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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楚九(1872～1931)这位曾经的药业巨子在旧上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趣的是，他的很多作为和当下炙手可热的商场新贵史玉柱颇为神似。
黄楚九出生于浙江省佘姚县历山镇桃源村，是明末大学者黄宗羲的后裔。黄楚九的父亲黄知异是当地著名的中医眼科医生，黄家在治疗眼疾以及配制各类眼科用药上有独到之处。黄楚九是小妾所生，他和他的母亲在黄知异去世之后，便失去了保护，只得去上海谋生。幸运的是，黄知异的正妻和嫡出的两个儿子对黄知异的生意毫无兴趣，以至于常年给他打下手的妾和庶出的儿子黄楚九得了家传。1887年，黄家母子来到上海，黄母蒋氏开了一家治疗眼疾的医馆以维持生计和供儿子继续读书求功名，这一年黄楚九15岁。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大城市，被称为“远东明珠”、“东方巴黎”，是中国的经贸中心和工业中心，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有一种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气氛，人们对金钱的兴趣已远大于对功名的渴望，成功的商人被称为大亨，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黄楚九心思已经无法为四书五经所束缚了，他想创业。当然，他知道一旦把想辍学的打算告诉母亲，母亲非跟他闹翻不可。
有一天，他终于告诉蒋氏他认识了一个人，此人是上海滩的“浆糊大王”。黄楚九硬拉着蒋氏听完了“浆糊大王”的发迹史。公共租界宝善街上，有个外地青年身五分文，无依无靠，但他又不愿意与流氓、乞丐为伍。他整天走街串巷，寻找活命的生计。在游荡的过程中，他发现街面上，无论大店小店，都需要浆糊糊各种东西、商标和信封，因为手头没有，往往跑来跑去借讨，很是不便。这位青年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他脱下外衣，去当铺当了一百文钱，花三十多文买了一只瓦钵，六十文买了面粉，剩下的钱去老虎灶打了开水。他冲调好浆糊，又在马路上检取香烟盒。这样，一只只装满浆糊的香烟盒被分送到各家店铺。店家很满意，有的给个三两文，有的先不给。给的，他说声谢谢，不给的，他也不索取。一天下来，居然累计有一百多枚铜钱，第二天，他又做了同样的事，大店当场付款，小店暂不给现款，月底结算。三个月后，他已稍有积蓄，便向福州路等处扩展业务，颇受欢迎。以每月向每店收取一百文计算，一千家店就可以收到上千元，一年之后收入相当可观。他并不满足，继续向上海滩各条马路发展，几年之后，他终于成了上海滩有名的“浆糊大王”，买了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娶妻生子，成了阔佬。这件事看上去多少有点传奇色彩，但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完全是可能的。“浆糊大王”实现了商业模式上的创新，通过配送浆糊，给商家节约了时间成本，为客户提供了增值服务，所以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小小的产业。可以说，“浆糊大王”卖的不仅仅是浆糊，更多的是服务。
黄楚九自从结识“浆糊大王”以后，对他非常崇拜。“浆糊大王”也很喜欢这个少年，二人交了朋友，并经常请他去家里玩。这也许是黄楚九是小妾所生，从小就很懂事的缘故。“浆糊大王”的成功对黄楚九是个不小的刺激，功名仕途已对他失去了吸引力。蒋氏听完这个故事，知道儿子不可能再静下心来读书了，同时上海的日新月异对她不能说没有影响。她居然认可了黄楚九的人生抉择。这样，蒋氏在家给人看病，儿子外出卖药，上了“社会大学”。
