.05%和9.09%，说明我国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方面存在着“有限参与”难题，研究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不少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探索。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实证分析了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复杂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王永海和周为（2013）提出，教育背景可以细分为学历程度、院校属性、专业背景和海外背景四个指标，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海外教育背景作为主要变量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将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背景分为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两个变量分别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的影响。
（一）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1.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教育背景和以此为基础增长的人力资本，是导致家庭及个体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成员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收入和财富水平往往相对较高（许家云等，2014）;基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过对人进行投资，可以增加个体的未来货币收入，胥传孝和林晓棠（2005）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接受海外教育的投资收益上进行分析，发现海外教育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积聚人力资本，提升受教育者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的总体生活水平;此外，海外教育经历具有帮助受教育者能力养成的作用，包括对多国文化的敏感度和包容度、对不同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因此在寻求工作时也可以更多的得到雇主的青睐（Crossman，2010）。教育背景在个人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经历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Cooper，2016），而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史代敏等，2005）。
2.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由于海外教育和国内教育的教育方式存在差异，而且受国外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熏陶，家庭成员是否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在家庭资产投资决策时往往会表现出差异性（Harrison等，2007）。Tubin等（2008）在对以色列在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追踪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在美留学的以色列留学生既接受和拥有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也对以色列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保留。此外，不同文化、思想的融合也会对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产生影响（Hambrick，1984），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个体成员对风险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Harrison等，2007），王永海和周为（2013）在对公司高管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更有助于公司高管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获得稳定的收益。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和海外背景的居民更偏向于持有高风险资产，其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低，而居民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和参与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段军山等，2016）。
3. 家庭成员在家庭投资决策中的干预比分析
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家庭投资决策者中70.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9岁，家庭成员中父母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68.2%，子女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13.88%（甘犁等，2015），由此可见，家庭投资决策者绝大部分以父母为主。由于家庭成员不同个体的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分别对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比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2：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3：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4：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5：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6：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经管类专业背景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理论上说，居民拥有经管相关的专业背景，其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也就越多，越容易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金融知识较少的居民往往储蓄较少，家庭财富积累较低，因此，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较低（Jappelli，2015），而家庭成员关注金融经济信息及提高金融计算能力则会显著降低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排斥，实现家庭金融的有效释放（张号栋等，2016）;孟亦佳（2014）通過实证研究证明，家庭成员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提高家庭的风险资产参与率，而且居民的金融专业知识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金融专业知识的储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股票的占有量增多（张号栋等，2014）。萧端和吕俞璇（2018）将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进行细分，得出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的股市参与率，但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对专业背景的作用力起到约束的效果。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专业背景会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孟亦佳，2014），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的家庭投资决策者其金融素养和金融认知能力更强，因此家庭中对风险资产的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度也会相应提高但是随着家庭成员专业背景的增强，家庭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更注重运用专业知识的分析来进行投资组合的配置，而不仅仅是依赖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萧端等，2018）。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7：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降低家庭成员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正向影响。
H8：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降低家庭成员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正向影响。
三、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風险资产配置的关系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及变量定义
本文样本数据均来源于 CHFS数据库2015年的数据，根据研究需求，本文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筛选处理，最终获得12815个家庭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
具体变量定义如下所示：
1. 被解释变量
（1）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家庭中是否持有风险金融资产一种或多种时赋值为1，否则为0。
（2）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家庭中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数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
2. 解释变量
（1）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父母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子女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家庭中父母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人或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 调节变量
经管类专业背景：家庭成员是否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二）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研究需求，分别构建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进行分析，各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1.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侧面说明了对子女教育的资金投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家庭对于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积极性，唐珺等（2008）指出，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和教育花费的增多，会挤出家庭对于风险资产的投资;而且，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往往具有利他性，史代敏和宋艳（2005）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家庭对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支出会减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量。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相关系数为1.147，为三者之中的最大值，说明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方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且子女有一个及以上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假设1、假设2和假设3的正确性。
家庭成员经管类专业背景变量在单独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时表现出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而在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下，却削弱了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在两个变量作用的相互抵消下，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效应下降为0.163，同样，家庭成员经管类专业背景与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两者的影响效应相互抵消后，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下降为0.377，经管类专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作用。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经管类专业背景交互项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在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能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之前的假设7的拟定存在一定偏差，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而家庭中仅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会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2. 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程度要小于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以上实证分析证明了假设4、假设5和假设6的准确性。
海外教育经历与经管类专业背景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与其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是一致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之前的假设8的拟定存在一定偏差，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降低家庭中风险资产参与度，而家庭中仅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并不会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变量法和跨时间样本分析两种方法，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不论是将因变量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替换为家庭股票市场参与，还是将时间样本切换到2017年的数据样本进行分析，都可以得出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背景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父母和子女均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其次是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而子女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的相关系数最低。在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对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的约束作用上看，经管类专业背景对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存在抑制效应，而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验证了本文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之间实证分析关系的稳健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的12815个家庭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通过构建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分别对海外教育背景对我国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的相关结论。
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均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體来说，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均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父母拥有海外教育经历，而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为三者最弱。本文将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与海外教育经历的交互作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是却不影响子女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
参考文献：
[1]王永海，周为.公司最高决策者教育背景与公司风险承受关系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06）：30-35.
[2]王琎，吴卫星.婚姻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14（03）：100-112.
[3]胥传孝，林晓棠.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出国留学成本与收益分析[J].工业工程与管理，2005（06）：96-99.
[4]许家云，刘廷华，李平.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J].经济科学，2014（01）：90-101.
[5]萧端，吕俞璇.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06）：80-95.
[6]孟亦佳.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4（01）：132-142.
[7]张号栋，尹志超.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6（07）：80-95.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