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会做鞋，而且做得相当精致，这在村里是很有名的。
　　每当天高气爽的秋季，母亲一大早就起床了，生火熬上一大锅稠稠的粥浆，把家里所有已经穿破的衣物清理出来，卸下一扇门板，就坐到煦暖的太阳里打布壳。母亲把碎布条一块块抹平、铺在门板上、刷上粥浆，然后再贴一层布上去，晾干之后就成了布壳，挺括、结实，做成的千层底布鞋既温暖又经磨耐穿。
　　每年，母亲都要给我们三兄弟每人缝制一双布鞋。冬天的夜里，凑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制布鞋几乎是母亲的“必修课”。母亲做鞋时的神情是专注而又虔诚的，先是在腿上叠一块布，避免把鞋面弄脏了，然后右手捏针，左手握着鞋底，针线在厚厚的鞋底上穿梭着，长长的鞋线在母亲手中眼花缭乱地翻舞着，扯得呼呼生风，针钝了就往头皮上擦几下，手麻了就用力地甩一甩，母亲往往一做就是大半夜。每每早上我们醒来时，一双崭新的鞋子已经在桌上了。当我们三兄弟躲在被窝里兴奋地猜测着谁将是鞋子的主人时，忙了一夜的母亲又揉着红肿的眼睛在为我们准备早餐了。
　　小时的我很顽劣，每次一穿上新鞋就满世界地去炫耀，不出一两天，鞋面就被撕开一道道口子，伤痕累累，为此没少挨骂。有时鞋底湿得可以拧出水来，我就脱下往火炉边一丢，又跑得无影无踪。当母亲寻着浓烈的焦布味把布鞋从火炉边拿下来时，鞋子已经烧成了两块黑猪肝。结果就不必说了，我是被母亲拧着耳朵揪回家的，屁股也会红肿得两天只能趴在床上睡觉。当我能够从床上爬起来时，床头已经放了一双新鞋，是母亲花两个通宵赶制出来的。在母亲朴素的思想里，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鞋穿，将是她的耻辱。
　　 大一那年冬天，当我带着一脚的冻疮回家时，母亲心疼极了，捧着我红肿的脚连声责怪我，怎么不穿她邮寄给我的棉鞋。“知道你那边冷，我还特意多加了一层棉花呢！”母亲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让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悸痛。其实，那双棉鞋我穿过一次，的确非常暖和，就像小时睡觉把脚伸到母亲怀里一样，舒服无比。但是，与周围同学脚上时尚的李宁牌和各种品牌皮鞋相比，母亲做的棉鞋就显得那样灰头土脸，那样貌不出众。当同学用一双双考古般的眼睛聚焦在我的鞋子上时，我的脚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冷汗，一股彻骨的耻辱感从脚底漫上心头。在别人的哄笑声中我落荒逃回寝室，一气之下把棉鞋踢到床底的角落里，全然不去想母亲做鞋时熬了多少个夜，为了给我寄鞋又爬了多少公里的山路。当冻疮在我脚上肆意疯长的时候，我却还在埋怨母亲的狠心，咒骂她的小气，怎么舍不得用卖鸡蛋攒积的钱为我买一双保暖又长面子的“老人头”皮鞋。现在回想起年少时的少不更事，我心中不由愧疚万分。
　　 记得上次“五·一”节回家，因找一张童年的照片，我打开了母亲房间里的一个箱子。当箱子打开的那一瞬间，我呆住了，那是怎样的一个箱子啊：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布鞋，一双紧挨着一双，有长有短，竟然还有一两岁小孩穿的那种。这时，我才记起了母亲曾在电话里说过的话：我眼睛不中用了，穿针线都看不清楚，多做一会儿眼泪就流个不停，恐怕以后你们穿不上我做的鞋了。说这话时，母亲很伤感，更有一丝壮志未酬的悲叹。然后，母亲又很认真对我说，趁我现在还能做，我要做几双鞋留给我的孙子穿。我笑着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现在的小孩儿谁还穿那种土气的棉鞋啊！母亲当时肯定是生气了，从她那急促的话语里可以听出来。母亲说，你知道什么，小孩穿棉鞋学走路是最快的。在母亲的生命里，也许只有两件事让她引以为傲：一是我考上大学，另一件事就是她做鞋的手艺了。然而就是自己最拿手的事，却因身体原因而力不从心时，可想而知母亲心中的那份悲怆是无以复加的。母亲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放下手中捏了几十年的针，于是就趁自己还勉强能够做活儿的时候，为我们、为她未来的孙辈、也为自己留下了这么一大箱新鞋。当然，母亲还会做下去，还会有另一箱新鞋诞生，直到她实在做不了的那天为止。
　　母亲也许知道，我们并不一定会穿上她做的鞋，但她只是想为她的儿子，为她未来的孙辈们做点她能够做的，她所做的这一切并不为了得到什么，只是想用一针一线来告诉我们，她在爱着我们。母爱的表达有很多种方式，我那平凡可敬的母亲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她的爱缝进布鞋里，用那密织的针脚，含蓄而又深情地倾注着对我们的舐犊之情和诉说不尽的慈爱。其实，布鞋里不仅缝进母亲对我们的爱，也寄托着母亲对我们做人处事的期望：千层底虽厚，却是那般容易被水浸湿，想要不湿脚，只有不在河边行走。这和母亲从小就教我们要做个行得端、走得正的堂堂正正的人的道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母爱无言，但针针线线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