黄楚九走上社会之后，陆续认识了一些江湖艺人，严格意义上说，在城隍庙得意楼前摆摊卖药兼看病的黄楚九也算是江湖艺人。和其他那些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相比，黄楚九有他的优势——他的东西是真的。他那些说唱艺人朋友们时常把黄楚九和他的药编进唱词里，恭维一下，同时，他还常常免费为一些人治病送药，得了他好处的人自然会给他免费宣传。口口相传，有点“病毒式营销”的意思，很快黄楚九的名字在城隍庙一带就响了起来。黄楚九出售的药有四神丸、圣灵解毒丸、名目菊花散、珍珠虎液膏等十几种，逢人便说是根据祖传秘方制成。他的宣传有些夸大，但东西是有效的。随着黄楚九的生意逐渐兴隆，社会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他被衙门拘捕了。有人举报他卖春药，知县一怒之下，不容分说，先责打四十大板，然后鸣锣游街，以示惩戒。蒋氏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几个至交艺人的帮助，总算凑足了一笔银子，设法打通了衙门关节，将皮开肉绽的黄楚九领回了家。黄楚九开始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后经人指点，才明白是自己不懂当地的“规矩”，没有孝敬城隍庙一代的青帮、地头蛇和巡捕。
两年之后，黄家母子终于积攒了一笔资金，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租下一幢石库门的房子，正式开设中药铺——异授堂。药店保留了黄楚九摆地摊时的特色，若是穷人或老人、小孩来看病，则由蒋氏免费应诊，黄楚九抓药，病人多时，黄楚九也看病。店里备有药炉、炭火等物，可供病家借用，还有热水壶和茶杯，方便病人服药。黄家母子为人热情周道，来异授堂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黄楚九对现状并不满足，当时西医和西药已经进入中国，黄楚九意识到西药业在上海会大有前途。他阅读了一些西医书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医只讲五脏六腑，忽略了大脑，这很不完善，西医则十分重视大脑，专门设有脑科。黄楚九认为将“五脏六腑”改为“六脏六腑”才更合理，这也为黄楚九以后卖健脑药打下了伏笔。
同时，黄楚九意识到中药更适合慢性病，对于那些来势汹汹的急症，西药见效则很快，尤其是针剂。当然经销西药的利润也比中药要丰厚，不过，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黄楚九的积蓄显然不够。在朋友的介绍下，黄楚九认识了一位很有钱的寡妇张氏。张氏借给他大洋三百元，并列了字据，两个月后归还本息。两个月后，黄楚九便去还钱，且所付利息高于一般市价。张太太很满意，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守信用，于是又主动借给他大洋四百，规矩照旧。这次，快到两个月时，黄楚九提前三天归还，并提了两瓶上等的补药送她。张太太非常高兴，确信黄楚九是个讲信用的生意人，其实，黄楚九这两次借款都放在家中，他担心投入周转，一旦到期收不回来，就失信于人了。所以，借来的款子，他分文未动，并贴上利息，归还原主。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如此工于心计，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只是早晚的事。经过两次考验，张太太完全信任了这个年轻人，一次借给他三千块大洋，借期延长为一年。
有了借款，加上自家的积蓄，黄楚九在十九岁那年(1890年)将异授堂药房从三马路搬迁至法租界大马路。并更名为中法大药房。药房除了出售传统的中成药膏丹丸散之外，开始研制销售西药。药店取名为“中法”，有取悦法租界当局的意思，也是黄楚九为立足动荡的上海滩所下的一步暗棋。药房开张时，黄楚九大肆宣传，不计成本，他请人做了一块外文招牌“GREAT FASTERNDISPENSARY”，商标定为“万象”，图案为大象驮着一盆万年青，讨其万象更新之意。中法大药房开张不到半年，黄楚九的资本已积累到一万元，药店的营业员已有七人。为了扩展业务，黄楚九再次搬家，药店迁到更加热闹 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
