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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2日，《南京!南京!》全国公映，反响强烈。影片是从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开始，尽管有大批的国民党士兵溃逃出城，但与此同时，也仍然有大量不愿意投降的士兵留了下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展开了无望而惨烈的抵抗。在抵抗最终失败之后，在数十万中国人的鲜血终于染红长江之后，南京城沦为一片死地。唯一尚有生机存留的，就是位于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然而在日军的眼中，所谓“安全区”，只不过是一个囤积了大量女性资源的“仓库”。南京保卫战到底打的怎么样?“安全区”是什么机构以及产生了多大作用?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
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分三路涌向南京，右路沿京沪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水进攻，左路由太湖南侧迂回，对三面环山、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日军向南京进攻。参与进攻的日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自从命令下达后，日军变成了到处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闯进平民家中，一路烧杀淫掠。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3个宪兵团，包括第2军团(第41、第48师)、第66军(第159、第160师)、第71军(第87师)、第72军(第88师)、第74军(第51、第58师)、第78军(第36师)、第83军(第154、第156师)、教导总队(第103、第112师)以及宪兵部队3个团，士兵共15万人，参加南京保卫战。其中，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87师、88师和36师，以及由陆军学校35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
由于这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2月7日，日军攻击部队已经逐渐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防线。8日，日本的军队完全占领了南京的外围阵地。同时，南京卫戍部队准备以南京的城垣为依托，同日本军队进行最后的较量。
12月10日午后1点，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拼杀。
战事最为惨烈的要数雨花台、紫金山等几个地方。当日军第6师团攻打到雨花台阵地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刚从淞沪战场转战到这里的第88师和第51师。朱赤是88师262旅少将旅长，素有“儒将”之称。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朱赤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将导火索串连起来，冲到阵地前沿与日军同归于尽，以身殉国。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的情况下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紫金山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一天以后，雨花台失守，紫金山主峰危在旦夕，日军正在形成对南京的四面合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从12月8日至12日，5天的战争中，南京守军除守卫栖霞山的83军、龙潭的第2军团和铁路沿线的广东军159师、160师损失不大外，守城的74军伤亡惨重，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88师4个团，除528团团长外，其余5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7000多人。
按照突围计划，其余中国军队主力均应从日军正面阵地突围，但多数高级指挥官未服从指挥，甚至放弃部队，造成大批部队涌向江边渡口。在突围作战中，作为广东地方部队的第66军、第83军主力在军长叶肇、邓龙光指挥下，从正面突破日军阵地。两个军在突围过程中被打散，部队各自为战，遭受重大损失后分头突出重围。原本防守乌龙山要塞的第41师、第48师擅自渡江逃跑，导致日军直接杀向城内守军的唯一退路——下关码头。12月12日晚撤退命令下达后，中国军队各部在混乱中进行撤退，其中自行通过下关码头渡江的大批部队争先抢渡。由于大部分官兵无船可渡，一些官兵制造木筏渡江，在渡江过程中大批士兵溺死或被日军打死。作为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德械部队第87师、第88师，教导总队的第103师、第112师以及广东部队第83军156师，除少数人渡江外，数万未渡江官兵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大屠杀中的“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15日，日军将2000余名中国军警人员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存。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人被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1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南京约有1/3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是这样描述“南京大屠杀”情形的：“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从1937年12月上旬到1938年2月上旬，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的整个期间，20多位西方侨民始终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并不顾日方当局的一再拒绝承认，建立起了“南京安全区”(又称“南京难民区”)。在1937年12月8日日军对南京城区发起总攻时，“南京安全区”发布布告，向难民正式开放。约有25万难民涌入安全区，其中有7万多妇女、儿童与老弱病残人员被安排住进25个难民收容所内。另外，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也接纳了数万名难民。这些西方侨民以人道主义精神、非凡的正义与 勇气，不顾危险与劳累，对危难中的南京难民进行了全力的救助与保护，对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进行无畏的抵制与抗击。
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拉贝，除了忙于整个安全区的工作外，还在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的住宅内设立了一个小型难民所，收留救护了近百名难民。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主要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农民以及溃散的中国军队官兵。难民所负责人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不仅在这个难民所里收容、救护了3万多中国军民，而且还阻挠日军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关心与帮助栖霞寺和尚设立的难民所。辛德贝格还几次冒着危险与风雪严寒，开车送食品进城提供给“安全区”的难民，送被日军残害致伤的中国难民进城医治，又从城里“安全区”医院与“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那里取得药品、绷带，请来护士，在水泥厂难民所中开设诊疗所。
这些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中、甚至在自己的家中，冒着危险，救助了一些隐藏在难民中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如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密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后来他们都被安全送出南京。这些西方侨民还每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并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冲破日方的阻挠，以种种方法，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与南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揭露与控告。这其中最为人注目与称道的有：1937年12月15日，贝德士等人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新闻稿《南京一瞥》等，提供给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使用，德丁等西方记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还有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中偷偷拍摄了记录日军暴行的电影记录片，在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成为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的影像文献资料。