随着生意额的增加，黄楚九感到压力也在增加。压力来自于三种势力：外国殖民者、清政府的大小官吏以及帮会恶势力。黄楚九想到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护身符，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张葡萄牙国籍证，然后在葡萄牙驻华领事馆，办理了中法大药房的注册手续，在药品包装、信封、信笺上都印上了“葡商”字样。他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黄楚九成了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外国人”，赚钱也更方便了。1904年，中法大药房再次搬迁，迁到了汉江路，每次搬迁，黄楚九都要搞成一次大规模宣传活动，大事张扬，登报昭示，装修门面，张灯结彩，鞭炮鼓乐震天，搬家车队所过之处，亦有鼓乐。他这样做，既是为引起新顾客注意，也是告诉老顾客，中法大药房的生意又上一层楼了，并让他们知道药房新的地址。对他来说，每支付一次搬迁费用，就等于开支了一笔宣传、广告费用。
中法大药房迁到汉口路之后，黄楚九拉了几位股东入股，药房由独资变成合股。黄楚九很善于周旋，不断协调着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有的股东若真有急用，想抽走股金，黄楚九显得慷慨好义，以公平的价格买下这些股份，这样不仅他占有的股份越来越多，那些人还很感激他。之后，黄楚九往往在自身经济雄厚后，转而利用股东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以低价购进别人的股份，最后中法大药房又成了他的独资企业。而他的资产已比合股前翻了若干倍了。
此时的黄楚九已不满足制售中成药和代销西药了，要想业务再上一层楼，必须自己研制西药不可。正在黄楚九四处寻觅新药方剂之时，19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黄楚九的面前。黄楚九从一个名叫吴坤荣的药剂师那里看到了一张安神健脑的滋补剂处方。他根据吴坤荣的处方加以调整，亲自配方制药，自己试服，感觉确有疗效，于是决定生产。在此期间，黄楚九还接受了门生周梦白的建议，在处方中加入了咖啡因。咖啡因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作为生物碱的一种，也有一定的成瘾性，就是说吃多、吃久了，服用者就会上瘾。这当然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具有强烈成瘾性的生物碱不可同日而语。时下的可乐可乐、红牛等饮料中多是含有咖啡因的，不过其剂量受到严格控制，虽然对人无明显危害，但皆有一定的成瘾性。在蒙昧的旧中国，药品食品生产无法可依，没有相关机构控制咖啡因的剂量，百姓也缺乏医药知识，一旦服用了黄楚九的补脑汁，立刻有精神振作之感，无不称道。
对于补脑剂，有了配方之后，还得有商品名。黄楚九利用中国人的半殖民地心理，杜撰出一个“艾罗博士”，说这种补脑剂是按美国医学博士艾罗的处方配置而成，所以取名为“艾罗补脑汁”，英文名“YA LESTIMU LANT REMEDY”。药瓶上印有中英文商标，每瓶药附中英文说明书，声称此药能治各种脑病，是真正的“补脑灵药”。经过黄楚九的一番包装，“艾罗补脑汁”成了洋货。
“艾罗补脑汁”上市之后，黄楚九就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一番张扬之后，果然十分畅销，中法大药房日日门庭若市。黄楚九做广告并非一味胡吹海夸，而是所谓“以理服人”。这一点和近百年后，那位炒作“年轻态健康品”，并将脑中的“松果体”强行改名为“脑白金体”的著名商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黄楚九极力鼓吹他所发明的“六脏六腑”说，宣传“健身必先健脑”在医道上是站得住脚的。然后才说道，“艾罗补脑汁”为“滋养脑力之圣药”，不但能“长智慧”，还能“祛百病”。1913年某体，《申报》甚至发表了关于“艾罗补脑汁”的软文，文中说：“欲图一国之进步，当使一国之人民精神日旺，思想日新，舍脑之外，别无精神思想也。故善谋国者必先谋卫生，善谋卫生者必先谋补脑……”，一时间，仿佛只要服用了“艾罗补脑汁”，小则强身健体，大则兴国安邦。这些广告和软文，把握住了社会思潮和消费心理，使“艾罗补脑汁”极为畅销，纷纷登上国内各大城镇药房的柜台，并且远销香港和东南亚诸国，深受华人华侨青睐。