由于日本侵略军乃是一支奉行军国主义的军队，野蛮成性，言而无信，无视国际公法的存在，因此在安全区内，仍犯下了杀、奸、烧、抢等骇人听闻的血腥罪行。攻陷南京的当天，日军第一次侵入安全区，就杀死20名难民。日军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安全区来强奸妇女。如12月15日，日军闯入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当场强奸30多人。尽管日军在安全区内施行了杀、奸、烧、抢等种种暴行，但是由于国际委员会及所有留在南京的外侨进行了积极、认真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安全区内大多数难民的安全。
1938年1月30日，日军宣布“所有难民必须于2月4日重返故居，否则日军将强迫难民出收容所。”2月18日，存在了近3个月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将这一决定同时通知了美、英、德三国驻华使馆。至此，安全区的工作基本结束。
历史不容篡改
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分极右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如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看法，日本有些人认为死亡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这些扭曲历史事实的说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对此，国内学术界加强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第一，反击日本虚构派歪曲事实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日本荒谬言论诸如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中日双方都没有大屠杀报道、尸体掩埋虚假报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最近几年来，上海科学院研究员程兆奇围绕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日军屠杀令、“百人斩”真相、《拉贝日记》的真实性、日军军风军纪等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日本虚构派的言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批驳。另外，他还选择了虚构派数本代表作如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南京事件的总括》、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的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等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理性的评议。
第二，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方面。学界经过不懈努力，对南京大屠杀背景、南京保卫战、侵华日军部队的构成、战前南京人口变化、日军烧杀淫掠暴行、遇难人员尸体掩埋、伪自治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大屠杀原因、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个案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根据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阵中日记等新发现的史料，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中山门外的屠杀暴行进行了深入考察：《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则通过海外资料和口述调查对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两个难民所进行了广泛调查，揭示了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大屠杀期间救济数万难民的事实。另外，诸如侵华日军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暴行也都有专文探讨。在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人数问题上，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新发现了一些慈善团体曾参加埋尸活动的资料，他研究后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4.6万余具尸体分别为慈善团体、私人和伪政权收埋。这比他原来研究的结果22.7万具要多出1.9万具。
第三，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方面。最近几年来，学术界特别重视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研究。2005年8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从反人类暴行的角度比较了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也是这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孙宅巍著文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进程，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则考察了南京市民包括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指出了民众对大屠杀史实记忆与感情记忆之间的差异。
责任编辑 王凯
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分三路涌向南京，右路沿京沪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水进攻，左路由太湖南侧迂回，对三面环山、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日军向南京进攻。参与进攻的日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自从命令下达后，日军变成了到处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闯进平民家中，一路烧杀淫掠。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3个宪兵团，包括第2军团(第41、第48师)、第66军(第159、第160师)、第71军(第87师)、第72军(第88师)、第74军(第51、第58师)、第78军(第36师)、第83军(第154、第156师)、教导总队(第103、第112师)以及宪兵部队3个团，士兵共15万人，参加南京保卫战。其中，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87师、88师和36师，以及由陆军学校35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
由于这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2月7日，日军攻击部队已经逐渐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防线。8日，日本的军队完全占领了南京的外围阵地。同时，南京卫戍部队准备以南京的城垣为依托，同日本军队进行最后的较量。
12月10日午后1点，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拼杀。
战事最为惨烈的要数雨花台、紫金山等几个地方。当日军第6师团攻打到雨花台阵地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刚从淞沪战场转战到这里的第88师和第51师。朱赤是88师262旅少将旅长，素有“儒将”之称。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朱赤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将导火索串连起来，冲到阵地前沿与日军同归于尽，以身殉国。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的情况下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紫金山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一天以后，雨花台失守，紫金山主峰危在旦夕，日军正在形成对南京的四面合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从12月8日至12日，5天的战争中，南京守军除守卫栖霞山的83军、龙潭的第2军团和铁路沿线的广东军159师、160师损失不大外，守城的74军伤亡惨重，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88师4个团，除528团团长外，其余5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7000多人。
按照突围计划，其余中国军队主力均应从日军正面阵地突围，但多数高级指挥官未服从指挥，甚至放弃部队，造成大批部队涌向江边渡口。在突围作战中，作为广东地方部队的第66军、第83军主力在军长叶肇、邓龙光指挥下，从正面突破日军阵地。两个军在突围过程中被打散，部队各自为战，遭受重大损失后分头突出重围。原本防守乌龙山要塞的第41师、第48师擅自渡江逃跑，导致日军直接杀向城内守军的唯一退路——下关码头。12月12日晚撤退命令下达后，中国军队各部在混乱中进行撤退，其中自行通过下关码头渡江的大批部队争先抢渡。由于大部分官兵无船可渡，一些官兵制造木筏渡江，在渡江过程中大批士兵溺死或被日军打死。作为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德械部队第87师、第88师，教导总队的第103师、第112师以及广东部队第83军156师，除少数人渡江外，数万未渡江官兵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大屠杀中的“安全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15日，日军将2000余名中国军警人员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存。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人被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1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南京约有1/3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是这样描述“南京大屠杀”情形的：“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值得庆幸的是，从1937年12月上旬到1938年2月上旬，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的整个期间，20多位西方侨民始终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并不顾日方当局的一再拒绝承认，建立起了“南京安全区”(又称“南京难民区”)。在1937年12月8日日军对南京城区发起总攻时，“南京安全区”发布布告，向难民正式开放。约有25万难民涌入安全区，其中有7万多妇女、儿童与老弱病残人员被安排住进25个难民收容所内。另外，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也接纳了数万名难民。这些西方侨民以人道主义精神、非凡的正义与 勇气，不顾危险与劳累，对危难中的南京难民进行了全力的救助与保护，对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进行无畏的抵制与抗击。