“艾罗补脑汁”成了中法大药房的著名品牌，黄楚九趁着“艾罗热”，推出了艾罗系列产品，如“艾罗解毒药”、“艾罗疗肺药”等等，这些药皆非新创，只是对原有成药加以调整配方，而冠以“艾罗”，便身价倍增，都很好卖。
“艾罗补脑汁”给黄楚九带来了巨额财富，也招致了同行的嫉妒。有个华洋药房的老板黄德馨尤其眼红，干脆花了一笔钱从吴坤荣那里将“艾罗补脑汁”的药方弄到了手。不但如法炮制，还以“真正的艾罗医生补脑汁”做标榜。双方彼此诋毁，互不相让，最终只得对簿公堂。中法大药房开业时，就在租界巡捕房开业注册了，黄楚九知道，在租界里做事，首先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这些年，巡捕房上上下下没少尝过他的甜头。这样打起官司来，对方焉能不输，而且此人本来就是挖人墙角，输了只得自认晦气。
接着有个葡萄牙医生艾罗又将黄楚九告了，认为他在盗用其名义销售药品，黄楚九只得二进公堂。他向法庭解释，“黄”英译为yellow，艾罗是这个英文词的变形和谐音，商标人头下的名字缩写“T.C”即“楚九”二字的中文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此药为黄楚九发明之意。法庭见黄楚九言之有理，又有巡捕房帮忙，便判黄楚九无过。两场官司让黄楚九名声更大，但对于他来说不全是好事，如果“艾罗博士”就是他本人的真相渐渐传开，会让“艾罗补脑汁”的牌子倒掉，这让他非常担心。正巧，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外国混混，自称“小艾罗”，而“艾罗博士”乃是其父，这无非是想敲黄楚九一笔竹杠。黄楚九倒是欣然接招，这次他不与这个外国流氓上法庭，而是把他请到了大饭店，盛宴款待，还请来许多商界名流作陪。席上，黄楚九郑重其事地将这个“小艾罗”介绍给大家，并说其受其父委托与他商谈进一步合作事宜。大家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洋瘪三和黄楚九知道“艾罗”的真假。宴后，洋瘪三在黄楚九的一千块大洋和连哄带吓之下，签署了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协议上写明他就是艾罗医生的儿子，并且申明“艾罗补脑汁”今后归中法大药房独家经营，一切专利、权益全部转让给中法大药房，他与其他人从此不得过问。
黄楚九破了财，却得到了“真正的”艾罗博士发明的补脑汁的独家生产和经营权。有了洋瘪三的这张字据，黄楚九又开始大力宣传自己获得这项“尖端发明”的专利权之如何不易，这大大增加了艾罗补脑汁的销量。
在艾罗补脑汁销量稳定之后，黄楚九又打算开发新的产品了，选择将要开发的新产品的标准为：成本低、利润高、销路好。这次他选择戒烟药，黄楚九也是个瘾君子，他以“戒烟从自己开始”为标榜，声称要为社会做贡献，发明了一种天然戒烟丸，由中法大药房独家产销。说白了，黄楚九生产的“天然戒烟丸”无非是另一种毒品——天然戒烟丸的有效成分是每丸含吗啡0.004克，外加枳壳、陈皮作为添加剂。他的天然戒烟丸一经推出，便大受瘾君子欢迎，并且食之成瘾。“天然戒烟丸”这个产品每年可为中法大药房获利十多万元，以购买力算，折合人民币数千万元。
今天的人们可能认为黄楚九无非是在搞一些保健品而已，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当时的西药也仅此而已。世界上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要在17年后的1924年，才为人们所发现，1940年人们才完成了制备青霉素结晶体和动物实验。后来成为主流的有机化学合成制药则出现得更晚。
虽然黄楚九取得了一时的成功，最终由于盲目地多元化(据说他开了九十九家公司，可能会更多)，以致他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烟消云散，自己也含恨九泉。他是一个广告大师，创意层出不穷，让人瞠目结舌，他的一些炒作手段比数十年后的史玉柱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楚九在短期内聚敛了巨额的财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商人逐利的本能，缺乏一个实业家所需要的种种品质，所以他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黄楚九出生于浙江省佘姚县历山镇桃源村，是明末大学者黄宗羲的后裔。黄楚九的父亲黄知异是当地著名的中医眼科医生，黄家在治疗眼疾以及配制各类眼科用药上有独到之处。黄楚九是小妾所生，他和他的母亲在黄知异去世之后，便失去了保护，只得去上海谋生。幸运的是，黄知异的正妻和嫡出的两个儿子对黄知异的生意毫无兴趣，以至于常年给他打下手的妾和庶出的儿子黄楚九得了家传。1887年，黄家母子来到上海，黄母蒋氏开了一家治疗眼疾的医馆以维持生计和供儿子继续读书求功名，这一年黄楚九15岁。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大城市，被称为“远东明珠”、“东方巴黎”，是中国的经贸中心和工业中心，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光怪陆离的上海滩有一种迥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气氛，人们对金钱的兴趣已远大于对功名的渴望，成功的商人被称为大亨，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黄楚九心思已经无法为四书五经所束缚了，他想创业。当然，他知道一旦把想辍学的打算告诉母亲，母亲非跟他闹翻不可。
有一天，他终于告诉蒋氏他认识了一个人，此人是上海滩的“浆糊大王”。黄楚九硬拉着蒋氏听完了“浆糊大王”的发迹史。公共租界宝善街上，有个外地青年身五分文，无依无靠，但他又不愿意与流氓、乞丐为伍。他整天走街串巷，寻找活命的生计。在游荡的过程中，他发现街面上，无论大店小店，都需要浆糊糊各种东西、商标和信封，因为手头没有，往往跑来跑去借讨，很是不便。这位青年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他脱下外衣，去当铺当了一百文钱，花三十多文买了一只瓦钵，六十文买了面粉，剩下的钱去老虎灶打了开水。他冲调好浆糊，又在马路上检取香烟盒。这样，一只只装满浆糊的香烟盒被分送到各家店铺。店家很满意，有的给个三两文，有的先不给。给的，他说声谢谢，不给的，他也不索取。一天下来，居然累计有一百多枚铜钱，第二天，他又做了同样的事，大店当场付款，小店暂不给现款，月底结算。三个月后，他已稍有积蓄，便向福州路等处扩展业务，颇受欢迎。以每月向每店收取一百文计算，一千家店就可以收到上千元，一年之后收入相当可观。他并不满足，继续向上海滩各条马路发展，几年之后，他终于成了上海滩有名的“浆糊大王”，买了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娶妻生子，成了阔佬。这件事看上去多少有点传奇色彩，但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完全是可能的。“浆糊大王”实现了商业模式上的创新，通过配送浆糊，给商家节约了时间成本，为客户提供了增值服务，所以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小小的产业。可以说，“浆糊大王”卖的不仅仅是浆糊，更多的是服务。
黄楚九自从结识“浆糊大王”以后，对他非常崇拜。“浆糊大王”也很喜欢这个少年，二人交了朋友，并经常请他去家里玩。这也许是黄楚九是小妾所生，从小就很懂事的缘故。“浆糊大王”的成功对黄楚九是个不小的刺激，功名仕途已对他失去了吸引力。蒋氏听完这个故事，知道儿子不可能再静下心来读书了，同时上海的日新月异对她不能说没有影响。她居然认可了黄楚九的人生抉择。这样，蒋氏在家给人看病，儿子外出卖药，上了“社会大学”。