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拉贝，除了忙于整个安全区的工作外，还在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的住宅内设立了一个小型难民所，收留救护了近百名难民。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主要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农民以及溃散的中国军队官兵。难民所负责人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不仅在这个难民所里收容、救护了3万多中国军民，而且还阻挠日军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关心与帮助栖霞寺和尚设立的难民所。辛德贝格还几次冒着危险与风雪严寒，开车送食品进城提供给“安全区”的难民，送被日军残害致伤的中国难民进城医治，又从城里“安全区”医院与“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那里取得药品、绷带，请来护士，在水泥厂难民所中开设诊疗所。
这些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中、甚至在自己的家中，冒着危险，救助了一些隐藏在难民中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与军官。如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密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后来他们都被安全送出南京。这些西方侨民还每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并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冲破日方的阻挠，以种种方法，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与南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揭露与控告。这其中最为人注目与称道的有：1937年12月15日，贝德士等人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新闻稿《南京一瞥》等，提供给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使用，德丁等西方记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还有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中偷偷拍摄了记录日军暴行的电影记录片，在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成为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的影像文献资料。
由于日本侵略军乃是一支奉行军国主义的军队，野蛮成性，言而无信，无视国际公法的存在，因此在安全区内，仍犯下了杀、奸、烧、抢等骇人听闻的血腥罪行。攻陷南京的当天，日军第一次侵入安全区，就杀死20名难民。日军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安全区来强奸妇女。如12月15日，日军闯入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当场强奸30多人。尽管日军在安全区内施行了杀、奸、烧、抢等种种暴行，但是由于国际委员会及所有留在南京的外侨进行了积极、认真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安全区内大多数难民的安全。
1938年1月30日，日军宣布“所有难民必须于2月4日重返故居，否则日军将强迫难民出收容所。”2月18日，存在了近3个月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并将这一决定同时通知了美、英、德三国驻华使馆。至此，安全区的工作基本结束。
历史不容篡改
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分极右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如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看法，日本有些人认为死亡人数只有1万人左右。这些扭曲历史事实的说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对此，国内学术界加强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第一，反击日本虚构派歪曲事实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日本荒谬言论诸如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中日双方都没有大屠杀报道、尸体掩埋虚假报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最近几年来，上海科学院研究员程兆奇围绕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日军屠杀令、“百人斩”真相、《拉贝日记》的真实性、日军军风军纪等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日本虚构派的言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批驳。另外，他还选择了虚构派数本代表作如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南京事件的总括》、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的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等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理性的评议。
第二，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方面。学界经过不懈努力，对南京大屠杀背景、南京保卫战、侵华日军部队的构成、战前南京人口变化、日军烧杀淫掠暴行、遇难人员尸体掩埋、伪自治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大屠杀原因、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个案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根据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阵中日记等新发现的史料，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中山门外的屠杀暴行进行了深入考察：《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则通过海外资料和口述调查对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两个难民所进行了广泛调查，揭示了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大屠杀期间救济数万难民的事实。另外，诸如侵华日军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暴行也都有专文探讨。在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人数问题上，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新发现了一些慈善团体曾参加埋尸活动的资料，他研究后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4.6万余具尸体分别为慈善团体、私人和伪政权收埋。这比他原来研究的结果22.7万具要多出1.9万具。
第三，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方面。最近几年来，学术界特别重视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研究。2005年8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从反人类暴行的角度比较了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也是这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孙宅巍著文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进程，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则考察了南京市民包括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指出了民众对大屠杀史实记忆与感情记忆之间的差异。
责任编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