黄楚九走上社会之后，陆续认识了一些江湖艺人，严格意义上说，在城隍庙得意楼前摆摊卖药兼看病的黄楚九也算是江湖艺人。和其他那些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相比，黄楚九有他的优势——他的东西是真的。他那些说唱艺人朋友们时常把黄楚九和他的药编进唱词里，恭维一下，同时，他还常常免费为一些人治病送药，得了他好处的人自然会给他免费宣传。口口相传，有点“病毒式营销”的意思，很快黄楚九的名字在城隍庙一带就响了起来。黄楚九出售的药有四神丸、圣灵解毒丸、名目菊花散、珍珠虎液膏等十几种，逢人便说是根据祖传秘方制成。他的宣传有些夸大，但东西是有效的。随着黄楚九的生意逐渐兴隆，社会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他被衙门拘捕了。有人举报他卖春药，知县一怒之下，不容分说，先责打四十大板，然后鸣锣游街，以示惩戒。蒋氏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几个至交艺人的帮助，总算凑足了一笔银子，设法打通了衙门关节，将皮开肉绽的黄楚九领回了家。黄楚九开始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后经人指点，才明白是自己不懂当地的“规矩”，没有孝敬城隍庙一代的青帮、地头蛇和巡捕。
两年之后，黄家母子终于积攒了一笔资金，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租下一幢石库门的房子，正式开设中药铺——异授堂。药店保留了黄楚九摆地摊时的特色，若是穷人或老人、小孩来看病，则由蒋氏免费应诊，黄楚九抓药，病人多时，黄楚九也看病。店里备有药炉、炭火等物，可供病家借用，还有热水壶和茶杯，方便病人服药。黄家母子为人热情周道，来异授堂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黄楚九对现状并不满足，当时西医和西药已经进入中国，黄楚九意识到西药业在上海会大有前途。他阅读了一些西医书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医只讲五脏六腑，忽略了大脑，这很不完善，西医则十分重视大脑，专门设有脑科。黄楚九认为将“五脏六腑”改为“六脏六腑”才更合理，这也为黄楚九以后卖健脑药打下了伏笔。
同时，黄楚九意识到中药更适合慢性病，对于那些来势汹汹的急症，西药见效则很快，尤其是针剂。当然经销西药的利润也比中药要丰厚，不过，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黄楚九的积蓄显然不够。在朋友的介绍下，黄楚九认识了一位很有钱的寡妇张氏。张氏借给他大洋三百元，并列了字据，两个月后归还本息。两个月后，黄楚九便去还钱，且所付利息高于一般市价。张太太很满意，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守信用，于是又主动借给他大洋四百，规矩照旧。这次，快到两个月时，黄楚九提前三天归还，并提了两瓶上等的补药送她。张太太非常高兴，确信黄楚九是个讲信用的生意人，其实，黄楚九这两次借款都放在家中，他担心投入周转，一旦到期收不回来，就失信于人了。所以，借来的款子，他分文未动，并贴上利息，归还原主。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如此工于心计，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只是早晚的事。经过两次考验，张太太完全信任了这个年轻人，一次借给他三千块大洋，借期延长为一年。
有了借款，加上自家的积蓄，黄楚九在十九岁那年(1890年)将异授堂药房从三马路搬迁至法租界大马路。并更名为中法大药房。药房除了出售传统的中成药膏丹丸散之外，开始研制销售西药。药店取名为“中法”，有取悦法租界当局的意思，也是黄楚九为立足动荡的上海滩所下的一步暗棋。药房开张时，黄楚九大肆宣传，不计成本，他请人做了一块外文招牌“GREAT FASTERNDISPENSARY”，商标定为“万象”，图案为大象驮着一盆万年青，讨其万象更新之意。中法大药房开张不到半年，黄楚九的资本已积累到一万元，药店的营业员已有七人。为了扩展业务，黄楚九再次搬家，药店迁到更加热闹 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
随着生意额的增加，黄楚九感到压力也在增加。压力来自于三种势力：外国殖民者、清政府的大小官吏以及帮会恶势力。黄楚九想到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护身符，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张葡萄牙国籍证，然后在葡萄牙驻华领事馆，办理了中法大药房的注册手续，在药品包装、信封、信笺上都印上了“葡商”字样。他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黄楚九成了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外国人”，赚钱也更方便了。1904年，中法大药房再次搬迁，迁到了汉江路，每次搬迁，黄楚九都要搞成一次大规模宣传活动，大事张扬，登报昭示，装修门面，张灯结彩，鞭炮鼓乐震天，搬家车队所过之处，亦有鼓乐。他这样做，既是为引起新顾客注意，也是告诉老顾客，中法大药房的生意又上一层楼了，并让他们知道药房新的地址。对他来说，每支付一次搬迁费用，就等于开支了一笔宣传、广告费用。
中法大药房迁到汉口路之后，黄楚九拉了几位股东入股，药房由独资变成合股。黄楚九很善于周旋，不断协调着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有的股东若真有急用，想抽走股金，黄楚九显得慷慨好义，以公平的价格买下这些股份，这样不仅他占有的股份越来越多，那些人还很感激他。之后，黄楚九往往在自身经济雄厚后，转而利用股东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以低价购进别人的股份，最后中法大药房又成了他的独资企业。而他的资产已比合股前翻了若干倍了。
此时的黄楚九已不满足制售中成药和代销西药了，要想业务再上一层楼，必须自己研制西药不可。正在黄楚九四处寻觅新药方剂之时，19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黄楚九的面前。黄楚九从一个名叫吴坤荣的药剂师那里看到了一张安神健脑的滋补剂处方。他根据吴坤荣的处方加以调整，亲自配方制药，自己试服，感觉确有疗效，于是决定生产。在此期间，黄楚九还接受了门生周梦白的建议，在处方中加入了咖啡因。咖啡因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作为生物碱的一种，也有一定的成瘾性，就是说吃多、吃久了，服用者就会上瘾。这当然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具有强烈成瘾性的生物碱不可同日而语。时下的可乐可乐、红牛等饮料中多是含有咖啡因的，不过其剂量受到严格控制，虽然对人无明显危害，但皆有一定的成瘾性。在蒙昧的旧中国，药品食品生产无法可依，没有相关机构控制咖啡因的剂量，百姓也缺乏医药知识，一旦服用了黄楚九的补脑汁，立刻有精神振作之感，无不称道。
对于补脑剂，有了配方之后，还得有商品名。黄楚九利用中国人的半殖民地心理，杜撰出一个“艾罗博士”，说这种补脑剂是按美国医学博士艾罗的处方配置而成，所以取名为“艾罗补脑汁”，英文名“YA LESTIMU LANT REMEDY”。药瓶上印有中英文商标，每瓶药附中英文说明书，声称此药能治各种脑病，是真正的“补脑灵药”。经过黄楚九的一番包装，“艾罗补脑汁”成了洋货。
“艾罗补脑汁”上市之后，黄楚九就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一番张扬之后，果然十分畅销，中法大药房日日门庭若市。黄楚九做广告并非一味胡吹海夸，而是所谓“以理服人”。这一点和近百年后，那位炒作“年轻态健康品”，并将脑中的“松果体”强行改名为“脑白金体”的著名商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黄楚九极力鼓吹他所发明的“六脏六腑”说，宣传“健身必先健脑”在医道上是站得住脚的。然后才说道，“艾罗补脑汁”为“滋养脑力之圣药”，不但能“长智慧”，还能“祛百病”。1913年某体，《申报》甚至发表了关于“艾罗补脑汁”的软文，文中说：“欲图一国之进步，当使一国之人民精神日旺，思想日新，舍脑之外，别无精神思想也。故善谋国者必先谋卫生，善谋卫生者必先谋补脑……”，一时间，仿佛只要服用了“艾罗补脑汁”，小则强身健体，大则兴国安邦。这些广告和软文，把握住了社会思潮和消费心理，使“艾罗补脑汁”极为畅销，纷纷登上国内各大城镇药房的柜台，并且远销香港和东南亚诸国，深受华人华侨青睐。
“艾罗补脑汁”成了中法大药房的著名品牌，黄楚九趁着“艾罗热”，推出了艾罗系列产品，如“艾罗解毒药”、“艾罗疗肺药”等等，这些药皆非新创，只是对原有成药加以调整配方，而冠以“艾罗”，便身价倍增，都很好卖。
“艾罗补脑汁”给黄楚九带来了巨额财富，也招致了同行的嫉妒。有个华洋药房的老板黄德馨尤其眼红，干脆花了一笔钱从吴坤荣那里将“艾罗补脑汁”的药方弄到了手。不但如法炮制，还以“真正的艾罗医生补脑汁”做标榜。双方彼此诋毁，互不相让，最终只得对簿公堂。中法大药房开业时，就在租界巡捕房开业注册了，黄楚九知道，在租界里做事，首先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这些年，巡捕房上上下下没少尝过他的甜头。这样打起官司来，对方焉能不输，而且此人本来就是挖人墙角，输了只得自认晦气。
接着有个葡萄牙医生艾罗又将黄楚九告了，认为他在盗用其名义销售药品，黄楚九只得二进公堂。他向法庭解释，“黄”英译为yellow，艾罗是这个英文词的变形和谐音，商标人头下的名字缩写“T.C”即“楚九”二字的中文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此药为黄楚九发明之意。法庭见黄楚九言之有理，又有巡捕房帮忙，便判黄楚九无过。两场官司让黄楚九名声更大，但对于他来说不全是好事，如果“艾罗博士”就是他本人的真相渐渐传开，会让“艾罗补脑汁”的牌子倒掉，这让他非常担心。正巧，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外国混混，自称“小艾罗”，而“艾罗博士”乃是其父，这无非是想敲黄楚九一笔竹杠。黄楚九倒是欣然接招，这次他不与这个外国流氓上法庭，而是把他请到了大饭店，盛宴款待，还请来许多商界名流作陪。席上，黄楚九郑重其事地将这个“小艾罗”介绍给大家，并说其受其父委托与他商谈进一步合作事宜。大家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洋瘪三和黄楚九知道“艾罗”的真假。宴后，洋瘪三在黄楚九的一千块大洋和连哄带吓之下，签署了所谓的“知识产权”协议。协议上写明他就是艾罗医生的儿子，并且申明“艾罗补脑汁”今后归中法大药房独家经营，一切专利、权益全部转让给中法大药房，他与其他人从此不得过问。
黄楚九破了财，却得到了“真正的”艾罗博士发明的补脑汁的独家生产和经营权。有了洋瘪三的这张字据，黄楚九又开始大力宣传自己获得这项“尖端发明”的专利权之如何不易，这大大增加了艾罗补脑汁的销量。
在艾罗补脑汁销量稳定之后，黄楚九又打算开发新的产品了，选择将要开发的新产品的标准为：成本低、利润高、销路好。这次他选择戒烟药，黄楚九也是个瘾君子，他以“戒烟从自己开始”为标榜，声称要为社会做贡献，发明了一种天然戒烟丸，由中法大药房独家产销。说白了，黄楚九生产的“天然戒烟丸”无非是另一种毒品——天然戒烟丸的有效成分是每丸含吗啡0.004克，外加枳壳、陈皮作为添加剂。他的天然戒烟丸一经推出，便大受瘾君子欢迎，并且食之成瘾。“天然戒烟丸”这个产品每年可为中法大药房获利十多万元，以购买力算，折合人民币数千万元。
今天的人们可能认为黄楚九无非是在搞一些保健品而已，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当时的西药也仅此而已。世界上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要在17年后的1924年，才为人们所发现，1940年人们才完成了制备青霉素结晶体和动物实验。后来成为主流的有机化学合成制药则出现得更晚。
虽然黄楚九取得了一时的成功，最终由于盲目地多元化(据说他开了九十九家公司，可能会更多)，以致他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烟消云散，自己也含恨九泉。他是一个广告大师，创意层出不穷，让人瞠目结舌，他的一些炒作手段比数十年后的史玉柱有过之，而无不及。黄楚九在短期内聚敛了巨额的财富，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商人逐利的本能，缺乏一个实业家所需要的种种品质，所以他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